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习会两周后，北京降下铁幕
中国国务院于2026年6月1日正式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日起施行。这部新规不仅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更明确的框架，更大幅强化国家安全审查、技术与数据出口管制，以及对已完成交易的“解绑”机制。
表面上，《对外投资法》是一部规范企业境外投资活动的法律，但从此次公布的条文内容来看，其影响范围实际上可能延伸至个人层面。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科技、量子计算等被视为战略产业的领域，北京已不再单纯关注资金是否流出，而是开始关注技术、数据与人才是否流出。
Meta-Manus案：新规的直接催化剂
过去几年，不少中国科技创业者选择将公司迁往新加坡或其他海外司法辖区，再寻求欧美资本投资。然而在新的监管框架下，即便企业主体已经完成海外重组，相关技术团队、研发成果以及核心人才仍可能被视为国家战略资源而受到监管。对于高端工程师、科研人员以及科技创业者而言，未来赴海外创业、参与外国企业并购或担任技术顾问的合规成本都可能提高。
就在一个月前，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以国家安全为由，勒令美国Meta Platforms撤销对新加坡AI新创Manus的收购案。Manus虽在新加坡注册，但核心技术与人才主要来自中国大陆，其员工跨境移动与技术转移被视为“新加坡洗白”（Singapore-washing）的典型案例。
新规明确禁止未经许可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海外工作、提供技术指导或安排跨境培训等方式，转移国家禁止或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这直接针对Manus案中“先移人才与业务至新加坡，再寻求外资收购”的模式。
20250423-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Manus。（网络AI生成）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科技政策研究者在受访时表示：“这不是单纯阻止一桩交易，而是释放信号——中国不会允许关键AI人才与技术透过『离岸包装』流向西方，尤其是美国。”
从反外资法到反技术外流法：回应美国《全面对外投资国家安全法案》限制
2016年前后，北京主要担心资本外逃，因此限制企业海外并购与房地产投资；2020年后，美国开始扩大对中国半导体与AI产业的限制，中国则逐步建立出口管制制度；到了今天，《对外投资法》实际上已成为中国资金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规定》第一条开宗明义，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并重。相较过去以鼓励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新规有几大亮点：扩大适用对象：首次明确涵盖“中国境内居民个人”，意味著高净值个人海外置产、设立离岸公司等行为也可能纳入监管。安全审查机制：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可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资产转让进行审查，并有权责令处分股份、停止投资。反制措施：若外国对中国投资实施歧视性限制，北京可采取对等反制，包括禁止或限制相关外国实体在华投资、贸易，甚至列入反制清单。罚则加重：违规投资可处投资额0.5%至1%的罚款，并可能在一定期限内禁止从事对外投资活动。
2025年8月8日，中国北京2025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日，一台人形机器人手持中国国旗。（美联社）
中国官媒强调，此举“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旨在防范资本无序外流与技术外溢。据此前彭博新闻社的报道，2025年中国未经许可资本外流估计高达1兆美元，新规正是试图将此现象制度化管控。
这部新规也被认为指向美国现有的一项政策。美国已于2025-2026年间透过《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 2026）及《全面对外投资国家安全法案》（COINS Act），大幅强化对中国等“关注国家”的对外投资审查，涵盖AI、半导体、高超音速等关键技术。
AI成为国家战略资产北京正在构筑自己的“投资防火墙”
北京近年来不断强调AI属于国家战略资源，并将人工智能与半导体、量子科技、生物科技并列为未来竞争核心。Manus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
对于中国决策层而言，当前最大的担忧已经不是资本流失，而是技术与人才流失。在美国持续扩大对中国高端芯片与AI模型出口限制的背景下，北京越来越倾向于把AI企业视为国家资产，而非普通商业公司。任何可能让美国企业获得中国AI技术、研发团队或训练数据的交易，都将面临更严格审查。
长期以来，外界习惯将美国的CFIUS（外国投资委员会）视为全球最严格的国家安全投资审查机制。
北京清飞科技在北京中关村展示中国智能科技的“AI机器人”。（美联社）
如今，中国正逐步建立自己的对应体系。无论是近期针对跨境证券交易平台的整顿，还是此次《对外投资法》正式实施，都显示北京正在形成覆盖资本、数据、供应链与人才流动的完整监管网络。
新法允许中国对限制中国投资的国家采取对等反制措施。这意味著未来中美科技竞争不仅发生在芯片出口管制领域，也可能延伸至跨国并购、风险投资与创业融资市场。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新法短期内不会直接影响出国留学、海外就业或一般性的境外投资活动。但对于身处科技产业链上游的专业人士来说，全球化时代原本相对自由的人才流动环境，未来可能面临更多审批与监管要求。目前这项规定并未涵盖台湾居民的税务问题，但是一些在陆台商也需要密切关注自己所属的大陆税务机关的公示。
如果说过去十年中国监管逻辑的核心是“防资本外逃”，那么2026年出台的《对外投资法》则显示，北京的战略重点已经转向“防技术外流”。同样必须面对一个新的现实：企业注册地或许在海外，但监管边界仍可能止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