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华国锋：交锋20天
一场20天的激烈斗争：
吴冷西猛批这是“砍旗”——胡耀邦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汪东兴质问“哪个中央的意见”——张平化向各地“打招呼”——熊复说要“慎重”——华国锋强调“团结”和“纪律”——邓小平给予最有力的支持……
▋11日：争议文章发表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了这样的评价：
文章的作者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中共党员。后来他自称，1977年秋他把这篇文章送去发表，反对“两个凡是”完全是自己主动做的，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驳斥“两个凡是”那样的教条，邓就没有重新掌权的希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在写作时就很明确，是针对“两个凡是”而写的。不过，令人奇怪的是，文章从头至尾却没有半句提到“两个凡是”！
在那时，华国锋还是最高领袖，还不能正面冲击“两个凡是”，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打着“深入批判‘四人帮’”这样的旗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分四大段，分别加上了这样的小标题：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胡耀邦在当时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预言：“这篇文章将载入历史。”
▋12日深夜：吴冷西来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发表的那天，在平静中度过。这也许因为《光明日报》是一张面向知识界的报纸，人们以为这是一篇“学术性”文章。
第二天，风暴骤起。许多家报纸转载了此文，表明它“颇有来头”，引起中共高层的关注。
《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是老报人，深知要打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炮，光靠《光明日报》的影响还不够。所以，他请报界同仁——新华社、《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给予支持。
发表之前，杨西光就向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和《解放军报》社长华楠通报了情况，打了招呼。他们曾向杨西光打听文章的“来头”。因为在当时，他们对于没有“来头”的文章，不敢随便转载、转发。杨西光告诉他们，此文经胡耀邦阅定。
这样，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天，新华社就转发了——在通常的情况下，只有重要文章才会被新华社转发。
由于新华社转发，第二天，即5月12日，有7家省市级大报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3日，转载的省市大报有16家。
更重要的是，《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在5月12日也转载了。
《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被转载的文章也就被看成是非同一般的文章。正因为这样，这引起了一位权威人士的密切关注，他在《人民日报》转载的当天夜里，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那是夜里11时，一个电话打到《人民日报》总编室。正在值夜班的总编辑胡绩伟一边接听电话，一边作记录。电话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砍旗”，影响“很坏很坏”。所谓“砍旗”，也就是“砍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胡绩伟依照在报社工作多年所养成的工作习惯，边听边记，因为报社常常接到上级部门的电话，必须一边听，一边记录，便于传达，也便于日后查核。以下是胡绩伟所记的电话记录：
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
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23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所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所谓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主席指示当做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电话是《人民日报》第二任总编吴冷西打来的。
吴冷西
胡绩伟接完电话，便把电话记录交付排印。然后分送给杨西光等有关人士。
胡绩伟认为，吴冷西的电话，并不是代表吴冷西个人，也不是一次普通的电话。那口气完全是上级训斥下级的味道。吴冷西的电话不是随便说的，讲得很有逻辑性，层次分明，观点鲜明。
正因为这样，胡绩伟印发了吴冷西的电话记录，在小范围内供有关人士参考。
据杨西光夫人季宝卿告诉笔者，那天晚上，她和杨西光住在北京一家宾馆里。他们在宾馆的电话号码，很少有人知道；可是，半夜却忽地响起了电话铃声……
季宝卿记得，杨西光听罢胡绩伟转达的吴冷西电话内容，这么对胡绩伟说道：“不去管他！他爱怎么说，随便他怎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没有错！”
接完电话，季宝卿问起出了什么事，杨西光简略地向她说了几句。说罢，杨西光便呼呼大睡，没有把刚才的电话放在心里。可是，季宝卿却一夜没有睡好……
▋13日：胡耀邦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翌日——1978年5月13日，有人到胡耀邦家中，很严肃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起了很坏的作用，把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报纸上！”
他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放在首位的是党内的安定团结，尤其是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团结。发表这样的文章，显然不利于党内的团结。
