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平替岗”，挤满没上岸的中国年轻人
在考公考编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一批未能“上岸”的年轻人，转而将目光投向看似“稳定”的社区社工岗位。从身份定位上，大多数社区工作者既不属于公务员，也不纳入事业编制，在现行行政体系中往往被视作财政供养的“第三类人群”。作为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他们的工作贯穿居民日常的方方面面。然而，“超载”的工作背后，却是偏低的薪酬与有限的晋升空间，不少投身于此的年轻人很快发现，摆在他们面前的，将是一道“去或留”的现实难题。
“水涨船高”的社工考试
方晴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笔记本，记录每天的工作日常：处理“接诉即办”案件、通知居民参加活动、写材料、填报表、整理台账……一直到下午5点半之后，社区居民陆续归家，入户走访工作可能才刚开始。真正离开办公室，通常是晚上8点以后。一天时间总是被切分得琐碎，因此需要格外详细的规划。
方晴是一名社区工作者，与我们印象中“闲人马大姐”的形象不一样，她是一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成为一名社区社工，是方晴此前从未设想过的道路。2021年，22岁的方晴从某211高校毕业，连续两年考研失利后，于2023年开始正式求职。她很快发现，机会并不像想象中多。
有一天，方晴父亲去社区办退休手续，看到一则本区的社工招聘公告。与服务特定群体的“专业社工”不同，“社区社工”指在社区党组织、居委会和服务站中，专职从事社区管理与服务的工作人员。招聘公告不限专业和院校，只要求40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和本市城镇户口。考试通过后与街道（乡镇）签订服务协议。父亲建议她试试。
疫情期间，社区工作者作为基层防控的重要力量，高频地出现在公共话语场，让不少人第一次了解到这一群体。2020年6月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指出，中国共计有400万名社区工作者奋战在65万个城乡社区的防控一线，平均每个社区有6个社区工作者，每名社区工作者面对350名群众。尽管在社交媒体上，这一职业常与“低薪、劳累”等词挂钩，但接连受挫后，当时的方晴只想要一份工作，“至少证明自己还没有差到不被社会需要”。
方晴以笔试前三进入面试。在面试现场，她看到，大部分应聘者多在30多岁，以本科学历为主。本刊采访的数位社区工作者，除了方晴这样的应届生，还有来自互联网大厂、外企、教培等行业的转型者，他们大都在经历过职业动荡期，又考公考编失败后，在35岁左右的年龄关口，将“社区社工”作为退路。“虽然社区社工没有编制，但合同到期一般都会续签。基本可以做到退休。”北京市另一位朝阳区社区工作者申甜告诉本刊，“稳定”，是这份工作最吸引她的地方。
申甜2016年进入教培行业，三年后因机构业务调整被裁，“那时教培机构遍地都是，被裁了再找呗。”她回忆，离职后的第二天，就去新公司上班了，月薪还是一万多。然而2021年双减政策落地，申甜再次被裁后浏览招聘网站，已经今时不同往日，“基本没有工作机会了”。
像方晴一样，申甜也曾尝试考公考编，但均未进过面试。失业的一年多里，她只能自费缴社保，压力大到“整晚失眠”，甚至到了要去医院看精神科的程度。“别说挣多少钱了，有个地儿能给我交社保就行。”抱着这样的心态，申甜将目光转向了社区工作。
回头看，方晴和申甜或许赶上了最好的社区工作者报考年份。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这一年，该区计划招聘3500名社区工作者，实际14816人参与笔试，规模创历年新高。此后尽管招录名额收缩，报名热度却未减少——2024年北京市朝阳区拟招696名社区工作者，报名人数约1.3万人，报录比接近19:1。在长三角某地，有社区党委书记透露，2024年该地区社区岗位报录比已突破100:1，录取分数也比前几年高出十余分。
随着竞争加剧，社区工作者的门槛也水涨船高。公开数据显示，在北京市朝阳区现有的社区工作者队伍中，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已超70%。入职一年后，方晴听说本区的报考者中已出现研究生，有人甚至花费8万元报名面试培训班。“去年我们这儿还招了一名00后大学生。”她说。
“你一个干居委会的，
能忙成这样？”
工作两年多，方晴几乎没有准点下过班，因为加班太晚赶不上末班地铁而住在单位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本以为女儿找了个清闲去处的父母很是不解，问她，“你一个干居委会的，能忙成这样？”
