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了日本的福泽谕吉为什么大力“反儒”？
学界普遍认为，日本的传统文化，主要由三个因素构成，即儒教、佛教和神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承担着不同的社会作用。
在福泽谕吉看来，儒教与汉学尤其是等级名分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倘若不对这种思想予以大力批判，日本很难进入近代文明的境地。因此，儒家文化一直都是其重点抨击的对象。
那么问题来了，福泽谕吉对儒家文化都给出了哪些恶评？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庆应义塾大学校内的福泽谕吉雕像
福泽谕吉的思想变迁
因为家道中落，福泽谕吉直到十四五岁时才接受到较为系统的儒学教育。截至19岁以前，他一直师从知名汉学家白石常人，研读汉文典籍。不过话说回来，尽管他入学较晚，但因为天资聪慧，理解力极强，因此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在完成课业的同时，福泽谕吉还系统学习了中国的经义和历史著作。
根据其自传中的记载，他在少年时期对《左传》产生了浓厚兴趣。合计十五卷的《左传》，“一般学生只读其中三四卷就放下了”，而他不仅“整部通读”，而且“一共反复读过十一遍，认为精彩之处还记在心里”。
几年的学习下来，不仅使福泽谕吉奠定了较为深厚的儒学基础，并对儒家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与领悟。鉴于此，他一直以“基本上成为了一个小小的汉学家”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青年时代的福泽谕吉
值得一提的是，素来以豪迈不羁著称的福泽谕吉，一直对门阀观念极为浓厚的社会环境有着很深的抵触。因此，他在二十一岁时，决定离开家乡，前往长崎学习兰学，即 “荷兰人带来的西方学术、文化、技术等学问”。
需要指出的是，就在福泽谕吉赶赴长崎前的1853年，“黑船事件”爆发。不久，日本先后与美国、英国、沙俄、荷兰等西方列强签订“亲善条约”。以上种种，不仅让青年时代的福泽谕吉大受震撼，更激发了他学习兰学的热情。
日本人绘制的“黑船”
在长崎，福泽谕吉一直寄居于术家山本物次郎的家里做“食客”。资料显示，他不仅研读了大量生理学、医学、物理学的著作，而且“困了就枕书而睡，醒后就立即读书”，可谓搏命。当然，这一阶段的学习主要以自学为主，谈不上系统。
对于福泽谕吉的勤奋，山本物次郎不仅给予了高度赞赏，甚至一度想收其为养子。只不过，福泽谕吉的“受宠”，同时引发了共同学习的同藩“家老”之子奥平一岐的嫉妒。不得已，他只能离开长崎，投奔在大阪“藏屋敷”工作的大哥福泽三之助。
抵达大阪后，他向兄长表达了想前往江户寻求发展的计划。
不过，三之助建议他留在大阪，投入兰学家、素有“日本近代医学之父”美誉的绪方洪庵门下，系统研习兰学。因为他创办的家塾“适适斋塾”（适塾），是当时日本首屈一指的兰学塾（大阪大学的前身）。
1855年3月，福泽谕吉顺利进入适适斋塾就读。
随着学习的深入，他对原本一直仰慕的儒家思想开始产生了动摇。对于当时的心态，他在自传中如是写道：
当时的敌人只是中医。我不仅讨厌中医，即连儒家也很憎恶，总认为中国派的东西都应该打倒，这好像是注定了的。
即便当时有儒家来讲经史，我塾同学也没人去听，而且一看到汉学学生就觉得可笑。尤其对那些学中医的学生，不仅笑话他们，甚至还要辱骂他们，对他们毫不客气。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福泽谕吉，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反儒教意识”，更没有将学习兰学与“文明开化”联系起来。
实际上，绝大多数学习兰学的人，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习兰学”。对此，福泽谕吉表示：
若问他们（同学）为什么这样苦学？他们一点也回答不出。一些回答，只是一些模糊的见解罢了。总之，当时绪方的学生，十之七八都是无目的地埋头苦学的学生。
“适塾”旧址
值得一提的是，1859年的横滨观光经历，使他对“兰学”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质疑。
