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至少3700万女性“被消失” 上海为何剩女多
上海剩女现象与人口危机
作者方晓：中国大陆社会对“剩男”“剩女”的话题始终热议不绝。然而，这两个现象的背后，并非仅是个体选择或“眼光高”所能解释。人口学家指出的，“剩女”只是浮于表面的假相，而由中共非人性化政策制造出的“剩男”危机，才是深层的社会真相。这场席卷全国的婚姻危机，实质上是中共长期实施的户籍制度与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结构与社会伦理层面引发的双重崩塌。
事实上，这类女性普遍具有高学历、稳定收入与独立人格。她们的存在并非上海独有，北京、深圳、广州等大城市亦呈现相同趋势。
“剩女”一词最早来源于2006年《时尚Cosmo》杂志的一期封面。意为已过适婚年龄，但是仍然未结婚的女性。
2007年后，这一词条就被收入中共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汉语新词之列，并定义为：高学历、高收入、 27岁以上仍然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归宿的女性。
中国到底有多少“剩女”？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曾引用某婚恋网站保守估计，全国剩女已近一亿人。剩女有很多，一线城市的剩女更多。
上海“剩女”现象的深层结构性成因
表面上，“眼光高”似乎是上海“剩女”的主要原因，实际上，这只是制度性压力的反射。
1. 户籍制度的政策壁垒
中共的户籍制度将医疗、教育、养老等核心资源与“本地身份”严密绑定。对女性而言，寻找本地户口的伴侣，实际上是为了确保下一代能获得基本社会保障的一种理性防御，而非势利之举。
2. 资源错配与婚姻市场失衡
优秀的外地男性，尽管收入高、学历好，却因缺乏政策赋予的城市资源，被排除在婚姻市场之外。这使得满足“本地+优质”条件的男性极度稀缺，从而导致大量女性“被剩下”。
根据2025年上海市妇联的调查，未婚女性已突破200万人，较2015年增长70%。其中，25至34岁女性中有40%处于单身状态。这一数据背后，反映的是结构性的不匹配，而非个体的问题。
新一代女性的价值观变化
上海静安区社区服务中心的一次小型访谈中，30岁的设计师张悦道出了许多年轻女性的心声。她坦言，母亲一辈的婚姻生活让她对传统角色分工产生质疑。“我妈每天操持家务，父亲却鲜少参与，这种模式我不想复制。”这种观念在90后、00后女性中颇具代表性。
对她们而言，婚姻不再是生存的必需，而是平等与精神契合的选择。经济独立让女性对婚姻的期待更高，渴望真正的互助与尊重。
上海某婚恋平台2025年调查显示，62%的男性愿意与妻子共同分担家务，较2015年上升38个百分点，显示家庭性别分工正在发生变化。
“剩男”真相：计划生育的社会恶果
相比于城市“剩女”的主动选择与高要求，“剩男”问题才是中共社会工程政策造成的不可逆转的灾难性后果。
“剩男”是指超过适婚年龄（通常30岁以上）仍未婚的男性群体。
中共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实施限制人口出生和“独生子女”的“基本国策”。导致了大量选择胎儿性别的非法堕胎。在大陆农村地区，有人为了确保生男孩，所以做B超鉴别胎儿性别，是女孩就堕胎。
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衡。1980至2010年间，中国男性比女性多出约3,600万人。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达118:100，远高于正常值。80后非婚人口的男女比例为136:100，70后更高达206:100，且年龄越大，失衡越严重。
人口学家李建新指出，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长期高于115甚至120，远远偏离自然值，导致婚姻市场极度失衡。
结构性崩塌与国家级危机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帕斯顿教授早在2020年前就警告，中国将有4,500万至5,000万名男子终生无法找到配偶。
“女权无疆界”创始人瑞洁（Reggie Littlejohn）亦指出，罪魁祸首正是中共推行三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这一政策导致至少3,700万女性“被消失”，严重破坏人口自然平衡。
“男多女少”的社会给人口再生产带来严重障碍，造成人口严重萎缩。因为人口的再生产主要是通过母亲来实现的。女性在社会人口中比例的萎缩，必然会导致人口再生产能力的降低。
联合国预测若生育率长期低于1.5，百年后中国人口将降至5亿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超过40%。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梁建章指出，中国如此剧烈地改变人口结构，“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足以成为全球人口学的警示案例。
人为政策扭曲的人口悲剧
“剩女”与“剩男”表面上似乎是个体选择的结果，实则是制度性压迫与人口工程的副产品。前者折射出女性追求平等与尊严的觉醒，后者则揭示了计划生育导致的社会性别灾难。无论城市女性的孤独坚持，还是底层男性的无力挣扎，最终都指向同一个事实——中共长期以来对人性与自由的压制，正让这个社会的人口结构走向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