就在这一天，又有人给新华社社长曾涛打了电话说：“新华社不该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这是一篇错误的文章。”曾涛当即表示不同意。
就在这天下午，胡耀邦在北京东城富强胡同家中，召开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组会议。跟往常的会议不同的是，人民日报社派出两人出席了会议。
两人出示了吴冷西昨夜打给胡绩伟的电话记录。接着，大家进行了讨论。
有人转告胡耀邦，华国锋称：“理论问题要慎重”。胡耀邦马上针锋相对反驳道：“理论问题要勇敢！”
胡耀邦很坦然。他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这是任何人也无法阻挡的。
有人建议以胡耀邦所说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为题，写一篇反驳文章。胡耀邦同意了。胡耀邦说，文章可以从真理越辩越明写起。
后来，中共中央党校《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文，发表于1978年6月30日第70期《理论动态》上。同日，《人民日报》头版右半版，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岳平”。
这篇文章指出：
还有一种人，不属于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但是中林彪、“四人帮”的毒很深。这些同志在路线上、思想上、感情上、作风上对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比较舒服，对人民起来揭批林彪、“四人帮”总是不那么舒服。他们的思想脉搏，同亿万人民跳不到一块，人民高兴的，他们不高兴。他们迈的步子，也就同新的历史条件格格不入，成为前进的阻力。
▋17日：汪东兴质问“哪个中央的意见？”
《光明日报》文章发表后的第六天——1978年5月17日，事态升级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表态了！
汪东兴在一个小会上，“与政治局的几位同志谈了自己的看法”。这几位同志，即华国锋、纪登奎和吴德。
汪东兴认为，此文的要害，是把毛泽东思想称为“枷锁”、“禁区”。
汪东兴用三句话概括：“此文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
汪东兴问：“此文署‘特约评论员’。‘特约’，约的是谁？不知道！”
汪东兴还说：“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现在党所提出的十一大路线是不是真理？是否要等到四个现代化实践之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
汪东兴指出：“理论总是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
汪东兴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党性！”
汪东兴还批评张平化，问，你这个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是怎么当的？是怎么把关的？
华国锋也终于表态了，他要求中宣部的某些负责人，对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
张平化（左一）和华国锋
▋18日：张平化向各地“打招呼”
5月18日上午，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召见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以及熊复、王殊。
此时，熊复刚刚被任命为《红旗》杂志新总编，已于前一天上任。王殊则是刚刚离任的《红旗》杂志总编辑。
在谈了新旧总编交接问题之后，汪东兴说道：
“理论问题要特别慎重。《人民日报》就很不慎重。特别是讲实践标准和按劳分配两篇文章就很不慎重，在党内引起议论纷纷。（对这两篇文章，事先）我们都没有看过，这是哪个中央定的？要查一查。按劳分配这样大的问题，牵涉到党的政策，怎么能不送审呢？实践标准一文很不好，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我们）要捍卫毛泽东思想。”
汪东兴特别嘱咐张平化道：“平化同志你要把关。”
当天下午，张平化便紧急邀请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团团长们到钓鱼台宾馆开会。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5月16日闭幕，各代表团正准备“打道回衙”却接到了张平化的紧急通知。这是因为代表团的团长们，要么是各省市的文教书记，要么是宣传部部长。
张平化的话不像汪东兴那样直露，他先是很“客观”地说：
“《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我听到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很好，一种是很坏。我看了一遍，还没有摸透，至少证明这是一篇重要文章。大家都可以找来看一看，小范围内可以发表不同意见，比如在省、市、区党委领导班子内。”
接着，张平化对这篇“重要文章”加以“旁敲侧击”：
“不要以为《人民日报》发表了，就成了定论了。今后不管《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发出的稿子，只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并希望向中宣部反映。毛主席说过，不论从哪里来，都要用鼻子嗅一嗅。表态不要随风倒，应该按真理办事；是真理就坚持，不是就不要坚持；态度要鲜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什么事情向中宣部打电话，捎口信，都可以。”
张平化要求代表团团长们回去之后，向各自的省委、市委的常委汇报。张平化拱着双手说：“拜托！拜托！”
这番话，实际上就是向全国各省委、市委打招呼，要他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表态要小心。于是，谣言蜂起。
有人说：“《人民日报》犯了严重错误，中央已经派工作组进驻了！”
更有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给抓起来了！”
熊复
▋19日：熊复说《红旗》要“慎重”
5月19日，新任总编辑熊复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施政演说”。
