我觉得，应该放过已经道歉的韩红
各位好，前两天写了一篇《我给你走个面，谁给我走个面？》聊了聊我眼中的冯小刚的《抓特务》和韩红“走个面”的发言。今天看到新闻，说韩红已经道歉了。
道歉还分两个版本，一个是微信朋友圈里的，另一个是微博上比较正式的：
综合看下来，我有一个感觉，我觉得韩红可能还是隐隐觉得自己挺冤枉的。你看她说，自己的错误在于“轻率随意、思虑不周、措辞失当、产生了负面观感”，这话翻译翻译，其实就是说自己撞在了大众情绪的枪口上，有点躺枪的意思。
我觉得是对的。
正如我上一篇文章聊到的，其实冯小刚这次的《抓特务》，虽然名字引人反感，但电影本身可能确实不是烂片，只不过受限于审核制度，我赌它未必拍的出什么深意，并且不打算去看就是了。
那么韩红的“走个面”犯众怒有犯在哪里了呢？犯在她暴露了精英阶层的“人脉救生筏”——眼下经济形势不说也罢，很多人面临失业、财产缩水、收入断崖式下降等难题。当然，冯小刚这样的导演可能也难，电影审核力度这几年肯定是越来越严，冯这一次的《抓特务》，虽然在标题上已经极近讨巧之能事了，但可以想见，从艺术完成度上看，应该是不那么高的——若非如此，也就不必把好端端的电影首映宣发会，搞得跟卖惨会一样，引得韩红氛围到那儿了，不自觉的说出了走个面。
所以普通人也难、名人也难，这是一个事实，但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呢？在于名人毕竟有资源、有人脉，像冯导这次这样，虽然电影拍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票房也比较惨淡；但毕竟还是名导演，可以拉一群名人来站台，号召大家“走个面”。
可普通人可就惨了，我给你走了面，谁给我走个面啊？普通人工作丢了，房价跌了，生活遇到了困难，可以开这样一场发布会，号召大家“走个面”么？不行吧？
所以哪怕同在困苦里，人和人之间依然是有区别的，有人还有“人脉”这个救生筏，有人就没有。韩红无意中点爆了这一点，触犯了公众当下最碰不得的霉头。
好死不死，她还又加了一句“咱就有了”。这话特别火上浇油。因为首先一个问题，谁是韩红口中的“咱”？是她动员买票的几千万北京老少爷们、娘们么？恐怕不是，因为大家是掏钱买票的，买了票看场电影，不能就怎么“有了”。真正“有了”的算来只有冯导和电影的制片方。
所以“咱就有了”这话涉嫌刻意模糊主体，道德绑架和PUA受众，类似于公司领导让你无偿加班，理由是“（你）努力奋斗，我们公司才能做大做强”，但老板说的额这个“我们”，其实不涉及无偿加班的你，最后是你努力他享福。中国人在职场和其他场合遭遇的这种PUA太多了，平素遇上都是敢怒不敢言，如今终于对线上韩红这么个即敢怒又敢言的对象，还不骂你骂到死？一泄胸中积聚已久的怒气？
这就是韩红为什么触了这么大霉头的主要原因。
所以那篇文章，我觉得韩红触碰这个霉头，倒霉是倒霉，但多少也有点活该。
但我为什么又说，既然韩红道了歉，我觉得大众应该点到为止呢？
因为我觉得，社会不应该因为某人说错了一句话，或者哪怕只是触犯了大众的某个情绪，就把人一棍子敲死。我们应当有“错误退出机制”。
冯小刚那部引发争议的《抓特务》，原著《无悔追踪》中有个情节，主角肖大力之所以盯上冯静波，就是因为后者的一次跟邻居的寻常聊天，谈到了山炮的射程。肖大力觉得冯只是一个老师，不应该知道这么专业化的军事问题，于是就盯了“抓特务”抓了整整三十多年。
当然，在小说中，肖大力是公安干警，而冯静波真的是国民党留下的特务，从一句话里找出嫌疑，并无悔追踪了几十年，表现了我公安干警洞悉一切、锲而不舍的精神。
但在现实中，如果他不是警察、而你也不是特务，你真遇到这么一个人，因为你一句话说的不合适，就对你穷追猛打、死咬到底了几十天、几个月、甚至几十年，你想想这个事儿会有多么的恐怖和痛苦？
而这种恐怖和痛苦，在我们的社会中并不单纯是文学创作。我记得直到我小时候，祖父母的朋友逢年过节往来，我还真见过那种老“右派”——就因为在某个特殊的时期，被组织和领导鼓励着提了几句意见，后来事情一“起变化”，就被打倒了几十年。甚至直到我童年时代，祖父母送走了那些访客，还要叹息一句，“他是个摘帽右派，这辈子过得可苦了。”
我记得当时我还问，说既然都“摘帽”了，为什么还是卸不掉那种重担？记得当时大人看我的眼神就很复杂而惶恐。不知道怎么跟我解释。后来我自己长大渐渐明白了，在那个年代，现实往往是很残酷的，有的时候你说错一句话、办错一个事儿、走错一小步，你可能这辈子就完了，任你之后怎么道歉、忏悔、甚至恳切的“接受改造”，你这辈子其实都摘不下被扣在你头上的那顶帽子。而这个帽子绝不仅仅是体制给你的，哪怕体制给你摘了帽子，你周围的同事、邻居甚至亲人，都会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你，那样的眼光，其实就是“抓特务”。
所以就像我说的，我不会去看《抓特务》这个电影，就是因为这个电影的名字就勾起了我这些不那么好的回忆。而我觉得，正因为我们不喜欢这个名字，要告别这种思维，我们才要从自己身上开始，告别那种因为一句话、一件事，就把人一棒子打死，舆论宣判死刑的行为习惯。
