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者击败科莫，民主党狂奔向意识形态深渊
2025年6月24，一场原本被视为“地方事务”的纽约市长民主党初选，突然引爆美国政坛神经。年仅33岁、拥有穆斯林背景、自称“社会主义者”的Zohran Mamdani，在选民投票率不足30％的情况下，爆冷击败出身政治世家的中间派候选人、前纽约州长安德鲁·科莫。
这一结果不仅震惊主流舆论，更在民主党高层和战略圈中引发深刻焦虑。
民主党正站在十字路口：是回归克林顿时代的中道路线，还是继续向AOC与伯尼·桑德斯所主导的社会主义方向狂奔？从纽约这场初选的结果看，答案正逐渐明朗，而伴随而来的，可能是对党内秩序与全国选战布局的根本挑战。
纽约市长的地位举足轻重。它不仅是美国最大城市的掌舵者，更常被视为“全美第三重要的民选职位”，象征着治理能力与政治理念的集合体。从朱利安尼、布隆伯格到白思豪与亚当斯，尽管路线各异，纽约始终保持着制度层面的延续与治理上的现实主义底色。
马姆达尼击败的安德鲁·科莫，是纽约政坛最具分量的家族代表之一，其父马里奥·科莫曾任三届纽约州长，是民主党中间路线的重要象征。此次失败，标志着“克林顿式民主党”在纽约的全面溃败。
尽管如此，马姆达尼的胜选基础仍显脆弱。更多依赖高动员的激进选民而非广泛民意。伦敦大学学院美国政治中心主任托马斯·吉夫特向《新闻周刊》指出：“马姆达尼的政治观点只在民主党精英中引起了相对狭隘的共鸣，这或许足以让他赢得初选，但在大选中可能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自封的社会主义者总是有支持率上限的。”
令人困惑的是，马姆达尼所代表的激进社会主义政策，不但没有被主流选民普遍质疑，反而在年轻人中赢得空前支持。Z世代（1997年后出生）是民主党的新兴力量，这代人从未亲历冷战或社会主义失败的历史，更不曾经历市场经济建立初期的艰辛。他们成长于社交媒体、身份政治、环境危机与“免费经济”的双重浸染中。
在他们眼中，传统资本主义等同于压迫、气候灾难、贫富不均和“老板剥削”。而像马姆达尼提出的“免费住房”“政府杂货店”“取消警察制度”等政策，正构成一种心理上极具吸引力的“正义乌托邦”：人人平等、不用奋斗、没有焦虑、没有竞争。这些主张尽管现实中代价巨大甚至不可行，但在TikTok、Reddit、Instagram等平台上，却被包装成视觉化的理想社会样本。社会主义成了一种社交身份、一种“政治潮流”，而非真实治理逻辑。在这种氛围中，民主党内一批年长中间派人士已无法与年轻选民对话。Z世代不再关心GDP、就业率与治理成本，他们要的是“态度”“价值”和“愿景”。
马姆达尼正是这一时代情绪的受益者，也是激进政治包装术的代表人物。他没有经验，但有态度；没有方案，但会发声；没有治理能力，但善于制造希望。
这一结果并不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佩吉·努南（Peggy Noonan）早在几个月前便指出，民主党历来有一个“自毁模式”：每当在全国性选举中失利，他们不是向中间靠拢、争取独立选民，而是反向操作，加速左转，试图用“更激进的理想主义”掩盖现实的失败。
1980年，里根以压倒性优势击败卡特后，民主党在1984年推出极左的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1988年，又推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结果两次惨败。直到1992年，比尔·克林顿带着“新民主党”的中间派旗帜登场，才打破这种“左倾失败”的宿命。
如今，这种历史的回声再次响起。2024年大选，民主党输得灰头土脸，民调显示，中间选民大规模逃离民主党，是失败的主因。然而大选刚刚过去几个月，党内却没有出现反思、调和、调整的力量。相反，从纽约到加州，从芝加哥到波特兰，社会主义派大举攻城略地。
然而，如今的左转与以往不同。它不再是理念之争，而更像是一次文化战争，是“觉醒文化”（woke culture）、身份政治与经济平权的全面合流。党内已很少有人敢对这些“神圣价值”提出质疑，否则就有被舆论围剿、基层抛弃的风险。这种“党内言论寒蝉效应”，正在使理性派彻底失语，令激进派一路狂奔。
纽约市长初选，正是这种结构性左转的集中体现。它不是一时激情，而是长期堆积的结果，是党内生态失衡的外化，是制度机制鼓励极端化、惩罚中庸化的制度症候。
