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习会的帝王级肥皂剧，上演谁的“最后晚餐”？
川普访问北京，其实，我觉得这是很闷的话题。但与此同时，我又一直对“中美元首外交”这个题目有点奇怪感觉，因为身边夫人当年硕士论文“研究”的，正正就是中美元首互访，得出了石破天惊的观察：中美元首见面越多，中美关系越重要。
元首峰会成功篇─尼克松、柯林顿到乔治布希
当然，没有研究员会引述这篇“论文”，但国际关系学界对国家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直接互动，也的确自成一家，称之为 “summit diplomacy (高峰外交)”。例如外交研究学者Geoffrey Berridge是长期研究这类峰会外交的权威，而从冷战到今天，中美元首互访足以构成一个大数据规率，几乎已变成全球政治代表场景：有时真的可以改变世界，有时则只是把世界原有变化，用人类可以理解的方式展示出来。我们可以先重温一些“成功”例子，然后，再说失败的。
那次访问之所以重要，自然不是因为一贯反共的尼克松突然欣赏中共，而是因为中苏交恶后，中美第一次发现彼此有共同战略利益。美国深陷越战，希望利用北京牵制苏联；中共则希望打破国际孤立，而且也担心苏联乘虚而入。《上海公报》不只是外交文件，而是直接改变冷战三角结构的划时代产品。其后中共获得联合国席位、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改革开放，全部都是这次突破的副产品。
另一个没有那么受注目、但同样改变世界规则的美国总统访华例子，其实是1998年的柯林顿。
今天很多人已经忘记，曾几何时，西方精英对中国崛起其实抱有相当乐观、甚至带点天真的想像。冷战结束后，华府主流精英普遍相信“和平演变论”，相信只要中国持续融入全球化，最终就会“自然而言”成为自由主义阵营的一员。自然而言？没错，当时就是那么天真。柯林顿访华，本质上是这种 engagement strategy (接触政策)的高峰，确立了美国“全力支持”中国融入美国领导的全球化秩序的基本国策。其后中国成功加入WTO，不用再年年用释放政治犯和美国交换最惠国待遇，大量外资与产业链进入中国，中国正式变成“世界工厂”，然后，其他就是历史了。可以说，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大程度源自这段时代建立的国际环境，也就是北京官方说的“战略机遇期”（aka美国千载难逢智障期）。
还有一个改变历史的例子：乔治布希。
他刚上台时，其实对中国相当警惕，曾将“北京独裁者”和“巴格达独裁者”萨达姆并列，将中国定义为 “strategic competitor” (战略竞争对手)。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更令中美关系一度非常紧张。但9/11事件之后，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中东，北京则非常聪明地配合美国反恐框架，自己乘机韬光养晦搞经济。讽刺的是，乔治布希结果反而成为历史上访问中国次数最多的美国总统，任内一共访问了四次，离任后甚至被北京认可为“中国人民老朋友”。当然，“越见越友好”并不是因为双方突然互相信任，而是因为当时中美权贵阶层（不代表人民）仍然存在共同利益，即所谓“利益共同体”。
2005年，美国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握手。（AP）
乔治布希越见越友好，有没有中美建交后任内没有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原来也有，一个是卡特，不过这时期特例，他任内中美才正式建交，来不及访问自己就下台，他任内接待邓小平访美，甚至是中美关系的高峰。真正任内没有访华的美国总统可能大家都不大为意，就是不久前还在台上的拜登。
拜登并非不重视中国，不见面也有疫情的借口。但无论如何，他可能是冷战结束后最系统地将中国视为长期战略对手的美国总统。只是他的“强硬”，不像川普般戏剧，而是制度性的：芯片出口管制、AI科技封锁、供应链重组、联盟化围堵，都是他任内的政策，全部显示华府已开始将中国视为长期结构性竞争者。
