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斗必然亡国，可亡国也得内斗
北宋有一个单位，叫做进奏院。
这个进奏院啊，是北宋中央朝廷和地方衙门传递信息的这么一个机构，负责的事情还是很多的，接收转发朝廷的诏令，地方的奏章，还要负责发行北宋官方的报纸，也就是邸报。
用今天的话说，这个进奏院是机要通讯单位，还是朝廷官方的新闻发布中心。
进奏院中的最高职务，一把手，叫监进奏院，当时由大臣苏舜钦担任。
在北宋仁宗庆历四年的秋天，按照惯例，进奏院要举办一年一度的“赛神会”，什么叫赛神会呢？
这个是京师开封城里各个单位都有的这么一个传统活动，类似于今天的年终联欢会。
办联欢会你得有钱啊，这个钱从哪里来呢？按照规定，各个单位可以动用一年来本单位积攒的资金来操办，比如进奏院，他们办联欢会的来源就是，卖掉一年以来积存下来的废旧无用的公文纸张，说白了就是卖废品嘛。
尽管资金不太充足，但苏舜钦还是尽可能的想要把这场联欢会办的体面一点，所以他不仅邀请了进奏院的诸多同僚，还请了自己的很多朋友来助兴，这些人大都是当时北宋文坛和政坛的青年才俊，当时来了很多人，很热闹，联欢会上，觥筹交错，推杯换盏，甚至还有官妓歌舞助兴。
到酒酣耳热之际，大家开始联句作诗，吟词助兴，其中一个叫做王益柔的人，时任集贤校理，普通文职，他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诗：
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
这个诗我们先不说，我们先说联欢会。
这场联欢会还没办完，消息不胫而走，就传到了御史中丞王拱辰的耳朵里。
王拱辰，十九岁就中了状元，也是一个能人强人，而且他政治嗅觉很敏锐，掌握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如获至宝，马上就指派手下，御史鱼周询和刘元瑜上章弹劾苏舜钦。
（苏舜钦像）
弹劾苏舜钦，罪名有三条。
第一，办赛神会，应该用进奏院中，账目上记录在册的资金，要么就是你苏舜钦自己掏钱，你怎么能用卖废品的公款来请客吃饭呢？你这属于是贪污。
第二，宴会上王益柔写的这两句诗，很有问题。
“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
北极在古代星象学中象征着天帝的居所，也常用来代指皇帝居住的地方，就是皇宫，王益柔说自己醉卧北极，这就好比是一个做臣子的喝多了躺到了皇帝的龙床上，遣帝扶就更过分了，还要让皇帝来搀扶喝醉的自己，宋仁宗要是看到这句，第一反应必然是僭越和大不敬。
再说后面这句，周公是周朝的圣人，制礼作乐，是儒家政治理想的化身，孔子更是至圣先师，历代帝王无有不尊，王益柔却说要把这两位圣人赶去当奴隶，这不仅仅是他个人在学术上的狂悖，更是对以儒治国的北宋官方意识形态的挑衅。
第三，根据王拱辰调查，有人在服丧期间来参加宴会，还和妓女坐在一起，这更是违反礼法。
弹章上去之后，朝廷也很快做出反应，下令让开封府彻查，一时间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宋九朝编年备要》卷十二：昨闻宦者操文符捕馆职甚急，众听纷骇。舜钦等一醉饱之过，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是？
我们看这个记载，这是当时的枢密副使韩琦跟仁宗说的，韩琦说苏舜钦他们不过是吃了一顿饭而已，没必要这么大动干戈吧？
王拱辰当然不认同韩琦把事情定性为“一顿饭”的说法，接下来更多的大臣参与了进来，翰林学士宋祁，知制诰张方平，弹章越来越多，朝廷里甚至有王益柔其罪当诛，应该把他杀掉的言论。
一个年轻人，酒桌上胡言乱语，不知深浅，冒犯天威，的确应该教训惩处，但问题是，似乎没有必要如此不依不饶，到了明清文字狱的那种程度吧？
哎，这个事情的症结，不在酒桌上，而在酒桌外。
当时，范仲淹，杜衍等人正在推行庆历新政，就是一个整顿吏治，改革科举，限制贵族，加强军备的这么一个新政策。
