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该反的人，反了
元末农民起义第一人，是刘福通。
没有刘福通，就没有后边的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等。
但是，在这诸多群雄之中，刘福通其实是最不该起义，最没有理由造反的。
为什么，因为刘福通是一个有钱人。
元朝至治元年，刘福通出生于颍州，今天的安徽阜阳界首市。
在颍州，就没有不知道刘福通这号人的，因为刘家是当地的巨富。
既然有钱，他的生活就和同一时期的那些农民起义军首领是不一样的。
张士诚在盐场背沙包的时候，刘福通养尊处优，朱元璋在路上要饭的时候，刘福通锦衣玉食，方国珍被衙役们追的四处跑的时候，刘福通家里都盖了新房子了。
说白了，刘福通是地主啊，他是有钱人，他吃的好，喝的好，睡的好，样样都好，闲着没事他为什么起义？
我们知道，元朝建立之后，定都大都，也就是北京，这说明元朝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但是矛盾的是，大元帝国的粮食和税收，也就是财政其实是高度依赖长江流域的南方的，那么连接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就是隋炀帝通的那条河，就成了帝国的生命线。
而这条生命线，就时刻受到黄河的威胁。
要知道当时的黄河河道和今天是不同的，当时黄河大致流经河南，安徽北部，江苏北部，然后注入黄河，也就是夺淮入海的河道，那我们想一下，黄河中下游，尤其是河南段，地势太平坦了，常年冲刷，泥沙淤积严重，会导致河床高于地面，成为地上悬河，那是说决口，就决口，非常的危险。
黄河如果向北决口，首当其冲被摧毁的就是山东境内的京杭大运河河段，一旦这块堵了，南方的粮食就没有办法运抵大都，粮食运不过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蒙古贵族吃什么？
其次，虽然元大都距离黄河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如果华北平原大面积被淹没，保不齐也会威胁到京畿地区的安全。
那么，在元朝统治者看来，如果黄河一定要决口，那最好是在南岸决口，南岸决口，受灾的就是河南，安徽这些农业区，虽然这些地方也很重要，但是优先级肯定是没有北岸重要的。
元朝廷把治理黄河的中心放在了北岸，那么南岸的堤防工程往往就得不到足够的资源和维护，最关键的是，在黄河水位异常高涨的时候，高涨到已经对北岸构成了严重威胁，那么我们猜想，地方官员和元朝军队就会被迫或者主动的在南岸一些地方决堤分洪。
谁在南岸？刘福通家就在南岸。
当时南岸的开封，归德一带频繁决口，每一次决口，洪水都会淹没大量的农田和村庄。
土地被破坏了，原有的水系被破坏了，被洪灾侵袭过的地区会沼泽化，盐碱化，洪水还会带来瘟疫和饥荒，大量农民成为流民，成为流民还是好的，更大量的农民直接就死于灾害之中。
但即便如此，这对刘福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毕竟刘福通是巨富之家，非常有钱，想来他们家也不靠务农为生，他何必撇家舍业走上这条道路呢？
我们拿朱元璋来举例，朱元璋为什么起义？
当洪灾来临时，他的父亲病死，他的母亲饿死，他的大哥饿死，他几乎所有的亲人全部倒毙，一夜之间他成了一个孤儿。
是谁把朱元璋逼到这样的境地的？不仅仅是天灾，还是元朝腐朽黑暗的统治，是封建制度的压迫。
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黄河发大水，在白茅堤，今天的山东曹县，以及金堤，今河南兰考县先后决口，这次的黄河灾情是空前的，因为元朝廷一直以来对于黄河问题基本是听之任之，治理力度很小，所以这是河患长期积压以来的结果，黄河发大水，可以说是连续决口，北侵南淹，南岸北岸都受灾（当然还是南岸受灾更严重），天下尽成泽国，是饥民遍地，饿殍遍野，如果放在明清两代，地方决口，发生这种情况，一省或者几省的官员都是要问责的，搞不好都要大面积杀头，但奇葩的是，此时此刻的元朝廷还在激烈不休的讨论，到底要不要治理黄河。
有句话说：元以宽而失天下。
这个宽，不是说元朝的政策宽松，法律宽松，社会宽松，这个宽是说元朝贵族自从入主中原之后，他们每天就是礼佛，游猎，放牧，吃喝玩乐，对于国家境内发生的问题很少去管理，通过黄河水灾这个事情就可见一斑。
反对的一方认为，没有必要治理，因为河患总是会过去的，而且死的都是老百姓，和我们也没关系。
支持的一方认为，还是有必要治理的，不仅要治河，还要赈济灾民，稳定局面，饿死了没关系，可总得防着他们造反啊。
