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团派团灭”与李克强之死
比肩神龟的哀荣
2025年7月3日，适逢已故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诞辰七十周年。当天，《人民日报》，刊出一篇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撰写的长文：《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终身》，以此纪念这位在2023年10月骤然离世的，中共前高级领导人。尽管文章本身内容多属例行回顾，但在李克强辞世后，国内外曾激起巨大舆情的背景下，这篇文章的出现，可以视为中共高层对其基本评价，继续“维持正面”的政治信号。尤其引人注目得是，《人民日报》在该文开头，特地加上了一段“编者按”，意在压缩解读空间，防止公众对纪念行为，赋予过多象征意义。此种不属常规的操作行为，反映出中共执政当局，对于李克强的政治遗产及其舆论影响的高度敏感与小心拿捏：一方面，需要维持李克强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历史定位；另一方面，又害怕人民把对李克强的纪念，解读为对当前中国面临的国内外严峻形势的不满情绪的宣泄口 。
李克强于2023年10月27日在上海突然离世，引发社会震动，甚至成为近年来罕见的“公共情感汇聚点”。同年10月30日，前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资深中共党员顾万明，公开致信中共中央，呼吁对李克强的死亡展开彻底调查，并提出五项具体要求。顾万明在公开信中特别指出，李克强之死至今缺乏权威说明，关于病发过程、抢救情况，都语焉不详，令广大人民猜疑。他强调，李克强之死的疑点重重，是引发广大人民群众不满的根本原因，已经造成极大的不良社会影响。所以，他敦促中共当局回应民众关切，尊重基本事实。顾万明发布公开信不久后, 即遭警方刑事拘留。2024年11月，上海市闵行区法院, 以荒谬的“寻衅滋事罪”，判处其一年的有期徒刑。同年12月10日，新华社宣布取消其退休待遇，进一步加重了对这位前资深媒体人的，不公平的政治惩处。然而，李克强的告别式，还是按照了中共惯例在北京八宝山的公墓礼堂举行，现场布置得庄重肃穆。整个仪式，沿袭中共高层领导人丧礼的既定规格，与四年前李鹏的葬礼，几乎如出一辙。习近平，在中共第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的陪同下，偕夫人彭丽媛首先抵达灵堂，向李克强遗体行三鞠躬礼，并绕行瞻仰，场面庄严克制，充满官方仪式的规整和得体。
臭老九们的悲歌
李克强的北大同窗，在参加完他的遗体告别式后，心意难平，相聚于一隅，缅怀这位曾经让他们深感自豪的同学、也是曾经被他们寄予厚望的一代总理。在低沉肃穆的气氛中，他们唱起一曲《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中国知识人的命运，写满了苦难。建国初期，中共当局就强廹知识界“改造思想”。1957年的反右运动更是灾难的开始。在此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的鼓励下，成千上万的知识人提出批评与建议，真诚期盼国家建设的改善，却在转瞬之间被定性为所谓的“人民公敌”。近60万各领域的知识精英，被划为所谓右派，他们被流放、劳改、下放边疆，家庭破碎，前途尽毁。1966年开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更是中国知识人梦魇的极致。几乎所有传统文化、教育学术体系都遭到摧毁，“臭老九”成为知识人的贬义代名词，教授们在街头被剃阴阳头、挂黑牌、游街示众，许多人自杀或被殴致死。大学关闭，书籍焚毁，知识被诬为反动，有学问成了罪过。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知识人的身份与尊严有所恢复，但仍需在体制约束、思想控制与政治红线之间小心穿行。有一部分知识人坚持批判思维，挺身而出为国家人民的利益，与中共体制奋力抗争，付出的代价仍是非常沉重的，比如清华法学教授许章润，就是因言获罪，遭受了非常不公的待遇。1949年之后，中国知识人的命运，是中共所谓的，“共和国” 历史中，一段深沉而无法抹去的悲歌。他们原该肩负建设现代中国的重任，却在极权意识形态的重压下，被迫低头、沉默、甚至毁灭。他们的挣扎与牺牲，映照的不是共和国的光荣与梦想，而是中共强权对中国知识人的思想与良知的系统性迫害。
书生报国，十年不成
