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真说过“中国是一头睡狮”？
编者按：所谓“拿破仑睡狮论”实非历史定论，而是脱胎于晚清民族危亡之际的思想熔炉。这个被赋予异域权威的论断，实质上折射出近代中国人在救亡图存道路上对历史依据的追寻。上百年过去了，这个源于自救期许的文明寓言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有个几乎人尽皆知的说法提到，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对彼时访问中国归来的阿美士德说：“中国是一头睡狮，当它觉醒时，世界将为之震撼”。这个说法虽然人尽皆知，但拿破仑是否真的说过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在学界其实早已有相关学者指出：“还没有确切材料证明，拿破仑说过这样的话。”
拿破仑在被囚禁期间，有一位被指派的爱尔兰医生奥米拉照顾他，后来成为拿破仑的朋友。他后来整理出版了拿破仑这段岁月的言论，即《来自圣赫勒拿岛之声》。武斌在他的书中引述了这位医生的书中，关于拿破仑谈到中国、包括和阿美士德谈到中国的记录。
武斌发现拿破仑并没有“中国一旦觉醒，世界就会震动”这样的话。他认为是后人误传了拿破仑说过这样的话，并且又从这个话中引申出了关于中国的“睡狮论”。[2]
“中国是一头睡狮，当它觉醒时，世界将为之震撼”，这样类似的话，误植给拿破仑的过程清末和最近几十年有不太相同的传播路径。首先从最近几十年的传播说起。有学者认为流行的最完整的拿破仑睡狮论的故事，起自于2004年环球时报的一篇文章：
“将阿美士德的故事与拿破仑睡狮论进行完美结合的具体个案，2004年2月2日《环球时报》发表史鸿轩的《拿破仑的“中国睡狮论”怎么来的》。这篇文章一经发表，迅速被数十家媒体、上千个网站所转载。目前流行的最完整的拿破仑睡狮论的故事，几乎全部出自史鸿轩。”[3]
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在中国互联网上已经找不到了。但作为作者的施爱东肯定看过这篇文章，施爱东认为：“史鸿轩所做的，只是将传统的无故事情节的拿破仑睡狮论与《停滞的帝国》中的拿破仑“中国觉醒论”进行了合乎情理的故事编创。”
这个故事又是怎么编创的呢？《停滞的帝国》是一个叫佩雷菲特的法国人几十年前出的一个关于清朝末年题材的畅销书，1993年首次被国内翻译引进。在这本书中涉及到了拿破仑关于阿美士德访华的评论，经我仔细检索发现，书中没有提到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睡狮，只是提到：拿破仑可能说过：“当它觉醒时，世界将为之震撼。”[4]
《停滞的帝国》（佩雷菲特）
可能毕竟只是可能，佩雷菲特自称看过阿美士德未发表的日记也只能说可能，这表明这最多只能算是对一段话的意思的中心思想的提炼。这段话就是如下所示，据佩雷菲特所述是拿破仑讲的：
“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将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可能你们开始会成功，你们会夺取地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商业。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然后说：建造船只，用火炮把它们装备起来，使我们同他们一样强大。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从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然后把你们战败。”
1988年有名的电视专题片《河殇》第一集解说词就有：“一个曾经使马可·波罗惊叹不已的东方大国，一个让欧洲君主们惊恐地虚构出‘黄祸论’的庞大民族，也曾经令盖世无双的拿破仑警告西方不要去惊醒的一头睡狮，为什么会在近代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呢？”
纪录片《河殇》片头截图
《河殇》播出之后，拿破仑睡狮论迅速成为全民共同知识，多数中国人很自然就把它归入了“历史常识”。我认为史鸿轩有可能就是把佩雷菲特提到的拿破仑可能说过的：“当它觉醒时，世界将为之震撼。”和《河殇》中提到的早已有之的“睡狮论”结合在了一起，进行了加工。
史鸿轩2004年的文章，完成了对“拿破仑睡狮论”故事最完整、最流行的现代叙事构建。虽然无法确证作者本人是否直接受《河殇》影响，但从传播效果和文本内涵来看，他的文章客观上起到了将两个先前独立存在的概念进行‘集大成’式融合的作用。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史鸿轩参考了《河殇》，但他的写作无疑是在一个《河殇》已经参与塑造了的、普遍接受这一说法的文化语境中进行的。