熊复传达了汪东兴的讲话精神，说道：“汪副主席很关心《红旗》杂志的工作，要我在理论方面很好把关，有什么问题多向中宣部平化同志请示，也可以向汪副主席报告。”
熊复也谈了自己对于《红旗》杂志办刊方针的见解：“《红旗》杂志的任务是完整地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着重从理论上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同各种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作斗争。”
熊复提醒大家：“理论问题要慎重，这点特别要注意。在理论问题上，是捍卫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呢，还是没有捍卫，这个问题是要很好考虑的。要注意党内外的思想与理论动态。思想理论战线很活跃，需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有些什么倾向，（尤其是）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
此后，遵照华国锋和汪东兴的指示，《红旗》保持沉默，“不表态”。
后来，熊复回忆道：
1978年5月，我刚刚调到《红旗》杂志社任总编辑。当时，理论界正在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我的错误就在于从1978年7月期间，共5期《红旗》，没能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就是实际上执行了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同志对党刊提出的“不介入”的指示。在这个问题上，《红旗》杂志的错误就是我的错误。
从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到5月19日，短短八天时间，华国锋和汪东兴、邓小平和胡耀邦都对这篇文章表态。
终于，双方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展开了交锋。
▋29日：华国锋强调“团结”和“纪律”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从1978年4月27日开到6月6日。
会议开始时，韦国清作了题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主题报告。报告标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人认为必须改为“在新的历史时期”。理由是华国锋提的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跟中央的口径保持一致。这些人认为：“毛主席的话，不能改；华主席的话，也不能改。”
另外，还对韦国清报告中的一句“我军是无产阶级性质”提出疑义，理由是“毛主席没有这样说过”。
5月下旬、6月上旬，会议进入尾声，请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讲话。
华国锋在5月29日讲话，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标题是：《华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在6月2日讲话，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标题是：《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
为了这两个标题，《人民日报》受到很严厉的批评。当时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回忆：
万万没有想到两个标题引来一场严厉批评，说是两个标题为什么不一样，“你们是什么意思？”我只好这样报告：标题是根据内容作的，如有错误，由我负责，没有什么意思……此事也就到此为止。
据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回忆，那来自“上面”的批评，是汪东兴发出的。汪东兴质问：“你们说邓副主席的讲话‘精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难道华主席的讲话没有‘精辟阐述’毛泽东思想？”
华国锋讲话的“主要命题”是什么呢？那就是华国锋讲话中的这么一段话：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之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历时11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是这些斗争的一次历史性大决战。在这场大决战中，我们先后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我党历史上三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
在新的发展时期中，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
华国锋在讲话中，还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强调了要遵守纪律：
我们这样一个有8亿人口的大国，3500万党员的大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中，要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行动。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讲党性，顾全大局，发扬民主，遵守纪律。
不言而喻，华国锋是在不指名地批评了有人“不遵守纪律”。
▋6月2日：邓小平给予最有力的支持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大会上的讲话中，虽然一字未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但是如同《人民日报》所说的是“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实际上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最有力的支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胡耀邦一手审定的。邓小平没有看过。该文发表之后，一开始邓小平也没有注意。由于文章引起争议，邓小平仔细看了。