支持治河的，主要是以元朝丞相脱脱为首的一群大臣们，其实他们的初衷是好的，想法也是好的，但是赈灾也好，治河也好，这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事情，这是一项群体性的工作，参与的人太多了，流程更加复杂，很容易就在执行过程中走样。
我们拿赈灾来举例，比如朝廷给朱元璋所在的安徽凤阳孤庄村发了一百两的赈灾银和一百斤的粮食，这些钱粮从京师出发，经过中书省，行，路，府，州，县，达鲁花赤，各层都要贪污腐败一点，这个衙门拿点，那个官员拿点，上官拿点，地下的小官也拿点，衙役们拿点，负责具体发放的再拿点，等到发到孤庄村的时候，钱只剩了几个铜板，而稻米也只剩下米壳了，灾民自然全都饿病而死，这其中就包括得不到那份本该属于他们的救济的朱元璋的家人。
那我们可以说，朱元璋和元朝廷是有着刻骨铭心，不共戴天的仇恨的，他反抗元朝的统治是必然的结果。
黄河水灾是1344年爆发的，但是直到1351年，元朝廷才终于得出结论，要修黄河，您想想这时间可就已经过去七年了。
负责治河的，是大臣贾鲁。
（贾鲁开河）
这个贾鲁，他是古代历史上的治河名臣，在贾鲁的主持下，元朝廷征发了汴梁和大名的民夫十五万人，以及庐州等地的元军两万人，四月开始治河，到十一月就治完了。
不得不说，效率还是非常高的。
而且，贾鲁治河的方法很聪明，具体什么方面作者就不介绍了，反正他这个方法是开创性的，还非常的好用，以前没有，还被后人沿用。
他治理黄河水患，停止了灾情，造福了两岸百姓，因此后人为了纪念他，还把河南和山东的一些河流命名为贾鲁河。
但是，尽管治理黄河是有必要的，但是元朝廷治理黄河的时机和方式反而成为了社会矛盾的催化剂。
在贫极江南，富称塞北，天灾人祸不断的年代，强行征发十五万饥民服劳役，配合官府层层的克扣工钱，劳动者的生存得不到保障，这就使原本困苦的民夫怨声载道，人的内心世界已经濒临崩溃。
接下来就是熟悉的剧情了，刘福通，韩山童是白莲教领袖，他们巧妙的利用了治河工程带来的民怨沸腾，预先在黄河河道埋下一个独眼的石人，同时还散布了“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言论，而当民夫们果然在施工的时候挖出独眼石人之后，群情惊骇，大家都认为这就是上天示意反抗元朝统治，刘福通韩山童抓住机会，发动了起义。
故事是这么流传的，史料也是这么记载的，那问题来了，刘福通这个巨富之子，他的动机呢？
起义造反，就代表着天下大乱，社会阶级的重新洗牌，尤其是他这种地主阶级，他家的财富随时面临不保，他和元朝廷又没有像朱元璋那样刻骨铭心的仇恨，他干嘛要造反？
作者也非常的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作者看到一段史料，当然严格来说这并不能算是史料，而是后人的记载。
谁记的呢？是民国一个叫做韦光周的人写的《民国界首一览》，界首就是颍州嘛，我们可以说这是韦光周给刘福通的家乡编写的一本县志。
那根据这本书说，说贾鲁当年修河的时候，考察到了颍水一带，正巧走到刘福通家，贾鲁更了解到，刘福通家里奇珍异宝无数，尤其有一种珊瑚树，十分漂亮，世所罕见，贾鲁很喜欢，向刘福通索要，刘福通非常的硬气，他就没给，贾鲁很生气，于是他向朝廷汇报，说我要治河，必须拓宽颍水的河道。
贾鲁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他是报复刘福通，因为刘福通的祖宅和祠堂就在颖水南岸，而花园啊，以及刘家的一些产业，则在颖水北岸，贾鲁要借着拓宽两岸河道的由头把刘福通的基业全都给毁掉。
那个时候可没有现在的拆迁补偿办法，毁掉就是白毁，刘福通眼见刘家数十年基业要在贾鲁的威逼之下一朝东流，他是脖子一横心一狠，逼上梁山，终于和韩山童揭竿而起，由此掀开了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大起义。
贾鲁是能臣，他的治河方案科学高效，功在千秋，以他的专业能力，未必真的会因为一株珊瑚树而刻意修改河道，但治河工程中征发民夫，侵占田产，官吏贪腐，却一定是不争的事实。
那这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待考证，如果不是真的，您就当是看文章消磨时光，可如果是真的，那就不禁让人感叹——
虽云利国，实乃病民，欲图永安，反招速祸呀。
回到多年前元朝廷的大臣们激烈辩论要不要治河的那个时间节点，当时反对治河的，自然是奸臣贼子，把帝国的灾患视而不见，而支持治河的，如名相脱脱，他们自然目光长远，懂得利害，是为了挽救王朝的危局，可谁能想到，正是因为治了黄河，才导致了元朝的彻底混乱和灭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