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颗子弹没杀死美总统 医生却让他熬了79天死去
1881年7月2日，美国总统詹姆斯·A·加菲尔德(James A. Garfield)在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C.)的车站等候登车，准备前往新英格兰地区开启暑假，与妻子团聚。
谁也没料到，这场归乡之旅会骤然转向致命的结局。当时，一名对联邦政府职位心怀不满的求职者查尔斯·吉托(Charles Guiteau)从加菲尔德身后走近，掏出手枪，朝总统连开两枪。
子弹起初并未夺走加菲尔德的生命，却让他陷入了漫长而痛苦的衰弱过程——腐败性感染、剧烈疼痛与消化问题如影随形。最终，在遇刺两个月后的9月19日，他还是遗憾离世。
加菲尔德的白宫之路
1831年11月19日，詹姆斯·加菲尔德出生在俄亥俄州的一间小木屋，他从不满足于这样的平凡生活，一心渴望更广阔的天地。早年，他曾在运河上做工，之后进入当地学校学习，也就是在这段时光里，他结识了未来的妻子卢克丽霞·鲁道夫(Lucretia Rudolph)。
凭借努力，他最终成功考入威廉姆斯学院。
从威廉姆斯学院毕业时，加菲尔德不仅拿到了学士学位，心中还燃起了对政治的浓厚兴趣。他曾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担任少将，还当选过俄亥俄州参议院议员；1863年，他成为美国国会议员，并在这个职位上任职了17年。
1880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加菲尔德发表演讲，全力支持同为俄亥俄州人的约翰·谢尔曼争取总统候选人提名。可最终获得提名的并非谢尔曼——原本没有主动寻求提名的加菲尔德，反倒在大会第36轮投票中意外胜出，拿到了提名资格。
同年11月，加菲尔德击败民主党候选人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Winfield Scott Hancock)，成为美国第20任总统。
但总统职位并未给加菲尔德带来喜悦，反而让他满心忧虑。1880年12月31日，距离就职仅剩几个月时，他写道：“我以悲伤的心情结束这一年，深深意识到自己正在告别私人生活的自由，告别一连串幸福的岁月——我担心，这些美好都会随着1880年的结束而画上句号。”
特权执念：引爆刺杀的导火索
作为总统，加菲尔德负责联邦政府官员的任命工作，这让他成了众多求职者追捧的对象，终日被渴望获得职位的人纠缠。
查尔斯·吉托就是其中之一。他性格偏执、行为古怪，曾是加菲尔德的支持者，甚至在大选期间为总统发表过几次演讲。尽管没有任何外交经验，也缺乏有分量的政治人脉，他却固执地认为，这份“贡献”足以让自己获得一个驻欧洲的职位。
他不断骚扰总统办公室，因行为令人反感被禁止进入白宫，可这份不满最终扭曲成了报复之心。
吉托声称自己是受上帝指令行事，决心刺杀加菲尔德作为报复，好让加菲尔德的副总统切斯特·阿瑟(Chester Arthur)接管政府。
更让刺杀变得容易的是：加菲尔德没有配备保镖，也没有像样的安保人员。这位总统，几乎就像毫无防备的“活靶子”。
在暗中跟踪加菲尔德近一个月后，吉托终于等到了机会。一家报纸刊登了总统即将出行的行程，其中详细标注了他离开华盛顿的时间——吉托决定在车站等候，伺机行动。
7月2日，当吉托朝总统开枪时，一颗子弹擦伤了加菲尔德的肩膀，另一颗则嵌入了他的背部。吉托逃离现场，留下总统瘫倒在血泊中，但警方很快就将他逮捕归案。
不过，枪击并未终结加菲尔德的生命——至少当时还没有。官员们迅速将他转移到白宫，希望能挽救这位新当选的总统。
致命治疗：让感染蔓延的“误诊”
很快，一支以威拉德·布利斯医生(Doctor Willard Bliss)为首的医疗团队组建起来，围绕在加菲尔德身边。南北战争医学博物馆与克拉拉·巴顿失踪士兵办公室前解说主任杰克·温恩(Jake Wynn)解释说，布利斯曾在内战期间担任外科医生，他为总统提供的“医疗方案，和二十年前治疗内战伤员的方法没什么差别”。
