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客为主：罗马统治下的希腊
伴随继业者的时代迎来终结，罗马人以外交手腕和钢铁之师将地中海东岸纳入掌控，此后希腊与罗马这对欧洲文明的双子命运便紧紧交织在了一起。希腊人最初只是帝国版图中次于拉丁裔的“文明人”，受到比对蛮族更多的尊重，但随着罗马体系的官僚化，基督教的传播以及旧日统治秩序的瓦解，希腊文明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渗入帝国的统治之中，并永久地改变了帝国，伴随它走过了千年的时光。
当亚历山大在巴比伦说出最后的遗赠，希腊世界的命运迎来了转折点。继业者和诸多城邦彼此拉锯持久，纷争不休，却没有一人能终结这个分裂的局面。当罗马自西方崛起，以协调有力的军事机器介入东地中海的争端时，从曾经辉煌的继业者到零散的希腊城邦联盟，无一足以抵抗罗马的兵锋，承认罗马作为希腊世界的新主人。对于希腊人而言，曾经的独立城邦带来的骄傲感和公民权力已经在长年的僭主统治和军事割据之后变得薄弱，罗马人的到来似乎也只是政治层面上换了一个新主人而已。继业者时代的争战导致城邦的权力分配变得愈发狭隘，并且高度依赖于大规模雇佣兵的体制也让曾经的公民兵役成为空谈，再加以沉重的赋税，相较起来，罗马人的统治似乎都要显得更温和些。
1.行政
罗马人对希腊表现出了足够的尊重，雅典和斯巴达被承认为罗马的盟友而非仆从，公民的许多特权和其城市管理机构也得以保留。元老院谨慎地处理希腊地区的事务，避免过分激怒而让希腊诸邦联合起来反抗罗马。因此，希腊众多面积狭小的城市，如德尔斐、帖萨皮亚、塔纳格拉和埃拉特亚，即便到了罗马皇帝统治时期，仍被允许保留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得以依照自身的法律和习俗进行治理。罗得岛尽管完全依赖罗马，却也长期保持着自治地位。罗马人并未采纳任何理论原则，要求在其帝国的地理划分或行政安排上强制推行统一，尤其是在当地习惯或法律构成实际融合障碍的情况下。同盟王国和自由城邦各自保留了独特的地方政府，这使得对它们的管理能够进行调整，而不会对共和国的整体体制造成任何损害。这种行政体制与时代需求的完美契合，成为罗马国家数百年来的显著特征。希腊的每个城邦在继续拥有与其所处地位相符的自身独特政治体制的同时，也保留了对邻邦的原有猜忌。其利益不仅可能因与罗马政府的争端而受损，也有可能因与周边希腊城邦的纷争而受到损害。审慎和地方利益在各地都会倾向于顺从罗马。
继业者的余晖与罗马新秩序（共和时代-帝政早期）
在波利比乌斯等学者的记述下，可以确信罗马人在最初的一段时间秉承着公正的宗旨，结合当地的民情治理着希腊，罗马的行政官员还得到了远比希腊人诚实的赞誉。然而随着对希腊统治的稳固，以及罗马城权力的扩大，司法和行政中也逐渐充斥起贪污腐败，正如西塞罗批判过的：“...没有原则和神圣，金钱可以买到一切...”税收变得愈发苛刻，对城邦权力的规定也严格了起来，而希腊人则逐渐丧失了反抗的能力。尽管如此，这些课税的主要受害者依然是那些希腊本土的精英阶层，而平民则满足于罗马带来的稳定，因此当米特拉达梯同罗马展开对抗时，许多希腊权贵都站在米特拉达梯那边，但当罗马人挥师东进时，却少有人能集结力量抵抗，而那些敢于同罗马正面对抗的城邦，诸如雅典，也在城破后遭到了惨烈的报复，城市遭受劫掠和屠杀，元气大伤。