依据与列强签订的《安政五国条约》，横滨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当他抵达横滨后惊讶地发现，无论是商店、柜台商品上的英文标识，还是街头巷尾的英语对话，自己一丁点都听不懂。
与此同时，他敏锐地意识到，荷兰在欧洲已经没落，英国已经呈现出了“后来者居上”的架势。这就意味着，兰学和儒学一样，都不能迎合时代潮流了。
日本开国后，抵达横滨的各国商船
鉴于此，福泽谕吉打起十二分精神，将自己的所有精力都用在了英语学习上面。原因很简单， “若要振兴日本，就必须学习西洋学问；要想学习西洋学问，首先要系统掌握英语”。
因为寻找合适的老师未果，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只能依靠手边的“兰英对译字典”和“兰英会话教材”自学。为了矫正发音，甚至主动向从英美等国归来的日侨家的小朋友进行请教。
鉴于英语和荷兰语存在着不少相似之处，因此，福泽谕吉很快就总结出了一套“自适应”的学习技巧，英语水平也是突飞猛进。在今天看来，高强度的英语学习，为他后续学习“西学”提供了极大方便。
乌德勒支大使馆前的访欧团成员，左二为福泽谕吉
与此同时，福泽谕吉对儒家文化的批判有了明确目的，态度也更为坚决。对此，他在自传中如是写道：
我明知经史之义而装不知，却屡次抓住汉学的要害，不管在讲话或写作上都毫不容情地予以攻击，这就是所谓的“恩将仇报”。对汉学来说，我确实算是一个极恶的邪道。
我与汉学为敌到此地步，乃是因为我坚信，陈腐的汉学如果盘踞在晚辈少年的头脑里，那么西洋文明就很难传入我国。我已下定决心愿尽一切努力，不论如何也要把这些后生拯救出来，进而把他们导向我所确信的目标。
谈到我的真正意图，即希望日本国内的汉学家们都来较量较量，我一个人愿做他们的对手。
2
对儒家文化的具体批判
总的来说，福泽谕吉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等级名分制度与伦理道德观念等多个方面。
首先，对于儒家提出的“人有君臣之伦，犹如夫妇父子之伦；君臣之分，在前世是命中注定”的观点，福泽谕吉并未给予认同。
在他看来，“君臣之义没有天赋性，君臣之义完全是后天的、偶然的，世界上的国家并不是都具有君臣之义”。
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他以孔子的经历为例，做出了反驳：
孔夫子毕生的最大心愿，在于辅佐周朝天子以施政，至于穷途末路，只要诸侯或地方官肯于任用他，便欣然往就为其效忠。总而言之，他除了依靠统治人民和土地的君主来搞事业以外，就别无他策了。
福泽谕吉进一步指出，这一“圣贤的漏洞”贻害无穷：
尊奉孔孟的人，即使是读书万卷，如果不从政，就丝毫没有别的用处，只好私下鸣不平而已，这能说不是卑劣吗？
如果这种学说普遍盛行于天下的话，人人都要参加政府成为统治者，那么，在政府下面就没有被统治的人了。他们把人划分为智愚上下，而以智者自居，汲汲于统治愚民，所以参与政治的念头一直是非常急切的。
终因求之不可得，反而招来丧家之犬的讥诮，我真为这些圣人们感到可耻！
其次，福泽谕吉认为，“孔孟学说是伦理学，政府万万不能依据孔孟之道来寻求政治途径”，在近现代社会，“哲学与政治完全不是一回事，内在的道德修养与政治上的外王事功，并不存在直接联系。”
就拿孔孟先哲来说，“假若他们真的具有真知灼见，并能摆脱当时的政治羁绊，开辟一个新的局面，讲解人类的本分，确定万世不易的教义，则他们的功德必将无比宏大”。
但现实情况是，“他们终身被限制在这个范畴之内，未能迈出一步，因此，他们的主张就自然不成体系，不能成为精湛的理论，大半掺杂了政论，以致贬低了哲学的价值”。
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福泽谕吉如是分析道：
孔孟学说，是讲正心修身的伦常道理的，毕竟是讨论抽象的仁义道德的，所以也可以称为伦理学。道德是纯洁的，不应该轻视。对于个人来说，它的功能是极大的。
但是，道德只是存在于个人的内部，与有形的外界事物接触并不发生作用。所以，如果在未开化的和人事单纯的社会里，它对维持人民的秩序，是有用的。
而伴随着广大民众的民智的逐渐开化，它的功效必然逐渐丧失。
假使现在还想以内在的无形道德，施于外在有形的政治，想用古老的方法处理现代的事务，想用感情来统御人民，这就未免太糊涂了！这种不考虑时间和地点的情况，恰似想在陆地行舟、盛夏穿皮裘一般，事实上是根本行不通的。
事实证明，数千年来一直到今天，从没有过由于遵行孔孟之道而天下大治的事例。
所以说，孔孟之未被重用，并不是诸侯之过，而是那个时代的趋势所使然。在后世的政治上，孔孟之道未能实行，也不是因为孔孟之道的错误，而是由于时间和地点不对头。