1978年8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时，说了一段话：
《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当时没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才找来看了看。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我就在6月的讲话里支持了一下。
据杨西光夫人季宝卿回忆，邓小平刚刚作了讲话，海军司令员刘居英马上给杨西光打来电话，简要报告了邓小平讲话的内容，说邓小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杨西光深受鼓舞，马上坐车赶往刘居英家，一口气看完会议印发的邓小平的讲话稿。
《解放军报》副社长姚远方参加了讲话稿的起草工作。据姚远方回忆，邓小平不仅事先讲述了他的主要意见，而且还亲自用钢笔写了800字，就是讲话中论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那一段。姚远方说，这800字，一字不易地用在讲话稿中。
邓小平的讲话分四部分：第一个问题，讲讲实事求是；第二个问题，讲讲新的历史条件；第三个问题，讲讲破和立；第四个问题，讲讲以身作则。
邓小平在讲第一个问题时，鲜明地批判了“两个凡是”派：
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
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讲话第二天全文发表于《人民日报》，加上了“倾向性很强”的标题《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马上引起广泛注意，确实是给了“两个凡是”派沉重一击。
回顾5月11日之后，短短20天间的急剧变化、尖锐斗争，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11日，征讨“两个凡是”的檄文发表;
12日深夜，吴冷西来电批评;
13日，胡耀邦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17日，汪东兴质问“哪个中央的意见”;
18日，张平化向各地“打招呼”;
19日，熊复说《红旗》要“慎重”;
29日，华国锋强调“团结”和“纪律”;
6月2日，邓小平给予最有力的支持。
其实，这20天的激烈斗争还只是一场序幕而已，紧接着，一场更大范围的斗争在延续着……（据《邓小平改变中国》江西人民出版社 叶永烈著）
胡福明
我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作者：胡福明
我为什么要写此文
粉碎“四人帮”后，我认为中国面临历史变革的重大机遇，要改弦易辙，即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变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辙。要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一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
两报一刊是权威报刊。所以，我立即认真阅读。我发现社论中的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对仗工整，显然是经过琢磨的。
我认为，这两句话就是这篇社论的主题，就是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指导思想。后来简称为“两个凡是”。我仔细琢磨这两句话的含义，按照“两个凡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不能怀疑、不能否定的，必须永远肯定、维护。
由“两个凡是”，我才理解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为邓小平同志平反、恢复邓小平同志的领导职务和为“四五”运动平反，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却置之不理的原因。
由此我认为，“两个凡是”是平反冤假错案的主要障碍，是重新认识、评价“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障碍，更是改弦易辙、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的主要障碍。我在寻找的阻挠我国发展的根本问题、阻挠拨乱反正的根本问题就在这里，批判、否定“两个凡是”，恢复实践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观点，就是总开关。想清这一点，我很兴奋。
我要批判“两个凡是”。
可是，“两个凡是”是打着拥护毛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面目出现的。因此，批判“两个凡是”就会被人扣上反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反对党中央两项弥天大罪，立即家破人亡。我已经在“文革”初期当了一次“反革命”，吃尽了苦头，因此，心里很矛盾。
反复思考了几天，终于下决心批判“两个凡是”。但是，为了防止遭受打击，我决定单独撰写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不跟同志们商量，免得遭受批斗时株连同志们。
如何批判“两个凡是”，颇费心思。“两个凡是”是唯心论，形而上学，是唯心史观，这是明白的。但是，总不能写一本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著作去批判它吧。必须写一篇文章，全面地、集中地揭露“两个凡是”的唯心论、形而上学本质。
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人们把由实践中获得的丰富的感性认识经过大脑的思索加工以后，上升为理性认识；理性认识是否正确还是不知道的，所以人们必须运用理性认识指导实践，检验理性认识是否正确；理性认识经过社会实践检验达到预期的目的，就证明这个理性认识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是真理；如果这个理性认识经过社会实践反复检验，不符合实际，是错误的，就不是真理，就必须在反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补充感性认识，反复用脑加工、反复在社会实践中检验，以达到正确的认识，成为真理。