“社区工作就是居委会”，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误解。方晴说，实际上，疫情后随着基层治理体系不断强化，社区作为治理“神经末梢”，服务范围已延伸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党建治理、养老托育、助残济困到文化体育等等。
方晴所在的社区，既有商住两用公寓楼、商品房小区，又有建于上世纪80年代、没有物业托底的老旧小区，人口结构多元，人员流动大，管理难度大，且面临人手不足的问题——连同书记在内，包楼小组仅五个工作人员，平均每人负责1-2栋楼，需要服务的居民在280-330户以上。这种“包楼到人”的管理模式被称为“网格化”管理。2004年，网格化管理模式从北京市东城区推广至全国。2013年，该模式被写入党内高级别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基层治理方向。这一模式助力中国实现了对14亿人口的高效精细管理，也让广大社区工作者承担起更重的责任。
202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要求优化工作力量配置，各地按照每万城镇常住人口拥有社区工作者18人的标准配备。但在实地推进中，部分社区仍面临人手缺口。例如，2024年，西部某省区党委社会工作部一名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地已配备约7000名社区工作者，但仍有1800余人的缺额。而在中部某省，截至2023年底，每万名城镇常住人口对应的社区工作者数量为13.7人。
紧缺的人手却要应对繁重的工作。大到80岁以上老人的养老服务，小到居民家里马桶堵塞、晚归忘带钥匙等琐碎事务，居民都可能找社区解决。方晴有时感觉自己像“许愿池里的王八”，“群众总觉得你无所不能，啥都能给办了。”
除网格服务外，方晴还负责社区的“接诉即办”业务。这是北京市2019年起推行的一项基层治理机制，依托12345热线对群众诉求快速响应，2021年起推广至全国。接诉即办要求“首接负责”，社区作为“首接”部门，接到投诉后，能解决的要就地解决，需要跨部门协调的，就“吹哨”联合处理。有的社区最多时一天能收到六七十个工单，需要所有社工齐上阵，加班到凌晨1-2点。
在本刊采访中，每个做过“接诉即办”的社区工作者都有吐不完的苦水。程功是北京市丰台区某社区工作者，2022年，36岁的他经历大厂裁员后转入这行。程功所在社区位于北京市人口密度最高的街道之一，要服务近6000户居民，平均每天至少处理5条“接诉即办”工单。谁家漏水了、邻里吵起来了、公共设施坏了，还有半夜找不到开锁的急事儿，居民只要拨打12345，社区都要立马协助处理。他们有个专门处理非诉即办业务的工作群。工单一发进来，社工就要去处理，“一般二十分钟内就要响应，凌晨两三点处理工单的情况都有。”
今年，程功所在小区一起电动车电池起火事故后，有媒体报道质疑“充电桩与居民楼之间的距离不足4米，不符合消防规范”，社区因此受到批评。“不在楼下建（充电桩），居民把电池扛上楼充，不是更危险吗？”程功感到无奈，“（报道）轻易就否定了我们全部的工作。”程功说，那是个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小区，早于1998年消防法的出台，因此小区当年建设规划时并没有预留符合当前标准的消防空间。但是随着电动车普及，充电桩建设成为居民硬需求。社区当时也是协调各方，费了不少唾沫，才终于争取到一块合适的空地。结果那家媒体报道后，本就对建充电桩有意见的居民连续拨打12345投诉，居民的不理解与反复的安抚工作让程功和同事们感到筋疲力尽。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形容的就是社区工作者大部分时候面临的处境。“社区能够腾挪的资源和空间非常有限。”方晴说，社区工作者更多时候只是“吹哨者”，问题是否可以解决、如何解决、多久能解决，往往不在他们控制范围内，但居民的不理解常常转化为对社区工作者的埋怨。不合理的诉求可以申请“剔件”，但写说明、找依据，就得花去大半天时间。更重要的是，“居民的投诉问题没解决，可能会给社区扣分，后续街道会被扣分，影响街道排名。”社区工作者李文述告诉本刊记者。
