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巨擘：第4次工业革命 中美已并驾齐驱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表示，中国在前三次工业革命都落后，如今以AI为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与美国在同个起跑线上，而2049年中国可成为全球经济、科研的中心。他预测，AI将使会计师、律师、软体工程师等职业被取代，社会财富分配结构将呈现“沙漏型”，中产阶级大幅缩小，这是中国要面对的挑战。
林毅夫曾任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者，是中国经济学界巨擘。林毅夫日前出席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数智跃迁与经济转型－北京大学数位与人文·高端对话”论坛，并发表演讲，主题为“数智化时代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前三次工业革命，中国都落后
林毅夫演讲内容：
中国在农业社会的时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鼎盛的文明。从各种历史数据的研究，中国有1500多年的时间是领先于全世界的。但是在18世纪中叶发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与机械化的工业革命的时候，我们没有抓住这个机遇，接著就从世界上最鼎盛的文明，变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现在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怎么来抓住这个机遇？当然要抓住这个机遇，是需要有基础的。首先，在前三次工业革命我们落后，但是从1949年建国以后，我们一直维持著社会稳定，把发展作为我们的第一要务。同时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达成了不曾有过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双奇迹”。
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很多领域，我们已经填补了，很多领域我们不仅赶上，还处于世界领先，例如电气化里面的家电产业，中国当之无愧是世界产业的引领者。在钢铁方面，其他前10名国家的钢铁产量总和加起来，还不如我们国家多。在机械化部分，现在很多机械领域，我们与发达国家如德国的差距并不大。当然有些领域，我们是落后的。这是我们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本态势。
林毅夫认为，包括电气化以及机械，中国已经补上前三次工业革命的短板，物质条件已经充足。图为中国北京2025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日，一台中国优必选（UBTech）人形机器人正在搬运箱子。（美联社）
人工智能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中国有优势
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了，他是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数位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第四次工业革命对我们民族复兴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这次抓住了，能够与其他国家并驾齐驱，甚至能够领先，那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就会实现。但如果我们没有抓住机遇，那可能就会像过去一样，即使当时我们在世界上是领先的，可是只要落后了一步，就可能导致落后百步。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我主观上要有良好的愿望，也需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首先我们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前面三次工业革命的内容，我们补的差不多了，给了我们很好的物质条件。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有几项优势。
与前三次工业革命相比，第四次工业革命有一个明显不同的特性，前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研发周期通常长达30年、50年甚至更久，而本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周期相对很短，12个月已属于较长周期，部分研发可能仅需半年。
这种特性的重要性在于，若研发周期漫长，则研发过程不仅需要大量人才，也需要庞大的资本投入，而我们在资本密集的研发投入上尚不具备比较优势。西方已开发国家自第一次工业革命起便占据先机，从落后走向领先，已维持全球领先地位近250年，其资本累积远比我们丰富。
以人均GDP这个衡量人均资本的重要指标为例，已开发国家的人均GDP是我们的3倍、5倍甚至更高。因此，对于那些需要大规模资本投入的领域，除了涉及国防安全等国家核心利益的领域必须集中力量、依托新型举国体制推进攻关外，其他领域均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林毅夫指出，AI时代产品研发周期短，中国具备庞大的人才数量可以冲刺研发，这是中国的优势。图为华为昇腾参与AI展。（AP）
中国与美国并驾齐驱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我们具备以下独特优势：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研发周期内所需资本投入相对较少，主要投入是人才投入。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领域人才储备，相关专业毕业生每年超过600万人，超过其他排名前10国家的数量总和。因此，我们在掌握第四次工业革命机会方面具备显著的人才优势。
尽管中国人均GDP与先进国家存在差距，但中国人口规模庞大，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已成为全球最大市场。以14亿人口的规模优势，我们拥有极为丰富的数位化、智慧化应用场景，而应用场景对于数智化技术的迭代与落地十分重要。这是中国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另一个重要优势。
基于上述分析，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中国不仅与已开发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完全有可能在此次工业革命中领先。第一次工业革命由英国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美、德双轮驱动，第三次工业革命则由美国再度领跑；现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至少能够与美国并驾齐驱。