罗马人在遇到抵抗的地方将其变为行省，这一做法通常意味着废除当地原有的法律，并对被征服者实施一套新的民事和政治管理制度。但在希腊人居住的地区，这一政策有了很大的改变。希腊人的文明成熟程度高于罗马人，因此罗马行省总督很难对当地的民事管理做出重大改变。他若要组织政府，就必须大量借鉴当地原有的法律。西西里岛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个希腊行省，其法律在不同地区的管理上存在诸多不同点。岛上的希罗王国部分被允许保留自己的法律，并向罗马缴纳与之前向本国君主缴纳的税额相同的税款。而岛上的其他部分则在税收数额和司法管理方面受到各种不同的规定。该省包含三个同盟城市、五个殖民地、五个自由城市和十七个附属城市。马其顿、伊庇鲁斯和阿哈伊亚被征服后，其待遇也大致相同，马其顿在被降为行省之前，曾被划分为四个区域，每个区域都由由民众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官负责治理。当阿卡西亚被征服后，城镇的城墙被拆除，贵族阶层被摧毁，国家因罚款而陷入贫困。但一旦罗马人确信希腊已变得过于弱小，不再构成威胁，阿卡西亚人便被允许恢复一些他们原有的公民制度和联邦机构。由于阿卡西亚行省涵盖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希腊北部以及伊庇鲁斯南部，地方联盟的复兴以及给予自由城市和特定地区的特权，实际上反而导致了希腊的分裂，而没有为他们提供增强国家实力的手段。克里特、塞浦路斯、昔兰尼和小亚细亚随后被降为行省，并被允许保留其许多法律和习俗。直到提比略时期，色雷斯仍由其自己的君主统治，作为罗马人的盟友。各省辖下的许多城市仍保留着各自独特的法律体系，而且对于其本城居民而言，这些城市依然拥有立法权和行政权，它们能够自行管理事务，并在各自辖区内执行司法裁决，而不受行省长官的监管。
共和国时期，各省份的管理由行政官负责，这些官员从元老院成员中选拔产生，并需向该机构汇报其管理工作的情况。这些省级长官的权力极大；他们拥有对希腊人拥有生杀大权，并且对所有司法、财政和行政事务拥有最高控制权，这些事务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有权任命和罢免其下属的大多数法官和行政官员，而且关于该省居民的大部分财政安排都取决于他们的意愿。他们的权力甚至远超原先的那些僭主，只有元老院有资格撤销他们的任命。
当奥古斯都统一了帝国政权后，共和国的全部军事力量的指挥权便归皇帝所有；但皇帝的法律地位并非主权者。早期的皇帝将罗马军队和海军的统帅职务、战争部长职务、财政部长职务以及最高祭司长职务集于一身，这使他们具有了神圣的特质，作为国家宗教的领袖，他们处于国家宗教的最高领导地位，而且他们的人身安全是不可侵犯的，因为他们拥有执政官的权力；但元老院和民众仍然拥有至高无上的立法权，元老院继续指挥行政管理中的民事部门。由于元老院的管辖权与皇帝的管辖权之间存在着这种关系，所以各行省被分为两类：那些设有军事力量驻地的行省直接听命于皇帝，并由他的副手或代表进行管理；其他那些无需持续由军团驻守的省份，则仍依赖于元老院作为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力机构，并由执政官或副执政官进行治理。大多数希腊人居住的地区都处于这种和平状态，从而使其处于元老院辖区的行列之中。西西里岛、马其顿、伊庇鲁斯、阿卡尼亚、克里特岛、昔兰尼、比提尼亚和小亚细亚一直由元老院掌控。塞浦路斯因其作为军事力量驻扎点的有利位置，便于监视基利西亚、叙利亚和埃及，起初被归入帝国辖区；但奥古斯都后来将其驻军调换至更重要的达尔马提亚地区，以起到监视意大利地区动向的作用。
