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梅尼建立的伊斯兰政权已呈强弩之末
伊朗人民满怀愤怒走上街头，何梅尼建立的伊斯兰政权已呈强弩之末。 过去近半世纪年来，这个政权仇视西方世界，以中俄两国为靠山，支持伊斯兰激进组织对抗以色列，推波助澜中东的动荡不安。 如今，它正面临被扫进历史灰燼的风险。
1963年，伊朗国王巴勒维推行“白色革命”，试图透过土地改革、赋予妇女投票权、推动扫盲运动，并大规模派遣学生出国深造，带领国家迈向世俗化与现代化的新纪元。 然而，这场由君权主导的世俗化改革，却被宗教保守派视为背离信仰、充满危险的西方化工程。
当时的宗教领袖何梅尼公开抨击这些政策是道德沦丧的象征，并与巴勒维结下不共戴天之仇。 历经数次政权与教权的拉锯后，何梅尼于1964年被迫流亡海外，直至1979年革命爆发，他才在王朝垮台后重返国门，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成为伊朗的最高领袖。
然而，这个伊朗倾注庞大资源维系的区域秩序，如今正因战事与内部危机而岌岌可危。 伊朗长期投入国力发展核武、输出革命、扩散战祸，换来的却是民生凋敝、通货膨胀，以及中东和平愿景的一再幻灭。 这不禁让人反思：如此代价高昂的意识形态对抗，最终究竟为伊朗带来了什么？
革命输出的历史轨迹
回顾二十世纪的历史，从初期苏联透过“共产国际”向全球扩张，到1950年代中国共产党政权支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发动武装叛乱，乃至1980年代以后伊朗伊斯兰政权以圣战之名输出革命，这些革命热潮的共同本质，皆以高度排他性的政治或宗教意识形态为核心，试图将独裁体制向境外延伸。
俄罗斯是无产阶级共产革命的发源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西方各国忙于抵抗轴心国侵略之际，苏联一方面承受战火，一方面也趁势扩张共产势力范围。 在二战结束后，东欧各国纷纷沦为铁幕内的卫星国，而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亦在战后迅速坐大，在短短数年间赤化整个中国。
从历史的视角观之，只要在某个区域出现怀抱领土野心或企图输出革命的强权，那个区域便难有长久宁日。 这种浪潮与十八世纪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号召的法国大革命有着根本差异：自由民主追求的是人类精神的解放与公民权的扩张，而极权与专制则反将人类从追求自由的道路上再次推入统治的禁锢。
当年何梅尼以伊斯兰之名建立的政权，如今却成为人民渴望摆脱的枷锁。 （美联社）
当代的邪恶轴心
苏联瓦解后，这种动荡的结构并未消失，只是换了形貌。 时至今日，北半球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的专制集团，中国与俄罗斯两大强权形同帮主，伊朗与朝鲜充当堂主，叙利亚政权、真主党与哈马斯则成为前线小弟，共同牵制民主世界。
近两年的国际局势演变，仿佛一场正在进行的扫黑行动。 真主党与哈玛斯等激进组织遭到重创，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一夕之间垮台，伊朗政权内外交困、群众示威风起云涌; 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争的泥淖，中国则面临美中贸易战与外资撤离的双重压力。 两大强权的影响力逐渐松动，这个“邪恶轴心”正显露出裂解的征兆。
今日的世界几乎被切割为两个迥异的半球：一半的人享有相对的自由与和平，另一半的人则在独裁体制下被剥夺自由、饱受战火凌虐。 人类文明似乎永远在光明与黑暗之间拉锯，而人类的精神，也在渴望解放与屈服禁锢的两极之间，不断剧烈摆盪。
历史的讽刺与转折
然而，历史的钟摆或许正在再度转向。 如今，成千上万的伊朗人民走上街头，高喊打倒独裁者的口号，这股民怨浪潮正无情敲击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根基。 这场发生在德黑兰街头的抗争，仿佛是对1979年革命最尖锐、也最讽刺的回应。
当年何梅尼以伊斯兰之名建立的政权，如今却成为人民渴望摆脱的枷锁。 伊斯兰革命吞噬了半世纪以前伊朗的现代化努力，而伊朗人民对自由的渴望，从未真正消灭，只是一度被压抑、被延宕。 当恐惧崩解的那一刻，革命输出的神话，也将在群众争取自由的呐喊中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