AI革命第一难题：就业将遭重击？
如何因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当然，新机会必然带来新挑战。历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挑战在本质上具有共性。一方面，新技术推动新兴产业生产力水平提升，同时导致传统产业被替代，因此相关就业岗位随之消失。另一方面，在生产力提高的过程中，经济结构必然经历调整与转型，这一过程往往伴随著阵痛。
例如，工业革命前，交通运输主要依赖马车，形成了包括马车制造与马车夫在内的产业体系与就业岗位，而蒸汽机的发明逐步取代了马车在长途运输中的地位。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内燃机汽车的问世，则使马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仅作为文化怀旧的小众旅游产品存在。
那么，马车制造业从业人员及马车夫的失业问题该如何解决？目前，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生产力水准的提升作用是显著的，但同时对就业市场的冲击也将更为突出，并且，此次冲击与以往并不完全相同。
百度旗下无人驾驶计程车“萝卜快跑”在中国大陆刮起旋风，却也引发科技发展与社会就业之间的冲突问题。（取自微信公众号／盐财经）
会计师、律师、软体工程师将AI遭取代
历次技术革命通常替代简单劳动，但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被替代的很可能是以往被视为高端脑力劳动的岗位，例如会计师、律师、软体工程师等职业。整体而言，规则明确、重复性高、创造性弱的工作岗位，最容易被人工智慧等新技术所取代，这一结论已得到许多研究的证实。
与之相对，具有高度创造性、蕴含人类情感因素，或需要在复杂环境下做出综合决策的工作岗位，至少在目前阶段仍难以被替代，且社会对此类岗位的需求还在增加。就业结构的调整所引发的社会阵痛，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之一。
AI革命第二难题：贫富不均加剧
第二大挑战是财富相对集中的问题。这是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就存在的现象。马克思最早对工业革命引发的财富相对集中与两极化现象进行了系统性研究，而皮凯提的后续研究进一步证实，这种两极化的趋势正不断加剧。从当前情况来看，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加剧这一现象。
例如，相关研究显示，亿万富翁的人数逐年递增。目前，与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人工智慧领域相关的亿万富豪已有114位，光是今年年初至今就新增了46位。财富集中不仅反映为富豪数量的增加，更出现了财富向少数寡头高度集中的现象。辉达公司市值已超过5兆美元，甚至高于德国全年GDP。这一趋势使得全球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愈发严峻。
同时，人工智慧与自动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大量劳动力被取代，资本投资的报酬率大幅提升。因此，财富分配会向资本倾斜，利润向资本集中，而劳动在所得分配中的份额则会下降。在此过程中，传统意义上被视为高端的就业机会以及中产阶级家庭所依赖的就业机会将会萎缩。
AI带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恐怕会导致传统中产阶级加速受到压缩，贫富差距扩大。（美联社）
中产被掏空？未来社会财富分配转向“沙漏型”
因此有观点认为，未来的社会财富分配结构可能呈现“沙漏型”，顶端是少数掌握庞大财富的富豪，中产阶级规模大幅缩小，底层则是数量庞大的低收入群体。面对上述挑战，我们的态度应是正视挑战，不能因畏惧挑战而不去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会。因为如果不去积极拥抱这段历史机遇，便可能重蹈错失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后续的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机会的覆辙。
在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在享受其带来的生产力提升、新就业机会创造与财富增长等好处的同时，我们该如何应对随之而来的社会经济调整问题？我认为，这需要发挥有为政府的角色。政府需创造鼓励创新的环境，以协助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但要防范国家治理被少数巨富所裹挟。
2049年中国成为世界科技、经济中心？
到2049年，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保守估计人均GDP应能达到美国的一半。考虑到中国现在人口略大于美国的4倍，尽管两国均面临人口老化问题，且美国可能因移民政策而吸收更多人口，而中国移民相对较少，但预计到2049年中国人口仍将是美国的4倍。如此计算，若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50%，中国整体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2倍。
在此情况下，中国将成为世界科技中心。科技发展依赖人才支撑，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天赋高的人才总量约为美国的4倍，尽管美国有吸引移民的传统优势，但届时中国对移民的吸引力或将超越美国，此乃因从科研投入看，美国和中国的研发经费一般占GDP的2.5%，因此，中国经济规模的2倍。这意味著中国能为科学研究人才提供更好的支援与发展平台，以实现其个人能力与学术抱负。
林毅夫预测，中国在2049年将成为全球科研、经济中心。图为上海街景。（中央社）
因此，凭借4倍于美国的人才数量，以及2倍于美国的科学研究投入所带来的对外来人才的吸引力，世界科研中心和科学领域诺奖得主的中心一定会转移到中国。不仅如此，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也将迁至中国。
我坚信，当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后，世界经济中心将转移至中国，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也将随之转移至中国，中国将成为全球经济学大师辈出的中心。这项规律不仅适用于经济学领域，也适用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应做好准备，迎接世界经济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向中国转移、全球经济学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大师辈出的中心向中国转移的历史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