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恐一夜变天 如何和平转型？
在全球地缘政治风云激荡的2025年，中国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共政权的稳定性、改革的可能性以及潜在垮台后的转型路径，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中共作为世界执政时间最长的共产主义政权，其未来不仅关乎14亿中国人的命运，更牵动全球秩序。近日，三位中国问题专家余茂春、矢板明夫和陈小平以犀利视角剖析了“习时代”中国的困境与出路，探索了中共垮台后中国的可能图景，以及通向民主与法治的艰难道路。
余茂春：中共垮台后的复杂转型与国际准备
余茂春，前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以其对中共体制的深刻洞察著称。他明确指出，“如果中共政权突然垮台，这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他主导的哈德逊研究所报告《为后中共时代中国做准备》（China After Communism:Preparing for aPost-CCP China）指出，作为执政时间最长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共的垮台并非不可想象。如果经济衰退、民族冲突或国际制裁等压力加剧，垮台可能“一夜之间变天”。余茂春警告，缺乏准备将导致中国陷入动荡，影响全球稳定。因此，他呼吁国际社会制定应对策略，确保“中共政权垮台后的转型，需要建立在民主、法治、宽容的基础之上，同时也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参与。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转型，避免陷入动荡和冲突之中。”
军队与公安国家化：核心挑战
余茂
天安门广场（Getty Images）
党员处置：公正与宽容
对中共9000多万党员的处置，余茂春主张，“不能简单地对这些党员进行清算和报复，而是要采取公正、宽容的态度。”他举例，“在东德共产党垮台后，人们首先做的就是公开秘密警察的档案，让人民了解真相。”南非曼德拉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鼓励忏悔换取赦免。中共长期掩盖历史罪行，如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门事件，真相挖掘艰难。他建议设立独立委员会，鼓励党员自首，提供证词，换取宽大处理。宽容政策可激励党内温和派支持转型，经济下行可能动摇党员忠诚，转型时需抓住这一窗口。
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自决原则
余茂春指出，“中国有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如果中共垮台，这些地区可能会出现民族冲突和分裂倾向。”他强调，“这需要采取民族自决的原则来解决。不能由中央政府简单地决定哪些地区可以独立，而是要让当地人民通过投票来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因长期压制积累怨恨，垮台后可能引发分裂。他建议借鉴加拿大魁北克和英国苏格兰的和平公投，国际社会介入调解，提供人权观察和援助，推动联邦制或自治模式，修复历史创伤。
核武器安全：全球威胁
余茂春警告，“中国拥有大量的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一旦失控，将会对全球安全构成巨大威胁。”他认为，“这需要国际社会的介入和合作来确保这些武器的安全。”苏联垮台后，美国通过“努恩-卢格计划”确保核武安全。类似地，中共垮台后，国际社会需迅速组建多国专家组，控制武器设施，防止扩散。他建议美国提前制定情报共享和技术援助计划。
经济与金融重组
余茂春扩展到经济领域，主张通过私有化、去中心化打造自由化金融架构。中共垮台后，经济可能崩溃，需国际援助重组。他建议撤离在华美国企业，移除间谍软件，推动土地私有化和国企改革。转型正义虽艰难，但民主国家应提前准备，甚至在极端情况下，通过联合国授权暂管部分地区。
哈德逊研究所报告的具体准备措施
哈德逊研究所的报告《为后中共时代中国做准备》于2025年7月发布，提供了系统性战略规划。报告由余茂春主编，汇集约20位前情报官员、军事将领、学者和政策专家，涵盖八个专题模块：
特种部队与稳定行动：借鉴二战期间美国情报部门在中国抗战的经验，建议在政权真空期部署特种作战部队，援助稳定关键区域，防止军阀割据。