李克强与北京大学的渊源，可以说始于一场命运与理想交织的高考，也贯穿了他青年时代最重要的成长轨迹。在回忆中，他曾深情地讲述：“二十年前，也是在这个季节，我在中国乡村一块极其贫瘠的土地上，开始准备参加高考。正是从那时起，我与北京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李克强在北大度过了长达近十年的学术旅程。其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硕士和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确实可以说，他几乎将整个青春年华，都交付给了这座中国最负盛名的学府，沉浸于它独特的学术氛围与精神熏陶之中。
厉以宁教授是李克强重要的恩师之一。在1980年代便是“走向市场”呼声的代表人物，他反对计划经济弊病，主张以产权改革和市场机制，激活经济活力。李克强作为他的学生，深受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念影响。李克强在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多次推动“简政放权”，“放管服改革”，皆与厉以宁倡导的市场取向改革精神一脉相承。李克强强调数据、效率、制度安排，偏重于理性和结构治理，充分显示了他具备的现代经济学训练背景。对李克强深具影响力的另一位恩师，是法学教授龚祥瑞。他是中国较早系统的引入西方法治理念的学者之一，毕生致力于推动宪政思想、限制公权力滥用、捍卫个人权利。他不仅是法律教育的开拓者，更是“法治中国”理念的早期播种者。在北大求学期间，李克强在龚祥瑞的指导下深入研习西方法律体系，接触并接受了建设现代国家的法制理念。李克强在日后的公开讲话和施政理念中，显然继承了龚祥瑞法治思想的精髓。他曾强调：“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主张“简政放权”，“建设法治政府”。
李克强的两位恩师：厉以宁和龚祥瑞，代表着两种知识传统：经济改革与法治思维。这两种理念罕见的交汇在，李克强这位重要的政治人物身上。也就是说，他在中国体制内，罕见地承载着“市场经济”与“法治政治”的学术根脉。1989年的六四镇压，是这两条道路的分水岭，也是中国改革路径发生根本性扭转的历史节点。以下是六四时发生的画面。六四镇压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被允许继续甚至加速，但政治体制改革则戛然而止、迅速冻结。从那一刻起，市场逻辑与权力逻辑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紧张而不对称的关系：经济可以开放，但政治必须维稳；市场可以逐步放权，但权力中心不可动摇。在共产中国的政治与市场深度错位、权力与法治长期失衡的结构性矛盾中，李克强这样同时信奉市场机制与法治理念的政治人物，几乎成了“臭老九”们对中共体制的最后希望。他在中共体制里的存在，是一代知识人，试图将理性精神与制度建设，融入国家治理的努力象征。然而，李克强一生所坚持的改革理念与法治理想，最终在共产中国的现实政治的重压下寸步难行。在民间，他一度被揶揄为，“史上最弱总理”。他的境遇演示了中国知识人，进入中共体制、试图理性改良却被边缘化的命运。他的死，不只是一个中共前领导人的逝去，更暗含一种历史的隐喻：在中共的政治高压与制度封闭中，知识人的改革理想、宪政情怀与理性精神无声地被封存，一套温和的改革路线图断裂与破碎了。
李克强骤然辞世后，网络上流传着一些被认为出自北大校友之手的挽联，比如：
上联：陪十年小心，虽洁身自好，但活得憋屈；
下联：距一步之遥，却急流勇退，竟死得窝囊。
横批：无能为力
网上还有另一挽联：
上联：中规中矩，亦步亦趋，书生报国难成势，终非英雄也非枭雄；
下联：患得患失，忍气吞声，中堂理政不二言，纵是身廉亦负苍生。
横批：克己强他
这两副挽联指出，李克强虽然一生克己奉公，清廉自守，以一介书生之身，心怀强国富民之志。然而，十年总理生涯未能有大作为，目睹国运江河日下，死得窝囊，也有负人民。
飞鸟尽， 良弓藏； 狡兔死 ，走狗烹
架空李克强领导的国务院的正常职能的习近平，自诩遍读古今中外名著，并在中国掀起了一股，”跟习大大，学读书”的浪潮。但是，习近平在公开讲话中，屡次将常用字词读错，引起国内外广泛的惊讶与关注。许多人怀疑这些错读，绝非偶然疏忽或一时口误那么简单，更可能源于其教育基础的缺失与知识训练的不足。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与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关系友好，但对习近平执政后的路线，表达出明显的忧虑。李锐在病床上对美国之音的记者，坦言了对习近平所拥有的文化程度的重新认识: 只有小学文化程度。