史鸿轩的文章是距离当下最近的一次的传播，单正平的书的151页的注释中也提到了这篇文章的存在，并且引起了联合早报的作者发文反驳，可见其文章影响不小。史鸿轩的文章虽然代表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睡狮论”，不过即使传播的方式不一样，但“睡狮论”很早就存在了。
“睡狮论”虽然早已有之，但其实也没有多早，也就一百多年年的时间。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有很多人知道，比如国民党元老中国学者朱执信、他曾这样写道：“你如果说中国睡了几百年，我是承认的。说中国现在醒了，我是很希望的。说中国没有醒以前，是一个狮子，所以醒了以后，也是个狮子，我就不敢附合了。”[5]
鲁迅也提到：“那时是解作黄色人种将要席卷欧洲的意思的，有些英雄听到了这句话，恰如听得被白人恭维为“睡狮”一样，得意了好几年，准备着去做欧洲的主子。”[6]
朱执信和鲁迅这样的社会名流都提到，说明在他们记录的时候“睡狮论“早就存在，并且已经流传很广了。大致来说“睡狮论”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中国从沉睡中醒来，一个是狮子。首先要考察一下“中国从沉睡中醒来。”
朱执信，广州人。中国近代革命家、理论家。孙中山的文胆。他是最早把马克思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等理论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理论家。
中国从沉睡中醒来，这种说法最早是从谁那里开始的呢？关于中国的觉醒有关的说法，学者费约翰认为和拿破仑没有关系：“法文或其他语言的任何一手资料，都没有记载拿破仑说过如下的话：‘中华帝国让它沉睡，因为它一旦醒来，世界将会发抖。”[7]
中国从沉睡中醒来，这一预言，费约翰认为是“清末的民族主义者波及世界”，“晚清官员们的知识产权。”费约翰说的晚清官员有代表性的就是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
单正平也认为：“中国人最早使用‘先睡后醒’此一说法的，大概是1878年出使欧洲的曾纪泽。”他1886年结束外交生涯回国时，在伦敦的《亚洲季刊》（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发表Chi-na-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中文译本以《中国先睡后醒论》的题目，于1887年2月8日在香港《德臣西字报》刊载。
曾纪泽文章中说:“愚以为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缘中国之意，以为功业成就，无待图维，故垂拱无为，默想炽昌之盛轨，因而沉酣入梦耳。”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中国始知他国皆清醒，而有所营为。”
曾纪泽，清代外交家，同治中兴名臣。曾国藩之次子；曾任清政府驻英、法、俄国大使，也是当时秉承“经世致用”新思维的知识分子。
曾纪泽的文章提供了一个“中国从沉睡中醒来”的开始，接下来就和梁启超有关了。单正平称，梁启超初次谈及弗兰肯斯坦（或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是发表于1899年的《自由书·动物谈》。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说法：“至迟在来日前即1898年4月21日在保国会上作演讲时，梁启超已在谈论弗兰肯斯坦和曾纪泽。”
1887年6月14日、15日《申报》就刊发了《中国先睡后醒论》的中译文。[10] 鉴于申报的巨大影响力，石川祯浩认为：“当时关心时局的人，都已经比较熟悉曾纪泽的这篇文章”，应该是准确的，关心时局的人，自然也包括梁启超。
梁启超通过了解到《申报》上曾纪泽的文章后，又看到了《国闻报》刊载的一篇文章。据石川祯浩的说法，梁启超看过这篇文章的依据是他发现后来：“梁在演讲中几乎原文引用了该文内容”。这篇文章中提到“佛兰金仙之怪物（即弗兰肯斯坦 ——作者注）”，并且说“中国物博人众，用西国之法以困西国之民，其将为欧洲之害，迥非金仙怪物所可比者，是则大可畏也。”
这篇文章还有严复的按语（严按语：佛兰金仙怪物者，傀儡也，见于英闺秀谐理之小说，傅胶革，挺筋骨以为人，机关枨触，则跳跃杀人，莫之敢当，惟纵其酣卧乃无事。论者以此方中国，盖亦谓吾内力甚大；欧之人所以能称雄宇内者，特以吾之尚睡未醒故耳。）
