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伦敦会谈结束：我们正处于一场大崩溃前夜
墙内自媒体华南索罗斯文章：我们正处于一场大崩溃前夜。
6月10日，中美伦敦磋商结束，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伦敦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达成了一个将（瑞士的）协议内容付诸实施的‘框架’。”该协议内容包括大幅下调互征的关税，取消“非关税”贸易限制措施，以及放宽中国对稀土出口的限制和美国对华半导体出口的管制。
但这只是“中场休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放眼全球，不管是愈发剧烈的地缘政治冲突，还是愈发累积的金融系统性风险，似乎都揭示着背后真相，正如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所说“我认为，更重要、也更需要我们时刻记住的是：我们正在见证的是全球主要的货币秩序、政治秩序和地缘政治秩序的典型崩溃。”
崩溃并不可怕，全球秩序从旧到新必将经历不破不立的过程。崩溃本身，就意味着变革和转向。
达利欧给出了11个主要主权国家过去500年权力和财富的相对位置，那根代表着中国的粗壮红线，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陡峭斜率逼近代表着美国的蓝线，还要相交，还要超越，还要继续向上。
宏观世界的转向，总有一根清晰的明线勾勒出脉络，但托举这根明线的，是商业世界每一个或微小或庞大的个体。大变之年，他们的转型和走向，更应被关注。
但这条转型之路并不平坦，至少面临三重难题。
达利欧给出了11个主要主权国家过去500年权力和财富的相对位置，那根代表着中国的粗壮红线，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陡峭斜率逼近代表着美国的蓝线。
在经济增长的主线之外，过去30年的中国经济还有另一条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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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线的起点，是1994年。
那是个萧条的年份，纺织业产能严重过剩，此后迅速波及到上游，到了1998年末，全国上下已经有8万多家煤炭矿井，总产量比全国需求高出12亿吨。
改开之后的第一次产能过剩，来得猝不及防。此后至今，类似的产能过剩，发生了至少四次。
但那同样是个充满希望的年份。《中国的奇迹》初出版，经济学家林毅夫写下神预言：中国将利用比较优势和产业政策，快速累积资本，追赶世界。
7月，一部融合了荷兰和法国法律精髓的《公司法》正式落地，被身份和名分拖拽了2000多年的中国商人，终于可以自在奔跑。
此后，上层设计不断完善：“分税制”正式施行、汇率并轨、放开外贸经营、国企开始大规模破产......
冷清与火热，沉闷寂寥与充满活力，颇具矛盾性的起点，似乎预示着此后充满戏剧性与冲突的30年。产能过剩与出清的平衡博弈，经济增速与质量的艰难取舍，身处其中的民营企业家的坚持与犹豫，纠缠形成了这根暗线。
如何在政策与产能的周期中捕捉机会，如何跳出产能过剩的怪圈，问题摆在了每个人面前。
太多中国的聪明人选择了容易的办法，投身那些快速见钱的领域——地产、金融、贸易等。时代东风劲吹，一个个增长神话的光芒，掩盖了矛盾。
以地产为例，1994年，宋卫平因一则住房商品化的政策消息，狠心借了15万，毅然从电脑公司辞职，回杭州开始投资房地产；同年，在西南重镇重庆，女记者吴亚军借着住建部“小康住宅科技示范区”的东风，辞职下海。
民营房企就此站上历史舞台，江湖从此再无平静。
1998年的房改带来了大规模城市化，中国巨大的人口红利集中释放。而从地产开始，家装、清洁、厨卫、电器、出行、水泥等诸多行业随之生长，从厨房到卫生间，从阳台到卧室，从屋内到屋外，一栋房子引发的悲喜得失，构成了中国经济的主旋律。
喜的是奇迹式的经济增长。2004年到2013年的十年里，全国平均地价从332元/㎡涨到1144元/㎡，膨胀3倍有余。
悲的是在繁花锦簇的表象下，欲望和野心、无序与混乱、狂妄与张扬的野草也正疯长。说着 “什么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的王健林，常想“我如何才能流芳百世”的许家印，各路人物熙攘登场，光怪陆离。
直到2016年，房住不炒的缰绳绕在了地产野马的脖颈，繁花盛世骤然幻灭。
名震江湖的华南五虎被时代抛在身后，闽系、川系、浙系接连崩盘......从2019年到2024年，全国范围内公布破产文书的房企超过1660家。