生物与核设施管控：针对中共军民融合的双用途生化研究，建议快速识别和管控设施，防止武器扩散。
经济重组路线图：提出债务透明化、恢复市场机制，建立“紧急金融稳定框架”。
清除中共在美影响：要求美国金融、教育、媒体领域取消中共嵌入资产，停止其“非传统渗透”。
军事改革与去政治化：将解放军重构为防御型国家军队，打破“党指挥枪”原则。
情报与公安转型：借鉴东欧和南非经验，成立“历史档案审查委员会”，公开迫害记录，促进和解。
民族治理：为新疆、西藏等地设计自治框架，防止分裂主义。
宪政建设：召开全国宪政会议，重构政府架构，实现地方与中央、港澳台关系的制度重置。
报告强调，中共垮台后的战略准备需从风险识别到有序重建，设想多种情景，如政变、经济崩溃、地方割据、民族冲突或民间革命。它主张建立以民主国家为核心的重建联盟，包括台湾、日本、欧盟等，设立“中国重建特别基金”，承担难民接收和人道援助等职责。
矢板明夫：军队国家化与和平转型的借鉴
著名时评人矢板明夫也在节目中聚焦军队和公安的国家化，强调避免军阀割据。他指出，中共长期将解放军和公安视为工具，垮台后若不改革，可能导致分裂。他借鉴东欧经验：共产政权垮台后，各国改革军队为国家机构；台湾民主化中，国民党军队转型为国家武装力量。他强调，只有国家化，才能实现民主转型。
他认为，垮台后中国可能有冲突，但不必然分裂，关键是建立民主法治新秩序。东欧的和平转型是可借鉴的经验。他的观点强化了余茂春的国际视角，为转型提供实用路径。
陈小平：中共改革的幻觉与民变促官变的路径
资深媒体人陈小平持习近平时代改良无望的观点，基于对中共历史的亲历与反思。他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包括自己对中共走向文明与法治抱有极大期待。全国人大在完善法律，鲍彤等人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令人振奋。陈小平提到，当时的基层民众也普遍认为中共能通过内部改革实现转型。他以吴国光为例，作为他的“师兄”，吴经历了对中共认识的三个阶段，这被陈小平视为所有中国问题观察者的“精华”。
第一个阶段，吴国光代表了主流观点：相信中共能从内部改革。吴国光作为天之骄子，研究生毕业后成为部长级秘书，却很快发现体制的虚伪。他转入人民日报，又被鲍彤拉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组，参与起草十三大报告。然而，在北戴河会议上，他意识到改革的虚假性。陈小平强调，这反映了知识分子试图“打入体制内部”改变它的努力，最终发现一切是“空蒙一场”。他自己也曾用中共法律批评中共，抱持改良主义，但后来认识到，中共的改革是有限的，一旦触及核心，就会被逆转。709律师大抓捕事件，被陈小平视为对1979年以来法治改革的总清算，而习近平修宪则彻底终结了1978年以来宪法改革的希望。
第二个阶段，吴国光相信通过经济改革和融入WTO，中共能从极权向威权过渡。陈小平指出，这是一种普遍的知识分子幻觉，包括他自己也曾这样认为。中国加入全球化后，似乎会被迫改革，但事实证明，中共是“休眠的极权主义”，随时可被唤醒。习近平时代证明了这一点。陈小平同意许成钢教授的观点：中共本质是极权，而非威权，许多西方智库的定性错误导致了幻觉。
第三个阶段，吴国光转向“民变促官变”：大规模群众运动推动上层分化，实现转型。陈小平补充，这需要反对派力量组织化，否则容易被激进运动绑架，如1989年学潮的遗憾。他强调，如今指望中共内部改革是黄粱美梦。习近平时代只会恶化，中国转型需积累反抗力量，形成新势力参与博弈，而非依赖中共的“拨乱反正”。陈小平批评中共为列宁主义政党，本质是一人之党，习近平之前党内出现“两个党”（薄熙来与汪洋代表），若继续，将导致灭亡。但胡锦涛时代已是维持会长，无实质改革。即使出现胡耀邦、赵紫阳式人物，他们也只是救党，而非推翻体制。赵紫阳的“开明”仅在下台后显现，权力在手时，党性覆盖人性。
陈小平的现实观察更尖锐。他指出，习近平上台十余年，传闻不断，但二十大上胡锦涛被架离现场，震动元老，却无人敢言。元老干预已不可能，党内民主或集体领导已成空谈。他认为，习近平的使命是回归毛泽东主义，但全球化让他得心应手。中国未来需民间团体建立和对话，这是辨别真假改革的标志，否则只是帮派内斗。
陈小平的观点不乏行动号召。他呼吁海外中国人不要掺和党内斗争，而应推动民变，形成政治力量。这为转型提供了“从下而上”的路径，与余茂春和矢板明夫的“垮台后准备”形成互补。
三人一致认为，习近平时代改良无望，中共本质难以转型。
三位中国专家的启示在于：转型需积累反对力量，推动民间对话，国际社会准备介入，确保和平。未来谨慎乐观蓝图是通过民主、法治和宽容，实现从极权到自由的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