来自元老院的执政官在自己管理的省份一家独大，又因为没有军职而不容易遭受皇帝的猜忌，因此他们往往借自己的职务之便，大肆敛财又不受惩罚。他们犹如自己辖区的国王一般奢华，有着自己的宫廷和依仗，还有一支听命于自己的部队，这一切支出都要由行省承担。不负责任的统治很容易演变成暴政，罗马的元老们所实施的统治就像最残暴的独裁者一样压迫民众，并且遭到了行省居民的强烈抗议。在皇帝统治下的行省管理得更好。尽管这些帝国的副官在职位上低于行省总督，但他们所拥有的指挥权却更为广泛，因为他们集行政和军事的最高权力于一身。他们拥有更多权力所产生的影响是：其权力范围和行动方式得到了更精确的界定——受到更严密的监督，也受到他们所遵循的军事纪律的更严格控制；同时，他们所有行动都依赖于皇帝的即时命令以及他所领导的各个部门，尽管如此，行政官的贪腐依然是一种默认的潜规则，在整个帝国范围内都极其普遍。综合来说，早期的帝政相比晚期的共和政治更受被征服者的欢迎，因为皇帝往往会为了取悦臣民而限制元老的肆意妄为，并以更严格的法律确立权力的界限。
亚该亚行省（罗马统治希腊地区的主要行省，延续到7世纪）
2.税收
在内战开始之后，原先还算得上有所节制的税收一下变得苛刻繁重起来。对各行省征收的额外款项很快便与常规合法税款相当，有时甚至超过后者。斯巴达和雅典作为同盟国，无需直接纳税；但为了维护自身的自由，它们被迫向掌控东方命运的罗马将领提供自愿贡奉，这些贡奉有时甚至与任何常规贡赋的数额相当。西塞罗留下的大量证据证明了执政官们所实施的勒索行为，而在奥古斯都时代之前，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遏制他们的贪婪。也只有到帝国时代，罗马才逐步建立起稳定且体系化的税收制度。
东方地区的常规税收是奥古斯都时期确立下来的土地税，其征收额通常占农产品的十分之一，但在某些情况下则占五分之一，还有些情况则为二十分之一。土地税在所有省份都统一征收，并最终以货币形式支付，这一过程由马库斯·阿鲁利乌斯完成。该税款并非每年征收，而是每隔一定时期对一定数量的年份进行一次评估，评估出的年度总额记录被称为“征税单”，国家会以这份评估为依据进行征收。帝国的臣民还需缴纳牲畜税以及进出口的各种税款，甚至对货物从一个省份运往另一个省份的运输过程也要征收税款。在希腊，自由市也保留了对本市民征收地方税的权利。还征收了粮食和制成品的供应费，以供驻扎在各省份的军队食用和穿着。即使在奥古斯都致力于改革帝国财政管理之时，地方总督和省长们也拥有相当程度的独断权力，提比略曾经为埃及长官运来的税金过多而不满，因为他意识到这代表埃及长官擅自征收了过量的税款，而这可能会导致多余的动乱。
名义上罗马的商业税并不严重，但实际执行的过程中管理的松散和底层官僚的独断往往使得其名不副实，罗马传统上对商业的漠视又进一步恶化了这一点。各省份的路税对希腊人的压力与一般税收一样沉重。执政官家庭的开支非常大；他们还有权在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城镇设立冬季驻军基地。这种权力被转化为向富裕地区勒索钱财的有力手段。西塞罗提到，塞浦路斯岛每年支付两百塔兰特（约四万五千英镑）以换取免除这一负担。负责征收特别税款的财政官员的权力使得他们能够从富裕地区尽情勒索钱财而不担心被皇帝责罚。
虽然东部依然是罗马境内的富庶地带，但也因此，战争和不公正的压榨对广义上的希腊地区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导致其人口恢复缓慢，并且频频向皇帝申诉。不止一位皇帝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且试图改善臣民的处境。提比略将阿卡西亚和马其顿这两个省并入摩西亚省的帝国管辖之下，以使它们摆脱行省总督管理的重压。他的继任者则将这些地区交还给了元老院。