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中共基层干部 谁也不敢再做主了

在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杨继绳 《天地翻覆》、以及《毛泽东年谱》《周恩 来年谱》的交叉阅读中，可以得到一个高度 一致、且可被档案与大量回忆印证的结论： 中共干部们不再相信制度中共谎言，只相信 风向。 

1962 年 1 月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中央 着重经济调整与组织生活重建。1962～1965年，全国经济调整、专家回归、日常治理恢 复。但毛泽东在大会后多次谈及“阶级斗争不 能忘”、“党内修正主义”。

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主导恢复生产与制度 化管理；周恩来负责日常协调。但毛泽东感 到自己被边缘化，也对“按规则治理”的不信 任不断加深。 

1966年5月16日，发出《五一六通知》。同年 8月5日，毛泽东撰写了题为《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指出中央内部存 在“资产阶级司令部”，被视为文革初期领导 层路线冲突公开化的标志。1966年8月，北 京，“八．一八”天安门集会，红卫兵大喊“造 反有理”......这些口号绕开党委与程序，直接 把武斗的权柄授予群众。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先爆 发；随后迅速扩散到县、社、厂、校。但这 也是一次有边界的授权：只准向下打，不准 向上碰。

一、中共谎言失信于基层 

杨继绳透过地方档案指出，文革中遭到最密 集打击的群体，并非抽象的“阶级敌人”，而 是能执行政策的县、社、厂、校干部；能维 持日常运作的教师、医生、工程师，他们是 能让社会“不靠运动也能运转”的中间，之后 这些人即便被“平反”，也已醒觉到愚信中共 的制度谎言完全不能保命，对政治风向的及 早醒觉才能保命。 

网络图片

大饥荒（1959～1961）： 

杨继绳估计非正常死亡约3,600万人（区间约 3,200～4,000万），死亡高峰集中在农村、基层干部管辖区、粮政与征购链条末端。 

文化大革命（1966～1976）： 

直接与间接死亡保守估计约100～200万人， 受害者主要是地方干部、教师、医生、工程 师、校长、厂长，也就是维持社会运转的那 一层人。这不是偶然。这是一次把风险、仇 恨与暴力，系统性向下倾倒的政治设计。

作家高华在对延安整风与文革的比较研究 出：延安整风仍然保留“组织内规则”，但文 革就是刻意要让规则失效；当“造反有理”、“怀疑一切”成为最高指示时，基层干部第一 次被明确告知：服从制度不等于安全、忠于 程序也不是政治正确，唯一要注意的是对最 高意志的即时感应。从此，中共基层干部角 色被改造成一种中共领导高层需要的政治物种。 

二、谁最守规矩 谁死得最快 

文革初期被整得最惨的，往往不是最贪腐、 最残暴的干部，而是“最照章办事、最相信组 织会保护他的人”。常见的描述包括：某些县 书记坚持“未接正式文件不执行”，结果被指 为“对抗最高指示”；校长、院长要求“保护档 案、保护学生安全”，反被定性为“保守势 力”；工厂干部试图维持生产秩序，被指为 “以生产压革命”。 

案例一 

校长：卞仲耘 

身分：北京市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 

时间：1966 年 8 月 5 日

地点：北京，校园内 

事件：被学生与外来红卫兵殴打致死 

卞仲耘为学校行政负责人，长期按教育部门 制度办学。1966 年夏，“破四旧”“揪走资派” 口号下，校务与人事程序被宣布无效。当日 校内批斗失控，卞仲耘死亡。其后多年，责 任未获制度性追究。 她被选为目标，并非因具体“罪证”，而是因 掌握校园秩序与流程。事件向所有教育系统 释放明确信号：保护学生、维持秩序，并不 能构成安全；顺风向才是。后果是校长、院 长角色由治理者也转为“政治气压感应器”， 教育系统的制度信任被一次性击穿。 

案例二 

华中某大型国营钢铁企业厂长 

时间：1967 年初 

地点：武汉工业区 

事件：被指“以生产压革命”，遭批斗、停 职，生产指挥系统瓦解

1967 年“一月风暴”后，地方工业系统出现“夺 权——反夺权”循环。多份地方档案与研究指 出：维持生产秩序常被重新定性为政治问 题。同期，军队与中央直属系统未遭同等冲击。 

群众被授权的真正功能不是革命，而是“打碎 基层权威”；结合陈永发对中共组织结构的研 究，可以清楚理解一个关键设计——群众被 授权去打谁？地方干部、专业权威、基层组 织负责人；群众被禁止打谁？中央决策核 心、军队体系、真正掌握定性权的人，所以 说文革不是要“群众当家作主”，而是要让基 层再也不敢成为“主”。

文革的真正敌人不是 抽象的“阶级”，而是不依赖个人崇拜也能运 转的组织理性。 换句话说，谁能靠规则把事办好，谁就是威 胁。于是，最先被标靶的是县、社、厂、校 的负责人（能把政策落地）专业群体（能让 社会不靠运动也能运作）中间层（能形成横 向信任），于是文革的结局只有一个：制度被宣布无效，专业被定性为原罪。从此，基层干部被重新“格式化”——不再是治理者， 而是政治气压感应器。 

文革让中共谎言崩蹋，中央喊出的漂亮口号 彻底失信于基层。文革之后，基层干部学会 的第一件事，不是如何治理，而是如何在中 共斗争绞杀体制中苟活下来，并演化为三种 固定行为模式： 1.政策不再看文本，只看来源。 2.责任可以不扛，但立场一定要站对。 3.错误不可避免，但“政治错误”不可犯。 所以说，中共干部们最怕的不是事情办不 好，而是风向看错。将“政治正确”内建为第 一绩效指标，能力、专业、治理效果全面退 位，唯一可靠的是对中共高层权力气压的即 时感应，这也是官场急遽腐化的深层因素。 

台大名誉教授明居正的分析直指要害：一个 把恐惧内建为治理工具的政权，短期稳定， 长期自毁。

恐惧替代能力，治理品质持续劣化：不敢决 策、只敢表态，系统性低效不可逆。风向替 代制度，政策不可预期：投资、科研、社会 信任全面萎缩。向下卸压成为常态：基层永 远是耗材耗材用尽，只剩中枢空转。这不是 外部压力造成的危机，而是中共体制运行必 然结局。 

杨继绳用数字证明了谁被牺牲；高华说清了 为何必须牺牲；陈永发揭示了中共必然走向 这一步；当干部不再相信制度，只相信风 向，政权就不再靠治理存在，而是靠恐惧续 命。明居正指出了这条路的终点——那个终 点不是改革，不是自救，而是内部机能耗竭 后的结构性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