显而易见，用现在的理解看这其实是一种“黄祸论”，但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不一样的。石川祯浩就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将怪物弗兰肯斯坦的形状、印象准确地传达给中国读者，几乎是不可能的”。
严复的按语又给了当时的读者一种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是强者的感觉，石川祯浩就认为：“梁启超等想象中的怪物形象与我们现在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形象是有巨大区别的。而且，从他们将此形象投射到沉睡的中国身上这一点看，他们对这个怪物的理解似乎是正面的。”
石川祯浩，日本历史学家。目前担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
梁启超通过把《申报》上得到的信息，和《国闻报》上得到的对怪物的认识糅合到了一起产生了最早的“睡狮论”。接着才在1898年4月21日保国会作了演讲。到了第二年《自由书·动物谈》的文章中梁启超再一次提到：
“梁启超隐几而卧，邻室有甲乙丙丁四人者，咄咄为动物谈……丁曰：“吾昔游伦敦博物院，有人制之怪物焉，状若狮子，然偃卧无生动气。或语余曰：子无轻视此物，其内有机焉，一拨捩之，则张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敌也。余询其名，其人曰：英语谓之佛兰金仙，昔支那公使曾侯纪泽，译其名谓之睡狮，又谓之先睡后醒之巨物。皆坐未深知中国腐败之内情，以为此庞大之睡狮终有撅起之一日也，而不知其一挫再挫，以至于今日。……曾惠敏曾对英人大言曰中国先睡后醒之巨物也。故英人亦有佛兰金仙之喻。”
梁启超提到是曾纪泽说的，但据石川祯浩的说法“考虑到他在保国会上的演讲，几乎可以肯定这是梁启超自己创作的故事”。其实从梁启超写的“咄咄为动物谈”中就可出这一点。单正平也认为：“1899年就出版的曾纪泽《使西日记》中，未有他参观博物馆给人形怪物命名的记载，曾氏是否见此怪物而称其为睡狮，尚不敢断定确有其事。”
青年梁启超
到了这里可以明确的是，中国是“睡狮”是梁启超结合曾纪泽的文章和对弗兰肯斯坦的认识创造出来的，并且通过他的其他文章进一步传播。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这个意象又是大概什么时候和拿破仑关联起来的呢？
1905年的《东京日日新闻》这样说：“盛享清国近世大外交家之名，至今声望不衰之曾纪泽氏，十数年前介绍清国于列强时曾称，清国乃睡狮也。即卧龙二字译作睡狮，由此于当时欧亚外交界风靡一时……”
如前所述，曾纪泽并没有说过，这是日本人被梁启超影响得出的错误认识。但从中可以知道1905年比较流行的是“睡狮”，并没有和拿破仑产生关系。
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拿破仑和中国才发生关联。据武斌在书中的转引，加拿大传教士邦德（Geo.J.Bond）在《我们在中国的一份责任》一文中说：“拿破仑曾经说过：‘当中国动起来的时候，它将震动全世界。’而中国现在就正在动起来，正在猛烈地动起来。多少年来它一直是面向过去，而且一直在设法效法过去。今天它正在面向将来，而且在设法预先占有将来。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已经在中国发生。”
这表明拿破仑和中国开始被关联起来，可以明确的是这是在辛亥革命以后。1914年这种关联更加明确，明确和中国是一头睡狮联系起来了。据武斌在书中的转引，胡适在 1914 年 12 月作了一首《睡美人歌》，1915 年 3 月为这首诗补写了一段说明，称：“拿破仑大帝尝以睡狮譬中国，谓睡狮醒时，世界应为震悚。百年以来，世人争道斯语，至今未衰。余以为以睡狮喻吾国，不如以睡美人比之之切也。”
没有直接证据能说明1911年左右，到1915年以前，拿破仑和中国是一头睡狮最早是谁开始的。但可以明确的是这是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舆论环境中产生的。
综上所述，“拿破仑睡狮论”并非来自圣赫勒拿岛的预言，而是诞生于晚清民族危亡之际的思想熔炉——曾纪泽奠其基，梁启超塑其形。它于辛亥革命后误植拿破仑之名，历经2004年《环球时报》的整合性转述广为扩散，最终层累为深入人心的现代“常识”。这一符号的百年嬗变，早已超越其虚构的源头，成为近代中国从“沉睡”走向“觉醒”的精神图腾——其象征意义，正是历史对民族自强渴求最深远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