当尼禄前往希腊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并接受奖冠时，他以宣布希腊人无需缴纳贡赋来回报他们的奉承。他所赋予的豁免权引发了各邦之间关于各自市政税收征收方式的一些严重争议；而韦斯巴芗则借这些争议之名废除了尼禄所给予的自由权。希腊的自由城市不仅拥有相当规模的财政收入的管理权，还拥有通过地方税收筹集资金以维持其神庙、学校、大学、引水渠、道路、港口和公共建筑的权力。图拉真小心翼翼地避免破坏希腊人的任何市政特权，并试图通过其公正和公平的管理来改善他们的状况；然而终究无法彻底扭转现状。哈德良为罗马的君主们制定了新的政策，并公开表明要改革罗马的制度，使其适应帝国社会状况的变化。他意识到中央政府因不公正的行为而削弱了自身权威、无意义地消耗了资源，从而导致各地的财富都白白流失。他试图解决了因地方长官随意执行法律而导致的种种弊端，并实施了改革措施，这些措施无疑对帝国各地居民的生活状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的统治为罗马帝国建立了规范且系统的司法制度奠定了基础，这一制度逐渐取代了各地的司法机构。哈德良为希腊地区兴建了水利和道路，并授予本地人近似罗马公民的独立权力，并促进了罗马法律和希腊治理传统的融合，为后世帝国东部的希腊化埋下基础。
3.结语
虽然遭受了难以计数的掠夺和暴政，一度在弗拉维王朝时期陷入低谷，但在之后安东尼王朝的治理下希腊出现了明显的恢复和繁荣。希腊人的地位也相对提高，使得他们成为帝国境内影响力仅次于罗马人的民族。然而这一时期帝国的重心依然在意大利，希腊的大量资源也被运往罗马城供元首和元老们享用。希腊地区的商业发展依然受限，贫富差距不断增大，少数被纳入罗马体制内的权贵掌握着大量财富，城市的自主权却被不断削减。而随着三世纪危机的开幕，源源不断的蛮族入侵将会重塑帝国和希腊地区的社会形态，最终由君士坦丁的谕令揭开希腊的新一页历史。
二．反客为主与希腊帝国（帝政晚期）
1.君士坦丁堡
自塞维鲁王朝起，气候的变化和人口的稠密使得日耳曼诸部频繁南下侵犯罗马疆界，希腊地区也未被放过。入侵者不仅渡过多瑙河南下，甚至还搭建了舰队进行海上袭扰。希腊人已有超过两百年不曾见过兵戈，原先的城市武装在长年的帝国限制与和平岁月下也不堪大用，所幸入侵者只图财货而不打算久留，而希腊人也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迅速组建守军，筑造工事，抵挡袭击者，遏制了其攻势。然而这场袭击只是蛮族迁徙浪潮的序幕，伴随着看似无穷无尽的入侵以及意大利地区的凋敝，皇帝君士坦丁开始了他的新计划：迁往希腊地区，建立一座新城作为帝国的首都。
事实上，君士坦丁意识到了帝国的危机，并打算以建立新城之迹，进行一次浩大的改革。他重新划分了帝国的辖区，将行政中心迁往东部，并对帝国的法律体系进行了一次全面整修，以明确义务，确保对各个阶层都能做到最大化的征税，同时取消过往留给贵族和自由市的特权。君士坦丁的新政并不倾向于希腊，他将帝国重新划分为四个行政区，通过行政安排抵消了希腊人在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语言盛行所带来的任何影响。但君士坦丁试图镇压各地民族反抗的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力：帝国通过和当地的富裕精英联手，承认他们的市政地位，来取得他们的税收和行政配合，而希腊人则在这一过程中受益颇多。
