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永 VS 习近平：中国政治的两种前途
【按：在“709大抓捕”十周年之际，被判14年徒刑的著名人权律师许志永的第二本书《美好中国》由博登书屋正式出版。本文是该书的序言。原文为英文，Xi vs. Xu: Two Visions for China’s Future。作者滕彪为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客座教授，人权律师，与许志永同为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孔杰荣Jerome Cohen为纽约大学教授，著名法律学者。本文原文是英文，已经发表在Chine File（中参馆）】
著名人权律师和活动家许志永被指控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并被判刑 14 年。我们偶尔会得到消息，中国监狱当局严格限制甚至剥夺他读书、通讯、购买日用品的权利，他被强迫劳动，包括折叠塑料手套和垃圾袋。有三名囚犯在他的牢房负责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限制他离开监舍，禁止他在劳动时与任何人交谈。这种虐待在中文里被称为“包夹”。
原因何在？他对中国未来的愿景与习近平不同，或者说截然对立。许志永被许多人视为中国的纳尔逊·曼德拉，20多年来一直在为中国的法治和民主而奋斗。
习近平比许志永大 20 岁。青年时期，习目睹并遭受了毛泽东残暴统治下的无法无天。1962 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一位中共高级领导人、受到一部小说的牵连，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吃尽苦头。然而，习近平完全没有吸取教训。在他担任总书记之前，他极力维护这个专制体制的运行，并为自己的家族攫取了巨大的好处。在他担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之后、他展开了一系列破坏法治的倒行逆施，显著恶化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终止了民间社会的艰难进步的脚步。
1970年代末，为了挽救自身的统治危机，共产党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开放措施，包括经济市场化，党政分开，以及重新恢复法律。尽管党仍然凌驾于法律之上，但中国开始摆脱毛时代那种无法无天的恐怖局面，法律在社会生活中起到了越来越主要的作用。律师制度开始恢复，市场经济的引入更加快了法律改革的进程。
在习近平因“上山下乡运动”而被下放到梁家河大队插队的1973年，许志永出生在河南省民权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civil rights，他一直认为，这个名字似乎冥冥中预示着他的人生宿命。1990年代他在法学院读书期间，人权民主思想在中国大学里得到了热情的传播和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使他少年时的梦想——自由中国——更加清晰起来。2000年，本文作者之一的滕彪，和许志永在北大校园里参加集会，抗议校方阻挠学生纪念一位被谋杀的北大女生邱庆枫，那是滕彪和他第一次一起参加抗议。（他们当时还不知道，此后十几年里，他们将一次又一次地在一起并肩战斗。）2002年许志永获得博士学位并到北京邮电大学任教的时候，已经为投身中国法治和自由的事业做好了一切准备。
那段时间，习近平在仕途上顺风顺水，从1990年福州市委书记到2002年成为浙江省委书记、中央委员。2001年，中国加入WTO，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从1989年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绩效合法性”取代了意识形态成为最主要的统治支柱。2003年，江泽民把权力交给胡锦涛，那是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没有波澜的权力交接。
2003年，孙志刚在收容遣送站被打死的事件引发了广泛的愤怒和讨论，三位法律学者——许志永、俞江、滕彪——公开致函全国人大，要求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这个事件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也被认为是维权运动的开始。律师、人权捍卫者、记者、网民、博客作者（bloggers）在大量的公共事件和维权案件中奔走呼吁，维权NGO纷纷组建，刚刚亮相中国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也为维权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平台。2004年，在几十年里属于敏感词的“人权”竟然写入宪法。胡温的最初几年里，人们感受到了改革的气息，看到了迈向法治中国的希望。
许志永，从一开始就成为最活跃的人权律师和公民社会的领导者之一。2003年，他和滕彪等人创办了公盟，为司法不公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公盟的活动也包括挑战类似于南非种族隔离的户籍制度，推动废除劳动教养等非司法监禁手段，挑战一胎化政策，反对媒体审查和宗教迫害，为毒奶粉的受害者讨回公道。滕曾和他一起一次又一次地前往黑砖窑，帮助现代奴工维权；组织律师和公民去揭露和反抗地方官员的强制堕胎和强制结扎的暴行；前往黑监狱去解救被随意关押的上访者。
中国法律规定，公民可以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县级以下的人大代表，但人人都知道每场选举都被党和政府精心操控，几乎没有独立候选人能够当选。但许博士认为，重要的是把公民权利当真：既然法律赋予公民参选的权利，就要去亲身实践它。——这可以说是维权运动的核心理念：用行动把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落到实处，向违法的政府表达抗议、施加压力。