当时，外科医生治疗枪伤的常规流程是：取出子弹、缝合伤口，再用棉绒和绷带包扎。但这类伤口很容易感染，因为子弹可能会把衣物碎片、泥土等污物带入伤口。
更要命的是，这支医疗团队还抱着内战时期的旧观念不放——完全不知道该如何预防感染。其实，加菲尔德遇刺时，预防感染的医学知识已经存在：1865年内战结束那年，英国外科医生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就发明了用石炭酸清洁伤口和器械的方法。
可温恩说：“加菲尔德的医疗团队并不认可李斯特的外科技术”，他们竟然用没消毒的手指和器械，反复探查伤口寻找子弹。
《黑马：詹姆斯·A·加菲尔德的意外当选与政治谋杀》一书的作者、历史学家肯尼斯·D·阿克曼(Kenneth D. Ackerman)评价道：“就算按照19世纪80年代的标准，这种做法也极其糟糕。就连常年在西部边境治疗枪伤的医生，都特意写信警告卢克丽霞，别让这些医生检查伤口，让伤口自然愈合就好。” 后果可想而知：感染和败血症疯狂侵蚀着加菲尔德的身体。
医生们仍执着地想要找到那颗子弹，甚至邀请发明家贝尔用金属探测器帮忙定位。可病床的金属弹簧干扰了探测，让寻找工作困难重重。
更糟的是，医疗团队的探查方向从一开始就错了。医生们误判了子弹的轨迹，以为它嵌在加菲尔德的右侧；可后来的尸检显示，子弹其实偏向了左侧。温恩解释说，正因为这个错误，他们“在加菲尔德体内硬生生开辟出了另一条通道，让感染在体内肆意扩散”。
几周后，医疗团队又做了一个灾难性的决定：为了排出脓肿，他们又切开了一个切口——可这个切口既没消毒，尺寸也不够，最终只是给感染多添了一条扩散的通道。
79天煎熬：生命最后的时光
加菲尔德的康复过程，充满了难以忍受的痛苦与屈辱。他反复发烧，常常连疼痛都扛不住，也无法正常进食。为了缓解疼痛，医生给了他鸦片；为了补充营养，只能通过直肠喂食。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酷暑，让加菲尔德本就虚弱的身体愈发糟糕。不过，医生们尝试设计了一种历史学家约翰·克拉克·里德帕思(John Clark Ridpath)所说的“简易制冷设备”，把房间温度降到了相对舒适的25摄氏度。
后来，他又被转移到了新泽西州埃尔伯龙的一栋海滨别墅——人们觉得，那里凉爽清新的海风或许能对他的身体有好处。
海风没能治愈他，却让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得到了一丝平静。1881年9月19日，加菲尔德离世，此时他的任期才刚过199天，成了美国历史上任期第二短的总统。
死亡本可避免？
加菲尔德的离世让公众陷入悲痛，也对他的医疗团队充满愤怒。9月23日，一位匿名医生在《纽约论坛报》上写道：“预防败血症是关键，一旦败血症发生，后续的治疗几乎就是徒劳。”
当时，人们对总统医疗团队的不信任已经蔓延开来，就连吉托都在11月审判的第一天嘲讽道：“该被起诉谋杀詹姆斯·A·加菲尔德的是那些医生，不是我。”
这场愤怒的核心，正是卫生与消毒问题——温恩说，“在加菲尔德去世前的几周里，支持李斯特抗菌技术的人就曾发声，对加菲尔德的医疗护理状况表示担忧”。
温恩补充道：“在那之后的几年里，李斯特的技术和后续的医学进步逐渐在美国扎根”，越来越多的医生和公众开始接受卫生消毒的理念。 要是当时加菲尔德的医生采用了李斯特的抗菌方法，他的故事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阿克曼认为：“毫无疑问，现代医学肯定能救加菲尔德的命；就算是19世纪80年代的医学水平，也很可能让他活下来。要是那些医生当时只是好好清洁伤口，用心护理加菲尔德恢复健康，他大概率能挺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