帝国的四个行政区分别是东方大区、伊利里库姆大区、意大利大区和高卢大区，每个大区都由一名长官负责民事管理。这些行政区又被划分为若干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又被进一步细分为若干省份。东方区包括五个地方政府：第一个以该行政区的名称命名，即东方行省；其余的分别是埃及、亚细亚、本都和色雷斯。在所有这些地区中，希腊人只是其中一部分人口，他们的影响力受到当地居民的偏见和利益的制约。伊利里库姆行省由三个行政区组成，即阿哈伊亚、马其顿和达契亚。阿哈伊亚保留了由行省总督治理的荣誉。这一殊荣仅与被称为亚细亚的行政区共享，因为此时只有两个行省总督辖区；但阿哈伊亚贫穷，其面积和重要性不足以再细分。它包括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及色萨利和伊庇鲁斯以南的大陆地区，大致相当于现今希腊王国的疆界。马其顿包括六个省——两个马其顿省、克里特岛、色萨利、旧伊庇鲁斯和新伊庇鲁斯。在阿哈伊亚和马其顿这两个行政区，人口几乎全是希腊人。在达契亚，即多瑙河与海姆斯山、亚得里亚海和黑海之间的省份，文明居民更多地使用罗马语言，多受罗马文化影响，而非希腊的。亚细亚行省总督辖区与军事长官辖区分离，直接置于皇帝的管辖之下。它包括两个省，即赫勒斯滂海峡和希腊与小亚细亚之间的岛屿。其本地居民全是希腊人。
在新首都的风貌上，君士坦丁也展示了其罗马风格的一面。新城市与旧罗马一模一样。它的制度、风俗、利益和语言都是罗马式的；它继承了旧首都的所有孤立状态，并与希腊人以及所有行省居民直接对立。这里居住着来自罗马的元老。来自行省的富人也被迫在君士坦丁堡设立住所，他们获得了津贴，并且这些住所还附带了从公共仓库获取一定数量食品的权利。来自埃及的谷物贡赋被用于为君士坦丁堡供应面包；非洲的麦子则供罗马人食用。每天有八万五千个面包分发给新首都的居民。这种分配的资格虽然作为对功绩的奖励而被授予，但在某些情况下却变成了世袭特权，但接收者却可以自由转让这一权利，并且始终与在该城拥有财产这一事实紧密相连。直到此时，这座新城依然和希腊地区格格不入，而将两者链接起来的纽带除了牢固的皇权，还有在帝国内兴起的基督教浪潮。
基督教诞生于帝国的东部，也在此扎根生长。当保罗在希腊巡回传道时，便有人向他呼唤“我们愿意听你讲话”。在希腊的古典多神教逐步衰落之际，基督教成为了希腊人新的精神力量来源，在东部地区迅速传播，最初的教会组织也在此处出现。基督教在西部的流传并不顺利，尤其在意大利的精英里深受敌视，他们视这一宗教忤逆了帝国的传统，并且对天国和和平的宣扬，对隐修的鼓励，都无疑是削弱帝国的统治力量，因此对其大加迫害。当君士坦丁改宗基督教，并将新都城迁往希腊时，很可能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将统治中心从多神教痕迹深刻的意大利转移到了希腊地区，而在他的鼓励和引导下，深受希腊文化影响，以希腊语书写的基督教文献也开始影响新都城的精英阶层，进而塑造整个帝国的形态。
在君士坦丁时期，皇帝尚且保留了多神教最高祭司的头衔，并对多神教采取宽容态度，但在狄奥多西时期，基督教被公开尊为国教，帝国东部里，正教会和官僚机构逐步融合，。主教的影响力显著增大，对应的，在正教会内占据显著主导地位的希腊人的社会地位也因此迅速增加。教士们开始成为国家的一部分。一位广受尊敬的主教若要被调离其牧区，除非政府愿意承担与以往将一位成功的将军从其军队中解职时所面临的同样危险，否则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君士坦丁大帝在将圣阿塔纳修斯从亚历山大城的教席上赶走时所遭遇的种种困难，以及他必须在一次全体会议上获得对他的定罪这一情况，都表明即便在那个早期时期，教会就已经拥有了保护其成员的权力。而帝国对基督教的优待态度则使帝国维持了东部地区的凝聚力，并更有效地调用其力量。