其实这是好事儿，富国强兵嘛，但问题是古代历史上，但凡是变法改革，有受益者，就必然有利益受损者，庆历新政如果推行下去，会动很多人的奶酪，磨勘（升迁考核）变严了，荫子（靠父辈做官）变难了，很多官员在新政里连保住官位都困难，所以反对新政的声音非常多。
您想想，苏舜钦是杜衍的女婿，还是范仲淹推荐的，包括王益柔，也是范仲淹的门生，那么在王拱辰等人看来，这场宴会简直是打击新政派的天赐良机。
《资治通鉴续编》卷二十一：盖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
史料上说的很明白，这完全是想要借王益柔来牵连范仲淹，拿苏舜钦来动摇杜衍，包括案发之后，王拱辰还洋洋得意的说：
《宋大事记讲义》卷十：吾一举网尽矣。
我这一网打下去，全都给捞干净了。
的确，最开始朝廷对苏舜钦的处理意见只是“追两官，罚铜二十斤”，就是降两级，顺便罚点款，但是随着案件的发展，处罚逐渐加重，到最后苏舜钦直接被除名勒停，开除公职，削籍为民，余下参与宴会的十来个人，也全都被贬逐出京。
最终做出这个处理的，当然是宋仁宗。
从判决的轻重，也可以看出宋仁宗的心路历程。
仁宗最开始当然是支持新政的，但是随着反对的声浪越来越大，皇帝的态度也开始动摇了，而且仁宗看着新政派官员来往密切，斗志昂扬，拧成一股绳，他没来由的就会浮现出“朋党”二字。
就在庆历四年四月，仁宗还专门问过范仲淹：
自古以来，小人们聚在一起，就成了朋党，那君子们也会成为朋党么？
范仲淹回答：
臣在边关的时候，好战的也自成一派，怯战的也自成一派，在朝廷里呢，正邪之党也是一样的，正义的人也会结成一派，邪恶的人也会结成一派，可如果结党是为了做好事，那对朝廷又有什么坏处呢？
这番言论，在范仲淹眼里是君子坦荡荡，是光明磊落，但在仁宗听来，无异于是范仲淹承认了自己结党。
在传统的政治伦理中，朋党是帝王最忌讳的，皇帝最害怕的就是大臣们抱团，因为抱完团的下一步就是架空皇权，仁宗这一看，新政派不仅不避嫌，反而以“君子结党”而自居，您说皇帝怎么想？
欧阳修更是直接给宋仁宗写了一封《朋党论》，公开为君子之党辩护，欧阳修说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在某种角度来看这简直是火上浇油。
仁宗早就承受不住关于新政的种种非议，现在新政派官员又在进奏院里喝酒作乐，写狂诗，召官妓，皇帝从重处理已是必然。
《东轩笔录》卷四：仁宗临朝，叹以轻薄少年，不足为台阁之重。
被打击的不仅是苏舜钦等人，案件发生之后数月，到庆历五年正月，杜衍罢相，范仲淹则被罢去执政之位，韩琦后来也被罢免，可以说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都出局了，新政自然也宣告失败。
这个案子，看似是整肃官风之案，但本质上是一场政治倾轧，表面上的酒食之过，狂放之语不过是借口，真正的原因还是新政派触动了保守派的利益，当新政已经到了一个马上要成功的阶段，保守派就算是无所不用其极也要让新政停下来，何况进奏院一案还真的被抓到了一些小辫子，所以才让本案从一个本来可以轻松处理的案子升级为了震动朝野的大案，而苏舜钦，不过是北宋频繁党争下的一个没人在乎的牺牲品罢了。
（宋仁宗像）
可以说，从庆历新政到熙宁变法，北宋多次错失改革良机，背后的病灶之一就是党争。
很多好的政策，不是输给了现实上的困难，而是输给了自己人的内耗上。
庆历新政的核心是“事”，是要解决三冗问题，是要增强国力，但党争一参与进来，主题就变成了“人”，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谁是哪个党的？一旦辩论的中心从该不该改革变成你是不是结党营私，理性的政策讨论就消失了。
读史至此，颇有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慨，这大概也是每个读宋史的人都会有的心境，庆历新政是如此，后来的熙宁变法，元祐更化，无一不是这个循环的重复。
从这个角度来说，北宋之灭亡，难道不是亡于党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