“两个凡是”认定毛主席的决策、指示以及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是不需要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证明的，而且客观事物变化了，社会实践发展了，仍然是正确的，不能改变的。这就是“两个凡是”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形而上学，是天才论、顶峰论、“句句是真理”的翻版。
找到了“两个凡是”否定真理的实践标准这个根本错误后，我就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题目，把“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基本论点，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揭发批判“两个凡是”的唯心论先验论和形而上学本质。
我是一边讲课，一边完成教学行政工作，一边搞科研，所以很忙，拖得时间也长。到1977年7月初，才把文章的主题、结构确定下来。这时我妻子张丽华体检中查出肚内有瘤，立时把全家急坏了，我放下一切工作，为妻子住院治病奔走。在党总支书记和校办主任的帮助下，住进了江苏省人民医院，并很快动手术。幸好是个良性瘤。直到妻子出院后，学校也放暑假了，我开始写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文章初稿完成后
1977年8月下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写成了，约八千字，稿子寄到哪里去呢？《人民日报》，不敢寄。我想到了《光明日报》记者王强华同志。
该年5月，江苏理论界在省委党校开了一个理论讨论会。在会上，我发言说，“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不是什么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观点。因为，物质生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生产力发展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休会时，王强华同志对我说：北京有同志持有与你相似的观点，并说：“你给我们报纸写稿吧。”这就是约稿，并没有出题目。
我在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就想到了王强华同志，于是在1977年9月初，我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寄给《光明日报》哲学组王强华同志，同时寄去的还有一篇批判江青想当女皇的文章。
文章寄出去后，好久没有来信。1978年1月下旬，《光明日报》终于来信了，寄来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样两份，大样注明“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四日”。还有王强华给我的一封信。信上说：他最近出去了，不在北京，回来后看到我的稿子，批判江青的那篇稿子不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要说什么，我们知道，要用，请你作些修改，“不要使人产生马列主义过时论的感觉”。
这是要求理论上更完整、严谨，不要让人抓住把柄，我仔细推敲后，觉得不会使人产生马列主义过时论的感觉，但我还是尽可能地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哲学教研室的老师开会时，我曾拿出大样给大家看，请大家提意见。记得孙伯鍨、林仁栋、李华钰、舒海清、郁慕镛、倪君岵、李玉屏等老师，总支书记葛林、办公室主任潘洁等在场。大家都同意文章的观点。
那时向北京寄稿件都靠邮局，没有传真机。文章大样就靠邮局在北京和南京之间传递。这从保存的文章大样上可以看出，因为每份大样上都有日期可查。要说明的是，后来王强华同志来信对文章修改提出了新的要求：更贴近现实，更有战斗力。显然，由要求稳妥转向激进了。
1978年4月下旬，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全国第一次哲学研讨会，南大政治系是李华钰、马淑鸾和我三个人去参加会议。我与华南师范大学的黎克明、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周抗、山东曲阜师院的张明三位同志同住一个房间。哲学研究所的孙耕夫、邢贲思、李今山、陈中立等多位同志领导会议和负责会务工作。我是一个小组组长，大会讨论热烈。
在我到北京的第二天晚上，王强华同志就接我到光明日报社，见到了总编辑杨西光同志，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同志，还有孙长江老师，我在人民大学研究班读书时，孙老师给我们讲《周易》。我与他多年未见，见面后当然很高兴。
杨西光同志先是介绍了我和孙长江同志，并拿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样说：今天请各位来，是讨论这篇文章的。这篇文章原本要在4月2日的哲学副刊发表了，我看后，觉得这篇文章很重要，放在哲学副刊发表可惜了，要作为重要文章，放在第一版发表，但是要修改，要加强针对性、战斗性，要写得更严谨，不能让人抓小辫子。今天，请大家来就是听取大家意见的，听说党校也在写同一题目的文章，所以把孙长江同志请来一起讨论。
于是大家纷纷提意见。我记得马沛文同志的意见最激烈，他说，要公开点名批判“两个凡是”。我感到惊讶，立即说：恐怕不行，还是点名批判“天才论”稳妥。大家提了很多意见，杨西光同志最后讲了修改意见，我归纳起来是两点：第一点，要增强针对性、现实性，提高战斗力；第二点，要仔细推敲，更严谨，防止授人以柄。他指着我和孙老师说，你们两个人的文章改好了，都发表。
从此，我白天参加会议，晚上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第二天一早，《光明日报》的驾驶员就把我修改的大样拿去，傍晚又把重新排版后的大样送给我。如此又修改了几次。我每天晚上修改稿子，李华钰、马淑鸾两位同志是看到的，黎克明、周抗、张明同志也是看到的，哲学研究所的几位同志也是知道的。
一天晚上，黎克明同志在看望了中央机关的老朋友后，严肃地对我说：“老胡，你已卷入了高层内部的斗争，风险很大，你可知道？”
我说：“知道，你是同意我的观点的，我去坐牢，你要给我送饭啊！”
他笑着说：“我支持你，你坐牢，我去给你送饭。”
几天的会议结束了。会议闭幕时，周扬同志作了总结，他肯定了讨论会，鼓励大家从事科研，并且提出了“科学无禁区”的论断。于是，我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把“科学无禁区”这个论断加进去了，并说，有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理，只有迷信、盲从。