2.经济恢复与社会发展
在君士坦丁和李锡尼相争之际，单单君士坦丁就依靠希腊人征召出了超过两千艘战船，这个数字即使排除夸张要素也不容小觑，代表希腊的商贸影响力和海上存在已经大大恢复。当叛教者尤利安想要同君士坦提乌斯决裂时，他给雅典、科林斯和拉科西蒙的市政当局写了信，试图说服这些城市加入他的阵营。给雅典人的信是一份精心准备的政治宣言，解释了他披上王袍的必要性原因。这代表雅典、科林斯和拉科尼亚一定在帝国中拥有一定的公认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否则尤利安在如此关键时刻向他们发表讲话，只会让他的主张显得荒谬可笑。虽然蛮族不断跨越多瑙河袭来，但大部分时候，伊利里亚和色雷斯地区为希腊吸收了许多火力，最多只有小股部队进入马其顿，希腊地区整体上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因为北方来的逃难者而变得更加富裕。当狄奥多西降服哥特人后，希腊地区无疑可以称得上帝国境内相对而言最为和平富饶的地区。
然而这份繁荣并不普遍，根据出土的史料显示，希腊地区之外的行省里，希腊人的比例正在下降，而在同萨珊波斯接壤的地区里，不断的边境冲突更是让当地的希腊居民苦不堪言。萨珊波斯常常以拜火教的守护者为名，迫害驱逐基督徒，使得希腊地区同东方的贸易大大缩减。
3 蛮族入侵
而多瑙河防线也并非万无一失，在皇帝瓦伦斯于阿德里安堡战役阵亡后，哥特人南下巴尔干半岛大肆劫掠，而正规军事力量近乎崩溃的帝国无力阻拦，虽然哥特人无力攻下城市首府，但他们对乡野的袭扰对希腊地区的农业也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人们放弃了之前服务于乡村开拓的中心点和那些彼此隔离的乡村村庄，转而迁移到安全的城市防御和高地避难所。 不断涌入的乡村富裕居民将自己宏伟的别墅迁至城墙里面，使一些城市从中获益，而其他较为暴露的城市则只能接收穷困的乡村居民,其中的精英分子则纷纷离去。城墙得到加固或重建，有时用以包围一个有限的、更易防守的中心场所——虽然像在雅典那样，住宅区仍有可能超出防卫中心区域。基本上,越远离多瑙河,城市和乡村便越繁荣。总体来说，虽然希腊地区相比其他地区依然富庶，但人口在蛮族入侵时期依然出现了倒退，城市规模也有缩小的情况，要塞化的现象更加普遍。不过即使如此，皇帝愿意用达尔马提亚行省来交换被哥特人占领的希腊城市迪拉奇乌姆的举动也表明，希腊的富庶依然在帝国内首屈一指。
哥特人是被罗马称为“蛮族”的日耳曼人的一支。原生活在今丹麦，瑞典一带，从2世纪开始向南迁移，定居在达契亚、外潘诺尼亚（今匈牙利，罗马尼亚一带）与黑海北岸的乌克兰大草原。德涅斯特河以东的叫东哥特人，以西的叫西哥特人。与其他的日耳曼各部不同。哥特人的生活地域与游牧民族交往密切，比较重视骑兵，骑兵很强，随着哥特人出现在多瑙河上，他们与罗马人之间的接触也日渐增加。后来一些哥特人甚至渡过多瑙河到南方的色雷斯打工。甚至与当地人通婚生儿育女。罗马皇帝“色雷斯人”马克西明即有哥特人血统。3世纪开始，哥特人即与罗马关系恶化，不断爆发战争，3世纪中叶，哥特人首领阿马尔家族的奥斯特罗哥塔率哥特，西徐亚人（西徐亚人是黑海沿岸的游牧民族）联军合众号称30多万，入侵罗马，为罗马皇帝德基乌斯打败，此后，哥特人彻底分为东哥特人，西哥特人两部，奥斯特罗哥塔死后，他的继承者克尼瓦于250年再次起兵攻打罗马，杀死德基乌斯，大掠而还，并强迫继任罗马皇帝伽卢斯每年缴纳贡金。但不久就撕毁和约，于253年的战斗中杀死伽卢斯，此后连年进犯罗马，罗马军队不能制。