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永远发明不出比运动更有效的药物
Euan Ashley 曾说过，运动是“人类发明过最强效的医疗手段”——它的效力远超一切在自然界发现或实验室制造的药物。在2025年的今天，这种话听起来更像是什么“让美国健康起来”运动大使的口号，而非出自斯坦福大学医学院院长之口。偏偏，说这句话的，正是斯坦福大学医学系主任本人。
去年，Ashley 和一大批科学家一同进行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实验，试图全面观察运动对哺乳动物身体的影响。实验中，研究者把小老鼠放上迷你跑步机，让它们持续运动数周，随后进行解剖，与那些“躺平”控制组的老鼠对比身体变化。结果堪称惊人。运动不仅强健了肌肉与心脏，还对肝脏、肾上腺、脂肪组织与免疫系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几乎每一个被观察的组织和分子系统都受益。
我曾问 Ashley，是否有可能研发出一种药物，能模仿这些运动带来的效果？他非常坚定地回答：不可能。运动的效益实在过于广泛，没有任何单一治疗手段可以等量代替。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能够调节新陈代谢、提升线粒体功能、强化免疫、抑制炎症、改善组织适应性，并提供对疾病的整体防御——这一切远超出任何单一药物的能力范围。
八年后，运动组的总体存活率比对照组高出了7个百分点，他们无癌生存的时间也显著更长，甚至连新的原发癌发病率都大幅下降。换句话说，运动不仅能预防疾病，还能在你患病之后，真的帮你多活几年。
作家 Daniel Lieberman 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我们祖先并未演化出为了“健康”而运动的天性，但在现代社会的舒适安逸之中，人类发明了跑步机、哑铃和各种奇特的锻炼方式，用以模拟早期艰苦生活中的体力劳动。讽刺的是，这种“假装受苦”的身体折腾，在分子层面上，比现代医疗史上的任何疗法都要有用。
如何用1/400的预算拯救一亿生命
不久前，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在大幅削减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超过80%的项目后表示，该机构“自冷战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成效”。但若将这个说法放到全球健康领域，或许偏差高达一个亿。
今年6月，《柳叶刀》发表了一份来自巴西、西班牙、莫桑比克和美国研究者组成的国际团队的分析报告。他们对过去20年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健康与发展项目资金进行评估，得出结论：这些投资帮助低收入国家避免了近9000万起非正常死亡事件，其中包括：
* 2500万人免于死于艾滋病
* 1100万人逃过腹泻病魔
* 900万人躲过下呼吸道感染
* 900万人从被忽视的热带疾病中幸存，如登革热和河盲症
* 800万人幸免于疟疾
* 500万人未被结核击倒
* 200万人摆脱了营养缺乏的死亡威胁
这一切，仅靠占联邦预算约0.8%、相当于美国总支出的1/400的资金实现。这不是普通的投资回报，这是道德意义上的奇迹。
每当我思考“全球健康援助是否值得”这个问题，我都会想起自己出生的那一天。我没有任何努力就降生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医院，而不是马普托或金沙萨某间资源匮乏的诊所。我一出生就拥有美国公民身份，那几乎是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事，而这种幸运，纯属精子和卵子的巧合——我没有任何资格去“配得上”它。
这种好运无法偿还，而沉溺于愧疚也无济于事。但正因为全球财富的分布极其不均，小小的援助投入就能在另一个世界里产生巨大的影响：蚊帐、抗艾药物、疫苗，以及向最贫困地区输送最普通的治疗手段，所产生的效果是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得以延续，而这些成本，对富裕国家而言几乎微不足道，甚至不足以影响任何一个公民一天的咖啡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