习近平是一个低能的领导人，早已是国内外的共识，可是，他不但打破了邓小平时代，确立的“国家主席任期不超过十年”的宪法限制，而且几乎毫无阻力的，全票连任违反宪法的第三任。对此，斯坦福大学的吴国光教授一语中的：习近平并非通过自由竞争、透明监督、或政绩考核而上台的领导人。他之所以能掌握最高权力，不是因为他个人特别强大，而是因为他所依赖的体制，为权力的无限集中与不受制约，提供了全部可能。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只把焦点，放在习近平个人身上，而忽视他背后那个高度集权、拒绝制衡的政治体系，那就如吴教授所言，是“见树不见林”。问题的根源，并非只是某一位领导人的能力或品行，而是整个制度结构，是否允许权力受到监督、是否允许不同声音存在、是否具备自我修正的能力。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在体制内多年亲历中共高层运作，最终也得出了与吴国光相似的结论：中共的核心本质，从来不是服务人民的政党，而是一个“打江山、坐江山”的权力集团。中共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以夺取政权为目标，一旦成功，便将整个国家视为私产，统治逻辑永远是保权、控权、传权。中共中央党校得前教授蔡霞也洞察出这一关键现实：习近平之所以能够长期集权、持续扩权，并不仅靠个人的意志或手腕，而是依托于一个更深层次、结构性支持的权力体系。习近平正是这个体系的产物，也是其“强化版”。他身后的强大支撑，不是来自自由选票，而是来自一个排斥外部监督、否定公众参与、封闭循环的红色权贵体制。早在建政初期，中共的政治架构就被设计为一个封闭的“红色权力循环”：一个由革命元勋、党内亲信及其后代主导的小圈子。共产中国的重要权力不是向社会开放竞争的，而主要是在特定阶层内部世袭或流转。
在这种体制逻辑下，中国共产党并非人民意志的真实体现，而是少数权力集团内部运作的机制，是维系特权阶层利益、实现权力垄断与世袭化的工具。它更像是一个自我循环、自我合法化的小圈子，用“代表人民”的名义，行固化统治之实。习近平所倡导的“党领导一切”，本质上是对毛泽东时代“党天下”理念的现代延伸与强化。毛泽东时代的政权建立，是通过“打天下”的暴力革命实现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主旋律下，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使整个国家陷入持续的动荡与恐惧中，原本可以用于重建国家与发展经济的资源，被消耗在无休止的整人斗争与意识形态清洗中，人民不仅丧失了基本的自由与尊严，也被长期困于贫困与饥饿之中，整个国家一度走向崩溃的边缘。
这就是中共党内“共青团派系”崛起的大背景。广为人知的“团派”一词，源自于“共青团派系”的缩写，主要指那些长期在共青团系统任职、并以此为政治跳板进入党政高层的中共干部群体。这些人通常从年轻时起就在团系统锻炼，因能力突出、政治表现优良，逐步被选拔进入更高层的地方或中央岗位。“团派”的核心代表人物，首先是早年曾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锦涛， 所以”团派”曾在胡锦涛时代有较大影响力。李克强是胡锦涛的“团系接班人”，也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团派”中的政治人物，大多接受过严格的高等教育，很多人有法学、经济学背景；他们比较重视法治与程序，在话语上更偏重“法治”，“制度”，“程序正义”；他们偏好实行相对温和的政策，倾向推动渐进改革、社会公平；他们比较强调共识政治， 多采用协商、务实的行政方式；他们对民营经济比较友好，也重视中小企业、市场活力。可以说，“团派”代表的是一种“技术理性 加 温和改革” 的执政理念。
支持“团派”崛起的正是中共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李光耀是冷战期间，东亚最成功的华人国家的领导人，被广泛认为是“华人社会现代治理”的典范。他的书《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的故事)》，叙述了他与邓小平一段难忘的谈话: “邓小平邀请我再次访华, 我说等中国从“文化大革命”，恢复过来我就会去, 他说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我反驳说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后裔, 祖先都是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 而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开枝散叶。 因此,没什么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他沉默不语。” 李光耀提醒限于国家困局中的邓小平，传统中国拥有深厚的人才基础与文明根脉，只要制度得当，中国完全可以做得更好。在形式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在运行上，国家是由少数真正有能力、有远见、有知识的人管理的。但问题在于：如何选拔精英？