253年，哥特人进入爱琴海，一路洗劫，直至以弗所。256年，哥特人洗劫重镇特拉比松，267年，部分东哥特人及赫鲁利人（也是黑海沿岸的游牧民族）兵分两路，进攻希腊与小亚细亚，攻破拜占庭，雅典，斯巴达，阿尔戈斯，科林斯，以弗所等重镇，兵临安条克与亚历山大，此次入侵，几乎使从古希腊时代以来的古希腊文化典籍与历史遗迹全部毁于一旦。返回途中，哥特人遭遇罗马皇帝伽利安努斯的阻击，双方于奈苏斯决战，哥特人大败，势力有所衰退，直至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大帝上台（4世纪中期），哥特人的入侵势头才被暂时遏制，与罗马暂时和平。
4世纪中叶，一伙自称“匈人”（huns）的游牧民族开始进入欧洲。最早关于匈人的记载出现在2—3世纪的里海沿岸，他们来自哪里史学家并没有考证出来。可能来自于中亚，南俄草原。有的史学家认为，匈人就是中国历史中西迁的北匈奴。这一理论目前尚处争议中。没有确定。4世纪末，匈人征服北方的诸日耳曼部落，夺取了潘诺尼亚平原。由此，起自黑海至多瑙河以北的大片地土，尽入匈人之手。395年冬，匈人攻入色雷斯，大掠而返。 400年，匈人再次攻入色雷斯，以后对色雷斯连年侵扰。 431年，东罗马帝国不得已，答应每年向匈人交纳贡税，并允许他们在境内的几个城镇进行互市。440年，匈人王阿提拉 布莱达以东罗马帝国违约为借口入侵。。阿提拉率领匈人横渡了多瑙河，把伊利里亚地区（今巴尔干半岛西部地区）和色雷斯地区彻底摧毁，此时波斯人和汪达尔人也趁火打劫。进攻东罗马，东罗马兵力空虚，致使匈奴骑兵长驱直入。443年，甚至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匈人虽然消灭了城外的罗马守军，但由于欠缺攻城器具所以面对着君士坦丁堡的巨大城墙只能围困该城。在长期围困后，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投降，命皇室使节亚纳多留斯与阿提拉相议和平条约。最终狄奥多西二世与阿提拉达成协议，签订一条更严厉的条约：东罗马帝国同意赔偿6,000罗马镑（约1963千克黄金）作为早前毁约的惩罚，而每年纳贡增加三倍至2,100罗马镑（约687千克黄金），至于每个被俘虏的罗马人支付的赎金亦增至12个金币。这些条款虽然为东罗马帝国带来更沉重的负担，但亦暂时满足了匈人的欲望，使他们再次撤向内陆地区。约于公元445年，即匈人撤向内陆地区后不久，布莱达便被阿提拉杀害。在杀害布莱达后，阿提拉成为惟一统治匈奴的君主，并再度将矛头指向东罗马帝国。447年，再度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不克退还，但又勒索了一笔赎金。哥特人与匈人的接连入侵，使得希腊，巴尔干地区几乎化为一片焦土，古典时代希腊的辉煌文明和遗迹几乎损失殆尽。万幸地是，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始终没有沦陷，为希腊文明保存了火种。
3.结语
当罗马在蛮族的马蹄下坍塌燃烧，化作废墟时，帝国的东部依然守住了文明的果实，保存了力量，并图以光复旧时辉煌的壮志。希腊的富饶，活力自然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建立在君士坦丁改革和基督教组织上的新政府也将东部行省更有力地结合在了一起，自此之后，希腊的命运便和罗马真正地绑定在了一起，共同奔向下一个千禧年，等待命运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