因为一个地狱的时代，不单单是环境给每个人的，也是每个人赋予那个环境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不宽容、不宽恕到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也不能原谅，那我们就无从要求但我们说错某句话时，社会能放过我们。
韩红这次确实撞了公共情绪的窗口，她也道歉了，就这样结束吧。杀人不过头点地，还要怎样呢？
一百年前，上世纪20年代，鲁迅和林语堂有过一场关于“费尔泼赖”（Fair Play）的争论。
林语堂先生留学过英国，觉得英国人在私德上很宽容，于是就撰文提倡英国式的绅士风度，他认为中国人最缺的就是这个，对于下野的段祺瑞等前民国官僚，应该像足球场上对待下场的球员一样尊重并放过，主张“不打落水狗”。
而鲁迅先生随即写下了那篇著名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针锋相对地提出：“落水狗”不仅要打，而且应该痛打。因为在当时的鲁迅看来，那些所谓的“落水狗”本质上是咬人的恶犬，等它们一旦爬上岸来，抖抖身上的水，只会变本加厉地反咬一口。所以必须趁着对方落水的机会，除恶务尽。
当然这场争论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知道，鲁迅先生吵赢了（那年头谁吵的过鲁迅啊），于是“痛打落水狗”代替儒家的“忠恕之道”成为现代中国人的性格审美底色。我们在骨子里变得喜欢“除恶务尽”，觉得一个人倘若犯了错，自然应该道歉，但倘若你一旦道了歉、做了自我批评、自我检讨了，那我就更没有理由饶恕你了，毕竟你自己都表示要深刻忏悔、接受改造了么，要痛打落水狗。
所以在我们的社会，肯道歉和做自我批评的人，尤其是名人，下场都不怎么美妙。远的咱不联想，你点点这些年因为一句话、一件事翻车的那些公众人物吧，有一个人是因为事后陈恳道歉，就获得公众的真正原谅的么？我印象中好像没有，都是随着新闻热点的过去，渐渐被大家遗忘了而已。
但这种“道歉也没用”“痛打落水狗”的道德审美趣味，放在社会运行当中，其实是有一个绝大的Bug的，那就是它会因为缺少了“过错退出机制”而让犯错的人绝望——一旦你承认你自己犯了错误，你就把自己钉死在耻辱柱上，永远没有能下来的时候。这种预期的结果，就是鼓励人在有能力的时候死不认错，并尽一切手段党同伐异。
因为在一个不原谅、不宽恕、没有“过错退出机制”的社会里，“认错”就等同于交出最后的防线，等同于自愿走上绞刑架。
这个道理就像《抓特务》里的肖大力和冯静波，你想想这俩人的关系为什么最后搞成了一个死结？因为那个年代冯的“特务”身份是没有退路的，哪怕他潜伏后什么也没干，一旦自我承认，就是个死。于是两人就只能斗到不死不休。
但现实中，其实没有那么矛盾非要闹到这个地步。很多国人秉持重刑主义，对公共人物的什么错误都呼吁小错大罚，但既然认错也是死，顽抗也是死，那聪明人的最佳生存策略必然是在还有能力挣扎的时候死不认错、指鹿为马，甚至在自己手握特权时，抢先一步把可能审判自己的人通通打翻在地。
当“痛打落水狗”成为唯一的舆论美学，我们不仅没有消灭恶，反而逼得这个世界不得不长出最顽固的伪装。
这也就是为什么，近些年我们看到的那些公众人物或大企业翻车时，公关手段变得越来越刚性、越来越冷酷。要么是蓝底白字毫无感情的法务声明，要么是漫长的装死甚至找关系捂嘴。大家都在尽一切手段避免进入“道歉”的程序。因为前车之鉴历历在目，道歉也不会获得原谅，在奉行“痛打落水狗”“墙倒众人推”的舆论场上，谁先低头，谁就率先沦为被群狼撕咬的落水狗。
我们常常嘲笑日本人喜欢鞠躬道歉是“躬匠精神”，又觉得基督教那套喜欢跟上帝忏悔的仪式很虚伪做作，但实际上，一个正常的文明，不仅要惩治犯错者，而且要给犯错的人以用认错清洗错误的标准仪式和“退出机制”，明确他怎样道歉，做到什么程度，这件事就哪儿说哪儿了，不再追究了。若非如此，所有的盯防都会像《抓特务》演的一样，蔓延人生，无有终结。
说回韩红这次的“走个面”，虽然我之前文章也说她这话说的让大众气愤，但我觉得这错误本身是个无心之失，加上碰上了公共情绪的风口。道个歉，这事能翻篇就翻篇。何况她还确实深耕公益事业多年，不说将功抵过吧，总应该凭此获得了大众哪怕基本的信任和宽容。
所以我真的挺看不惯今天有些人继续撰文“宜将剩勇追穷寇”继续拿韩红开涮的，我觉得他们那个口气，就差要韩红“深挖思想根源”“彻底洗心革面”了。杀人不过头点地，这是要闹哪样呢？
如果你不喜欢《抓特务》这个电影标题蕴含的许多味道，那你就不应该在别人已经为一句无心之语道歉之后再没完没了的穷追猛打。
如果你认同《抓特务》这个标题和它背后的那种味道……那韩红号召你为这个电影买票走个面，这建议就挺合适你的啊，她都没必要道歉。
我希望我们的舆论场创造一个先例——至少先放过一个已经道了歉的名人，不为别的，就为我们自己将来万一“祸从口出”的时候，能有要求被宽容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