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党天下”体制，反复掀起打压知识人，与技术官僚阶层的运动，真正有治国能力的人，被排除出话语中心，政治忠诚重于专业能力。中共用意识形态与阶级斗争代替理性治理，摧毁了制度理性与社会秩序，彻底瓦解了传统中国的“精英治国”的基本路径。邓小平的沉默，不是语言上的空白，而是对中共政权近30年治国路径的沉痛思考。1977年5月，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呼吁：“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 同时，在制度层面，邓小平推动“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路线，将共青团系统作为一个新的“人才蓄水池”，以此对抗革命年代遗留下来的老干部治国的惯性。“团派”的崛起，不仅是一种组织人事上的路径创新，更是治理理念上对“理性、专业、渐进改革”的现代国家治理方式的肯定。
邓小平之所以成为“团派”崛起的重要推动者，根源在于他对毛泽东时代极权政治和“文革”浩劫的深刻反思。在目睹国家濒临崩溃、社会秩序瓦解之后，邓小平逐渐认识到：要想延续红色政权的合法性，继续坐稳江山，不能再依赖暴力与个人崇拜的治国方式，必须转向一条以理性治理为核心、以尊重知识和选拔人才为基础的现代国家路径。团派干部正是在这种中共的战略转型中，被视为最适合承接政务与推进改革的中坚力量。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改革开放的前几十年，团派精英与广泛崛起的社会精英阶层，领导人民摆脱极权创伤，推动市场化与知识化的发展，为中国积累了巨大的国家红利。然而，正当这些精英日夜呼吁法治建设、权力制衡等政治改革之时，中共体制却悄然走起了回头路：选择习近平来“保红色江山，攫取改革红利”。李克强的边缘化与突然离世，正是在这种结构性逆流中发生的。他代表的，是一条与中共”打天下—坐江山” 逻辑根本对立的路径：依法治国、市场主导、思想开放、多元共治。但在一个以控制为本能的政体中，这样的路线终究要被视为对红色政权的威胁,进而被抹除。
李克强的悲剧命运，归根结底并不是“个人软弱”或“个人无能”的问题。李克强和团派所承载的，是一条制度内理性改良、温和改革的希望路径，是一种试图在专制体制中引入市场逻辑与法治精神的探索。但这条路径的中断，暴露的不仅是他个人的政治困境，更是一整个社会在结构性压制下的集体沉默与不作为。李克强不是权斗的落败者，而是倒在他努力维护的人民的冷漠与恐惧之间。在面对制度暴力的压迫时，大多数人选择了回避、沉默，甚至是习惯性地“看热闹不嫌事大”，将公共命运让位给权力的角斗戏。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那些真正为人民谋利、为体制松绑的精英往往最先被边缘、被消音、被牺牲。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不能保护自己最有远见、最懂治理、最体察民意的精英官员，就会最终失去温和改革不合理制度的希望。
当人民对权力的专横习以为常，对改革精英的倒下漠不关心，甚至对自由与正义失去感知能力时，其实也是变相培育了专制者崛起的土壤。而历史早已无数次证明：一个专制者的登场，几乎注定是人民苦难的开始。早在2019年，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伊丽莎白·伊科米诺，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就作出过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预测。她在文章中说：习近平对国家控制经济的偏好，会导致效率更高的私营部门缺乏资本。习近平的权力巩固，不仅损害了中国经济，也会引发外界对中国海外企业的强烈怀疑。中共对中国商业的渗透日益加深，会导致所有中国企业，都被视为共产党的延伸臂膀。也就是说：党的控制过多——或许是过于集中于习近平手中——会导致中国经济发展的停滞。 站在2025年的今天回头看，她的预测是完全正确的。李克强总理的灵车早已走远，只能在天国无奈的看着他曾无比牵挂的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