许家印身陷囹圄，王健林不停变卖资产，杨惠妍喊出“砸锅卖铁”也要还债的心酸，而直到2025年，万科亏损近500亿，退休的王石卖起了燕窝，“房地产最后一道防线”以颇为戏剧性的方式，送别了那个疯狂的时代。
热闹退场之后，人们才有机会一窥背后的狼藉——地产从未真正成为过剩产能出清的通道——经济学家黄奇帆在2025年开年演讲中表示，全国20亿平米的一手房库存无法消化，至少带出10万亿现金的空悬。
如今，台上的角儿成了保利、中海、华润等国企，花式拿地、新房下饺子的戏码再度上演，他们看似具备更充沛的现金实力，但要想化解产能危机，还需经历一场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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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的窘境只是传统经济转型的缩影。过去数年里，我们见识了太多类似的荒诞剧——暴雷的P2P、跑路的私募、无视风险扩张的银行......存量竞争时代，金融业的苦痛一点不比地产少。
烂摊子不能不收拾，但在这之前，有太多必须回答的问题：
如何定义发展策略？怎么平衡扩张与安全，质量与盈利，理想与现实？
以及最重要的，如何重赢市场信心？
但也有人，从一开始就选择走难而正确的路。
跳出产能过剩，离不开制造业转向。方式之一，是摆脱低端产能的桎梏，攀登微笑曲线的两端，用更先进的制造体系，满足产业升级的内需。
1994年，一只老鼠钻进了华为位于义乌赤岸镇的交换机中，华为技术人员当晚处理，成为“标志性的华为速度”。而就在任正非发表《胜利祝酒词》时，这个出生在贵州的浙江人也许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他将面临比老鼠棘手万倍的挑战；
也是在那年，全球通进入中国，大哥大迅速消亡，瞅准机会的雷军当上了金山公司CEO；同年，张汝京在新加坡投资建设芯片厂，在中国大陆前前后后招了300人，其中的70人，后来成为中芯国际的核心班底。
他们起初并不起眼，直到2016年，英国记者马丁·雅克在其著作《大国雄心》中发出警示：中国要从高度依赖高储蓄率支撑的巨额投资的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经济向减少对出口和投资依赖，更为依靠内需的创新型、资本密集型积极转变。
2年后，“中兴事件”爆发，华为海思“一夜转正”，中芯国际营收逆势创下历史新高，无数国人热血澎湃，时代思潮随之轰然转变。对外经贸大学的一份研究课题显示，在7953份问卷中，曹德旺、任正非、刘强东、雷军、董明珠被年轻人认为是爱国情怀浓厚的企业家。
这或许说明，中国人从未像现在这样有深刻的危机感，只因我们需要以国产替代为跳板，越过也许是近在眼前的修昔底德陷阱。
这并不容易，我们正在走一条没有完全可复制经验的道路。隔海遥望的日韩， 虽取得阶段性成功，但前者因制造业的分工转移，代价至今仍未消化完。后者也因财阀捆绑着政治经济，不值得完全借鉴。
打破东亚国家的“宿命”，中国需要锻造自己的自信。
无数产业、机构和人，都将目光投向曾经灰头土脸的制造业，热钱、补贴、新政层出不穷，“大力出奇迹”的结果，是半导体国产替代率已达35%，预计2025年将突破50%；国产创新药的占比从2015的不到10%增长至2024年的42%；工业机器人的国产化率在2024年也首度突破50%......
从轻纺化工，到芯片雷达，制造业撑起了新旧时代的宏大叙事。如今站在动能转换的关卡，先进制造业的国产替代路径，构成了我们所探讨问题的核心本质。
另一种方式，是将目光投向海洋，向全球寻求增量。
中国人并不畏惧海洋。百余年前，体态瘦小的温台人以原始的偷渡手段，挤在黑暗的集装箱里奔赴欧洲，通过开餐馆、洗衣店的方式，逐渐融入当地。
而随着经济发展，中国人开始更有尊严地出海。
1994年，梁稳根把三一重工搬到长沙，4年后，他与世界第一的德国产品同台竞技，从此一战成名。如今，三一在重工机械领域已是无可争议的全球第一；
同年，感受到电脑家庭化时代召唤的柳传志，带着联想登陆港交所，也让一句“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的广告词走出了国门，“贸工技”成为无数中企出海的路线选择。
直到今日，中国企业出海已然更有底气——
奇瑞收购大众，与军工企业莱茵金属同台竞争；蔚来在欧洲做起了基建商，换电站成了最好的品牌广告；
石头科技、科沃斯、追觅引领了机器人出海的1.0时代，而对全国其他企业而言，更广阔的服务机器人出海2.0时代正在到来；
晶科在中东的市占率超过40%，隆基在美国、阿尔及利亚、东南亚设立工厂；
创新药对外BD交易规模创下新高，以恒瑞医药、百利天恒、康方生物为代表的中国创新药企，正在奋力追赶。
从产品到品牌，再到全产业链，中企出海已经经历了三次迭代。只是当世界格局愈发动荡，贸易保护主义愈发抬头之际，对“越是制裁，越要出海”的中国商界来说，还有哪些迭代方向？又该往哪些市场寻求增量？