哲学讨论会结束后，我搬到《光明日报》招待所，继续修改文章。杨西光总编到《光明日报》不久，与夫人一起也住在招待所。这期间，杨西光同志几次来看我，了解我修改文章的情况，也跟我聊天，了解我的经历。
他对我说，粉碎“四人帮”后，他到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结束时，胡耀邦同志找他谈话，要他到《光明日报》工作，并告诉他北京四大报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积极推动拨乱反正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是执行“两个凡是”的，耀邦同志派他到《光明日报》工作，是要他改变《光明日报》的面貌，把二比二变成三比一。杨西光同志说：“怎么改变面貌？就从发表这篇文章开始。”
将近五一节了，杨西光同志又来看我。他说：“小胡，文章改得差不多了，五一节快到了，你要回去了。这篇文章要请中央党校的同志帮助修改，最后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中央党校有个理论研究室，出版一份内部刊物《理论动态》，这篇文章先在《理论动态》发表，然后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理论动态》是每月逢五、逢十出版，《光明日报》第二天公开发表，如果《理论动态》在5日出版，《光明日报》就在6日公开发表，《理论动态》在10日发表，《光明日报》就在11日公开发表。
他说：“小胡，要跟你商量一个事，现在的大样上，都署你的名字，文章公开发表时，不署你的名字，用‘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我们没有约你写这篇文章，是你自己投稿的。我现在就聘请你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你就是《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你看怎么样？”
我当即回答说：“很好，只要文章发表了，能起更大的作用，目的就达到了。”
杨西光同志很高兴。他随后还告诉我，已经商量过了，《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新华社当天发通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第二天转载，至此，我发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已由我的个人行为，发展为全国主要新闻单位和中央党校的联合行动了，是要向“两个凡是”发起全面进攻了。
后来我知道，《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并不是两报一刊编辑部的同志写的，而是中央机关的同志根据领导人讲话的精神写好后，交给两报一刊以社论的名义发表。据我所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同志是坚决抵制“两个凡是”的。
我在北京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时，曾到《人民日报》理论部看望南大政治系的毕业生崔文玉、谷嘉旺，顺便听听他们的意见，在那里见到了理论部主任何匡、副主任汪子嵩，我给他们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样，他们都说好，何匡同志还说：“《光明日报》不发表，我们发表。”我说：“《光明日报》要发表。”何、汪两同志是观点鲜明、态度坦诚的人。
在此期间，我还去协和医院看望了周林同志，去积水潭医院看望了郭影秋同志，他们二位都曾担任南京大学的校长兼党委书记。一是慰问，二是听取他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的意见，他们也都说好。我的底气更足了。
五一节后，一天早晨，我和张丽华在厨房里烧早饭，听到中央电台广播《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高兴，文章从酝酿到发表已经一年多了。
随后，我又认真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的结论，是《光明日报》的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等同志和中央党校的孙长江老师等对文章修改得好，基本论点没有变，对文章的内容作了发挥，更贴近实际。总之，中央党校同志和《光明日报》同志的修改，都提高了文章的水平，增强了战斗力。
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光明日报》5月11日公开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础，在修改过程中又融入了集体智慧。文章发表后不久，《光明日报》总编室给我寄来10份5月11日的《光明日报》和70元稿费。
后来，我看到了刊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动态》第60期的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后面注明：“《光明日报》供稿，作者胡福明，本刊作了些修改。”后一个版本就没有作者胡福明了。这两个版本都存在着，分布于全国各地。
是胡耀邦同志亲自审定和安排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出版。当时，他直接领导《理论动态》，他尊重杨西光的要求，尊重事实。因为杨西光明确要求，《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必须注明“《光明日报》供稿，作者胡福明”。很快，胡耀邦同志就专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理论动态》第60期也就改版了。但是，历史事实不是用再版《理论动态》可以改变的。
文章刚发表几天，北京就传来消息，中央有人指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上是荒谬的”，“政治上很坏很坏”，“是砍旗的”。“砍旗的”是指砍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要来的终于来了，不出我之所料，只是来得如此之快，出乎意料。
文章发表后，匡校长曾对我说：“《光明日报》上你的文章我看了，很好。”政治系的老师都表示赞成文章的观点，并无反对意见。江苏省委、南京大学党委并没有对我施加压力，我一如既往地工作、生活。经过十年“文革”，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已经独立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