在拜登年代，“没有见面”本身，已经是一种历史讯号。
元首峰会失败篇─福特、欧巴马到川普
如果说尼克松、柯林顿与乔治布希代表了那些产生真正改变的中美元首峰会，历史也存在另一类美国总统访华：场面极大、规格极高、媒体极关注，但实际上，几乎没有改变任何东西，甚至只是替原本已经开始恶化的关系，提供一场各取所需的肥皂剧。
第一个例子是1975年福特总统访华。
今天很多人已经忘记这次访问的存在。原因很简单：它基本上只是尼克松外交的延续，没有自己的个性，也没有破局的能力。当时美国深陷水门事件后的混乱，总统影响力空前下降，中国大陆则进入毛泽东晚年的权力斗争，双方都没有额外政治资本，去推动外交突破。因此场面虽然存在，但没有真正改变任何结构，在当时的历史脉络，其实非常浪费。
比较近代的例子是欧巴马。
2009年前后，全球金融海啸刚爆发，外界曾经非常流行一个概念：“G2”。不少人认为，美中两国可能共同管理世界秩序，当时欧巴马访华，国际媒体就是这样的氛围。
但中美真正的战略互信，其实已经开始瓦解。那时候，美国精英逐渐觉醒，开始担心中国崛起，北京则一直深信“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其后南海、网络安全、亚洲再平衡等问题迅速升温。回头再看，欧巴马时代的元首峰会，颇有“最后晚餐”的味道：表面仍然合作，但底层战略共识已经消失。
2014年11月12日，美国总统欧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面。（AP）
不过更戏剧性的例子，始终是川普。
2017年，川普1.0访华，北京当时以帝王级规格接待他，希望透过个人外交直接影响川普本人。然而川普是极高波动性的政治人物，他当选后未正式上任，已经和蔡英文通电话，甚至公开质疑“一中政策”（参见今天的“时间囊”经典复刻文章）。北京对川普一直带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只是觉得 “危险，但可能可以交易。” 结果不到一年，中美全面爆发贸易战、科技战，证明当结构性利益冲突形成，再盛大的元首外交场面，也不可能逆转大方向。
不过元首外交真正有趣之处，有时也来自没有见面，即法律概念的“omission (省略)”。见不代表很好，但不见通常就是不好。除了拜登的例子，我们也可以骨灰级考古，谈谈蒋介石。
美国杜鲁门总统对蒋介石长期相当反感，美国外交圈普遍认为国民政府腐败、低效、过度依赖美援，这是蒋介石被美国几乎放弃的重要原因。有趣的是，两人从未真正建立过元首层级的直接互动，双方缺乏任何个人互信，两国之间只剩下官僚、战略误判与双方的不满。
相较下，罗斯福总统就很支持蒋介石，而二人是见过面的。开罗会议期间，二人谈笑甚欢，当时罗斯福将中国视为战后“四强”之一，大大提高了蒋介石的国际地位。虽然这种和谐很大程度只是战时盟友关系，而不是长期稳固的互信，罗斯福去世后，美国对他的态度急转直下，但也反映了元首外交始终有它的作用。
这次川普访华，必须明白他与历任美国总统外交最大的差异，不是对北京“强不强硬”，而是他很有意识绕过国内“deep state”和技术官僚行事。他不太相信国务院、外交官与传统同盟制度，反而更相信领袖之间的个人化学作用与直接交易。过去尼克松、柯林顿、乔治布希等人的元首外交，本质上仍然是制度外交的延伸，很多协议其实早已由官僚系统谈好，元首只是最后拍板。
川普则不同。
对他而言，元首外交本身就是绕过官僚、直接处理国际政治的一种方式，而他一直以“交易王”自居。这也是为甚么他可以一面称赞习近平，一面发动贸易战。换句话说，川普不是不相信元首外交；相反，他可能比历任总统都更相信“领袖本人”的重要性。只是他不认为元首外交可以建立长期共同未来，只是将峰会当作缺乏互信下，直接管理竞争的短期方式。
偏偏在川普时代，世界结构已经改变。由尼克松到欧巴马，美国对华政策背后一直有个共同前提：美国相信，中国最终可以被纳入现有国际秩序。某程度上，川普1.0已经亲手终结了这个时代。到了2.0，更是不可逆转，无论见面时谈了甚么，如果当真，未免太天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