跳出产能怪圈，还需要转变思维方式。
20世纪80年代末，深圳街头那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把经济增长放在了压倒性的位置。
效果十分显著。绿城、龙湖、华为、小米……从1994年开始的30年里，麦子抽穗了30次，人平均呼吸了2.73亿次，中国商业世界增加了1亿个就业岗位，创造了130.528万亿元财富（按GDP计量），以这些企业为代表的的民营经济主体占比从可以忽略不计，到占国民经济的96.4%。
可沉浸于埋头追求增长的狂热，总容易让人忽视周边经济环境的变化，也总容易将呼吸的个体简化为一个个冰冷的数字。尽管在数字之外，存在着更多衡量维度——公平、ESG、可持续。
它们与增长同样重要，只因远方的风景总被关注，近处的哭声却常被忽略。中国128.6万平方公里的耕地上仍有佝偻的背影，有无数离乡的背篓，有工厂里的无奈和落寞，有被烟熏黑的天空和河流，有无数女性的壮志难酬，有多少普通人坚持着理想，就有多少普通人的理想在某一刻幻灭。
在30年的狂飙突进之后，这些“商业软实力”，已经成为中美之间的主要差距。达利欧在其著作《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中，量化给出了11个主要国家的现状和可能的未来，部分数据如下图：
不难发现，中国在大多数关键领域紧追美国，且在基础设施与投资、成本竞争力、经济产出、贸易、贸易/资本流动等方面更强。
我们享受着远高出人均GDP水平的基础设施，但是，并非所有人都面对着一个同样平等、公平、透明和开放包容的商业社会。
以“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指标为例，在长达725年的全球商业实践里，企业社会责任经过了四个阶段的演变。
中国企业，大多仍停留在第三阶段。甚至，在这两天争执不断的车圈“口水战”里，倘若无监管部门的下场，将供应商的结款周期拉齐至60天内，“再苦一苦供应商”将继续成为行业共识，产业链的利益天平还将继续向下游整车厂倾斜。
而在动辄90天起步的国产车企结款周期面前，海外车企对供应商的账期基本在50-70天内波动。德系车企，奔驰、宝马和大众则分别缩短至了37.91天、42.45天和41.10天。
相较而言，尽管中国新能源车企开辟了旧行业中的新战场，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无论新旧。起码在这一支柱性产业中，国产产业链的健康度都不及旧战场中的老对手。
当然这也并非中国商业社会的全貌。
美国社会学家E.A罗斯在《变化中的中国人》里，做了一个对比——
“在日本农民身上，永远隐藏着一种军人式的凶猛表情；而在中国士兵的脸上，却时而会浮现农民式的温顺与厚道”。
儒家文化浇灌出的民众思想，将“温顺、厚道”“天下大同”“仁义”等品质无声息地融入了社会边角，商业世界同样受到熏陶。
所以你会看到，功成名就的刘强东一次次返乡捐款、偏安一隅的于东来真正把“维护员工及消费者利益”和“快乐上班”奉为经商之道、王凤英和宗馥莉走上舞台中央，商业世界的性别平权，正愈发被重视。
同时，截至5月31日，A股共有2461家上市公司披露2024年度ESG报告，披露率达45.46%，创下历史新高。
A股独立ESG报告披露数量和披露率|图源：金证评估
正如作家大卫·米切尔在《云图》里所说：“历史是一副牌，我们的祖辈拿到了3、4、5，而我们拿到了9、10、J”。无论是社会发展亦或是商业文明水平，此刻的我们都比先辈更加富足。但还远远不够。
产业发展的最后，世界应该是平的。
站在经济转型的关键当口，我们不禁要问：
下一个30年，中国的商业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问题的答案不在预言家的水晶球里，藏在奥地利作家彼得·斐迪南·德鲁克的笔下：
“预测未来的最好方式，就是创造它”。
当伦敦的磋商落下帷幕，瑞·达利欧眼中的全球秩序仍在剧烈震荡。旧秩序的裂隙里，中国经济正以“破局者”的姿态，在传统与创新的碰撞中、在封锁与突破的交织里，寻找属于自己的新坐标。
这场转型从不是单一维度的突围。它既是出清过剩产能的一次“刮骨疗毒”，是制造业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惊险一跃”，也是商业社会从“数字至上”的增长神话到“人性回归”的精神觉醒。
它不仅关乎增长，更关乎公平；不仅关乎效率，更关乎温度；不仅关乎中国的崛起，更关乎人类文明在秩序裂解中的共同进步。
而在旧故事中获得的所有教训与总结，不过是为了让明亮的更明亮，让阴影不再是阴影，让未来既追随领军者在时代潮头逐浪，也把关注与同情的视角，施予更多镜头之外的普通人——他们的悲喜常被忽略，但他们的脉搏理应与时代共鸣。
*文中数据如无特殊说明，均来自国家统计局颁布的1999年和2024年《中国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