推动这场左翼浪潮的，不只是Z世代的心理渴望，还有一套严密高效的组织网络。以AOC、桑德斯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联盟”（DSA），近年来通过持续培育基层干部、构建选区网络、统筹资金流向、打造媒体影响力，已在多个地方初选中大获全胜。他们不像传统政党那样依赖大金主和名人，而是通过数百万小额捐款与社交媒体影响力，建立起一套“草根动员型夺权机制”。
马姆达尼的成功，正是这一机制的产物。他的竞选团队高度数字化、语言极其精致、传播逻辑符合算法偏好，极具动员力和情绪张力。在社交平台上，他不讲政策细节，而讲“不正义的愤怒”；不讲治理方案，而讲“我与你同在”。这套“情绪政治”恰好迎合了当代青年对代入感、共鸣与叛逆的渴求，也令传统候选人望尘莫及。
推动这一趋势的，并不只是候选人个人魅力，更是背后一场有组织、有动员力的群众运动。不久前，AOC与伯尼·桑德斯在纽约举办的万人集会，声势浩大，媒体聚焦，几乎像一场党代会。他们主张的不是渐进式改革，而是彻底改造社会秩序。他们呼吁终结资本主义，呼吁“经济正义”，呼吁“人人有权拥有住房、医疗、教育和生活保障”。
这不再是“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而是赤裸裸的群众社会主义运动。而且，它不再只是边缘现象——它正在主导民主党内部的气候、舆论与选举机制。
这种“群众基础”的存在，让党内的传统精英——无论是南希·佩洛西，还是查克·舒默——都陷入尴尬境地。他们既不能公开反对左派（怕失去基层动员力量），也无法有效整合选民（因为中间派已逐渐失语）。民主党正被自己最激进的部分绑架，变得既不能前进，也无法后退。
面对马姆达尼的胜选，很多民主党战略家只能苦笑。就连温和派媒体也措辞小心，不敢直接批评这位“新星”。而党内那些年迈的领袖们——加州的老将、国会的老议员们——仿佛一群站在高速列车轨道边的长者，知道列车将出轨，却谁也拦不住。
民主党就像一匹脱缰野马，正朝着意识形态的深渊狂奔。没人敢挡，也没人能挡。等他们真的飞跃悬崖，粉身碎骨时，才会有人后知后觉地说：“也许我们应该早点勒一下缰绳。”
马姆达尼的胜利固然让民主党左翼欣喜若狂，却也在无意中为共和党打开了一扇通往“长期执政”的大门。共和党可以借机大肆渲染“民主党已被社会主义彻底劫持”，并将纽约治理失败、犯罪率上升、企业逃离等问题归因于激进政策，以此警醒中间选民和温和派选民。
“Never let a good crisis go to waste.” 共和党还可以利用民主党左翼的疯狂进一步重塑自己的叙事主轴：强调自由市场、法治、安全感、社会秩序与个人努力，将民主党日益失控的“乌托邦工程”与现实的民生危机对比强化，把民主党塑造成“现实脱节政党”。如果策略得当，这将有助于争取亚裔、西语裔、非洲裔中产和部分年轻人，尤其是在大城市边缘地区与蓝州的“保守口袋”中打开突破口。
现在，摆在民主党面前的，是一个根本性的战略抉择：究竟是要继续拥抱一场“左翼政治革命”，通过大政府、福利国家、制度重构等方式，彻底改变美国的政治经济架构？还是重新找回克林顿时代的治理理性、重建中产联盟？
若前者占上风，民主党也许可以继续在初选中“激情取胜”，但却可能在大选中“现实溃败”。毕竟，绝大多数美国选民仍然关注的是税率、就业、安全、房价等日常问题，而不是“取消警察”“政府控制超市”这类实验式幻想。
而如果后者能重新找到立锥之地，那么民主党就必须有勇气进行一次内部反思——不仅是战略层面的微调，更是认知框架上的转型。他们必须重新定义何谓“进步”、何谓“正义”，以及政党存在的真正功能：治理，而不是表演。
纽约市长初选不会左右全国政局，但它发出的信号已足够强烈：民主党已难以自控，左翼力量正全面接管党内主导权。共和党若能冷静应对、理性建构、积极布局，将有望在未来四年中逐步积累势能、扩大版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复兴。
而民主党，则必须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究竟是谁？是治理型政党，还是乌托邦布道者联盟？
正如一位媒体人所言：“民主党现在一无所有，没有领袖、没有计划、也没有远见。正因如此，像马姆达尼这样的人才能如此轻易地出现，并让这么多人沉迷于他的幻想之中。唯一的问题是，他能兑现承诺吗？”
马姆达尼只是起点，不是终点。他不过是一个被宠坏的大学生，是电影导演米拉·奈尔的儿子。真正值得担忧的，不是他这个人，应该担心的是民主党。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