结果是，许两次成功当选为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他还热情地推动其他公民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选举，这成为维权运动中一个颇受瞩目的剧目，努力在共产党的政治黑箱里投入一丝民间政治的光亮。然而当当局感受到了这场运动的威胁之后，许志永就没有办法赢得选举了，他被禁止举行竞选演讲，他的名字也无法出现在选票上，学生们被告知不能把票投给他。因为他活跃的维权活动，他还被大学停课，被禁止出国，2009年公盟被关闭，他被关押了近一个月。
这些都发生在习近平上台之前。
2008年，55岁的习近平成为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成为中共的接班人。二零零八年奥运会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光时刻。86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奥运会开幕式，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迅速上升；同时政治管控也日益增强，成为全球最强大的专制政权。奥运会后，刘晓波因发起08宪章被投入监狱，获刑十一年，但许志永和人权活动家们没有退缩。2012年初，许发起新公民运动，将维权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在这场运动中，活动家们到北京闹市区发表演讲，要求官员公开财产。他们当即遭到逮捕。像是一个黑色幽默：来自民间的反腐运动遭到镇压的一年后，习近平发动了共产党风格的运动式反腐，其目的并非是清除滋生腐败的制度，而是以腐败之名清除政治对手，树立个人崇拜。新公民运动呼吁让数百万没有城市户籍的人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许志永通过公民同城聚餐活动，把各地具有民主理念的人联合起来，在聚餐时通过罗伯特议事规则来讨论公共问题，这是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前进行的珍贵的民主实践。
新公民运动到了全国各地活跃人士的热情支持，民间社会也越发活跃。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当选总书记的当天，许志永发表了一封致习近平的公开信：“这个体制已没有任何前途。它在我们民族历史上留下太多恐怖、荒诞、耻辱的记忆。”他敦促习近平沿着这样的方向改革：多党竞争、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地方自治。在《美好中国》这本书里，您可以读到许志永博士对未来中国法律和政治的设想、论争，以及他为此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和付出的巨大牺牲。
和人们很多人预期的完全相反，习没有推动改革，他一掌握大权，立即开始了一场针对维权运动的大规模镇压。大量家庭教会被拆除十字架或整体拆毁，大量NGO被关闭，300多名人权律师在709大抓捕中被逮捕、失踪、传讯、警告、吊照、限制出境等形式的迫害，许志永则是因为新公民运动被监禁了四年。中共对互联网和媒体的审查越来越严，9号文件甚至限制老师们在课堂上提及公民社会、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
一些违背法治原则的法律纷纷出台，比如境外NGO管理法，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等等。习近平所发动的是实际上是一场针对法律的战争，中国的状况从糟糕走向更糟糕。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条款被从宪法移除，习把共产党一党独裁变成了他个人的独裁。“一国两制”被彻底摧毁，香港从令人羡慕的东方之珠自由港变成了专制港。西藏的自由指数甚至低于北朝鲜。新疆的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全世界今天仍在进行的最可怕的人权灾难之一。习近平破坏自由法治的手段不受边界的限制。中共秘密警察甚至从泰国绑架瑞典公民出版人桂民海，并用酷刑手段强迫他放弃瑞典国籍。中国当局也在世界至少53个国家开辟了102警察站，其中一个坐落在曼哈顿。
习近平没有让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活着走出监狱。在刘晓波死于监禁中的两天后，许志永刑满释放，并继续推动他的公民运动。他组织聚餐活动，和勇敢的同事们探索中国的未来，而这竟被当局指控为“颠覆国家政权”，活动家们纷纷被捕。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许志永发布公开信，劝习近平退位，这种呼声在2022年的四通桥上以及随后的白纸革命中得到呼应。“逆历史潮流的所谓强人，只会祸害中国。中国最需要的，是自由。”许博士告诉习近平。
人们曾经想当然地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与国际社会的接触，会催生出一个越来越有影响的思想开放的中产阶级，从而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化。市场化改革、互联网、党内改革派与民主国家的学术交流和贸易往来等等，都是有利于中国走向自由的积极因素。但这被证明是一厢情愿。中国走向了超越奥威尔1984的新极权主义。
互联网为基础的数据技术的确有利于民间社会，从信息获取、组织联络到动员行动。许和他的同仁们充分运用了这些技术去拓展维权的空间。在当局审查的缝隙之间，自由力量得以逐步成长，这个过程被称为技术赋权。但显然，共产党和习近平不愿意看到技术的增强自由的能量，他们要做的不是放弃技术而是用技术来加强全面控制。监控摄像、人脸识别、大数据、社会信用体系、DNA采集、互联网防火墙、官控社交媒体，中国政府建立和强化了一套前所未有的“高科技极权主义”，它的目标是监控每一个人在每一时刻的每一个举动。
许是习的囚徒。许追求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而习维持的是独裁的政权并极力重塑国际秩序，确保专制体制不受威胁。什么样的中国对中国人民更好，对世界秩序更好，国际社会应该支持谁，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