令人头疼的，还有各类形式主义工作。“今天填完的表格，过两天又要重新填写；按要求统计完小区老年人装电梯意愿后，又没有任何后续工作”。李文述向本刊吐槽，前阵子街道要求提交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方案，李文述绞尽脑汁，写得天花乱坠，但场地如何申请、建设哪些设施，都是空中楼阁，“实际没有任何的配套资金和支撑性材料”。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周沛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中提到，“本应作为‘基层服务者’的社区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常扮演‘行政末梢’角色。”双重身份要求下，社区工作者既要执行“对上”的行政任务，又要应对“对下”的居民诉求，这种工作事务的交织导致一些社区工作者“职责超载”。
难以留下的年轻人
与超载的工作量相比，社区工作者的薪资水平却显得相对有限。以北京市为例，社区工作者的基本待遇，包括基本工资、职务年限补贴、奖金和其他待遇四部分。疫情之前，每月工资到手4000-5000元。尽管2023年经历过一轮调薪，但也仅有6000-7000元——在全国范围内虽属中等偏上，但在这座大城市，依然难言宽裕。
李文述2022年大学毕业，作为社区里最年轻的工作人员，和同事们相比，她的生活处境明显不同。“不少同事本身并不缺钱，比如有30多岁从大厂转过来的，之前在大厂工作10年攒了几十万，来社区只是想改变生活方式，不需要考虑未来发展。”李文述在北京虽然没有房贷、车贷，每月还能攒下一点钱，但这份“够用”仅能维持眼下基本生活，长远看工资涨幅也极小，“工龄工资每年只涨50元”。作为独生子女，她还要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他们没什么积蓄，没法给我太多支持”，想到未来结婚、生子等大事，这份薪资就显得远远不够了。
李文述有点后悔一毕业就进入社区社工，“应该先在外面闯荡几年，实在不行再来”。在她看来，社区工作虽然稳定，但前景有限，工作内容也与市场需求脱节，未来想转行都难。
“在身份定位上，大部分社区工作者既非公务员又非事业编人员，在现行行政体系中属于财政供养的‘第三类人群’，致使社区工作者队伍的职业发展存在障碍。”周沛指出，这种障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职业薪资待遇的吸引力较低。部分地区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二是存在职业晋升的“玻璃屏障”。
目前，社区工作者的职业晋升主要依赖四条路径：考公、考编、在社区内部晋升或通过政策渠道转入事业编制。2024年发布的《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要加大从优秀社区工作者中招录（聘）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力度。对任职满一定年限、表现突出的社区党组织书记，可择优聘为事业编制人员；特别优秀的，可择优调任或通过换届选举进入街道（乡镇）领导班子。但多位采访对象告诉我们，由于直通名额有限，真正能走通这条路的人少之又少。
“较低的职业薪资标准与受限的职业晋升渠道，导致社区工作者的职业吸引力与认同感偏低。”周沛说，在这种局面下，个别初次就业的青年社区工作者往往将社区工作视为“职业跳板”，职业投入程度不高。
申甜和李文述仍在准备考公，“我计划考到35岁，一定要上岸”，李文述语气坚定。但失去应届生身份后，上岸变得愈发艰难，“大部分岗位只面向应届生，我只能从极少数岗位里挑选，竞争会翻好几倍”。
方晴则选择继续留在社区。两年多的历练，让她从琐碎的基层工作中寻得了职业价值。今年，方晴还收到一面锦旗，来自一位社区阿姨。当时，这位阿姨洗澡时突遭停水，情急之下与物业发生争执，一度升级至报警的地步。次日，阿姨仍愤懑难平，拨打了12345投诉。方晴作为接诉即办负责人，在电话里耐心调解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让阿姨情绪缓和，纠纷得以化解。
“很多时候，我们就像大家的情绪创可贴。”方晴向本刊分享工作心得，“居民常常带着情绪来，我们需要先提供情绪价值，一旦把对方的心结打开，事儿也就好办了。”性格中的“高敏感”，曾让方晴容易内耗，如今反而能帮她敏锐觉察居民情绪变化。大学时的语言专业训练，也让她能更准确地把握对方话语背后的真实意图。
她也从工作中真切地感受到了自我成长，“以前在父母眼中，我就是个只会读书的‘乖乖女’，现在我也能帮家里解决实际问题了。”有一次，大晚上电灯坏了，父母都不知道该找谁，“我说交给我，我会修。”
今年初，方晴被提拔为社区副职。既然打算长期从事社区工作，她计划有机会再提升下学历，往社会学方向深造，丰富下基层服务的理论知识。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社区工作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