周末时期，不是适合于孔孟之道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孔孟也不是有所作为的人物；在后世，孔孟之道也未能适用于政治。
理论家的学说（哲学）和政治家的事业（政治）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后世的学者，切不可根据孔孟之道寻求政治途径。
第三，对于孟子提出的“凡有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可以理解为私德）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的观点，福泽谕吉提出了反对意见。
福泽谕吉认为，私德尽管是“传之万世而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纯粹、最完美的东西”，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只修私德并不能尽到做人之道”。
因此，他建议民众“在提倡私德的同时，必须强调更重要的智德的作用”。原因很简单：
文明的根本，并不在于私德一方面。
但是，那些道学家们的议论，一开始就趋于极端，思想偏狭不留余地，不知文明的宏大，不知文明的复杂，不知其动向，不知其进步，不知人心的变化多端，不知智德有公私之别，不知公私相互制约和相互均衡的关系，更不知把一切事物综合起来全面地判断得失的方法，只是一心一意想减少社会的坏人。
明治时代的日本
结果陷入错误的见解：要使现代人回复到上古时代的人，使都市变成乡村，大人变成儿童，众生变成石猿。
本来，神、儒、佛和耶稣教的本旨，并不是如此褊狭，只是，在世上一般传教和信教当中，人心的反应上，终于不免有这种弊端。
这样的情况，恰如对一个严重胃酸过多的患者，不论给予任何饮食，都被酸化而不能获得营养效果。这并不是饮食之罪，而是疾病所造成的。学者必须认清这个道理。
明治时代的日本
福泽谕吉进一步指出，在现代社会，道德对人的控制是有限的。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他如是解释道：
在畅论《论语》的人当中，就有巧言令色贪财好货的；在信奉耶稣正教的西洋人当中，就有欺骗无知、恫吓弱小而企图名利兼收的。
这类小人，可以说是利用了无形的道德没有测验的准绳，而出入道德之门，乘机贩卖私货的。这种情况，归根结底证明了道德的效能是不能控制人的。”
明治时代的日本
因此，“用德化当作御民的妙法”，根本是行不通的。
原因很简单，“所谓仁政，如果不在野蛮与不开化的时代，是不会起到作用的；所谓仁君，倘若不去面对野蛮与不开化的人民，是不能显其尊贵的”。其结果就是，“私德会随着文明的进步，逐渐丧失其权威。”
第四，福泽谕吉认为，“泥古不化”的儒家文化，会“助长专制”，进而让人民沦为“精神奴隶”。
在他看来，“只有当我们回顾百年前的许多事物，感到幼稚而又粗野，可笑而又可怜，才能证明今天的文明进步和学术的发展”。
作为对比，“汉儒的系统带了孔子以后，圣人就断了种。孟子以后，宋代的儒者和日本的硕学大儒，对后世可以自诩，但是对孔子以上的古圣人则一句话也不敢说，而只有叹息自己学圣人而不及圣人而已。”
其结果就是，“儒教在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德，恶人和愚者越来越多，一代又一代地相传到末世的今天，这样发展下去简直要变成了禽兽世界，这是和用算盘计算数字一样准确。”
另外，他还将“迷信古代崇拜古代，而自己丝毫不动脑筋”的儒家士大夫们斥为“精神奴隶（Mental slave）”，将“社会停滞不前”归咎于“儒学的罪过”。
1872年10月，明治天皇亲临现场开通到横滨的火车
第五，对儒家文化所倡导的“男尊女卑”和“孝文化”，福泽谕吉给到了言辞激烈的批评。
在他看来，“须知生存于人世间的，男的是人，女的也是人；更就世间所不可缺少的作用来说，天下既不可一日无男，也不可一日无女，其功用确实相同”。退一步讲，“男女虽在生理、体力上有差异，但这种差异并没有上下尊卑的特质”。
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他在《日本男子说》《日本女子论》《男女交际论》等文章中，就男女道德与平等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说。
对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以及“纳妾就是为了留下子嗣”等观点，福泽谕吉更是表达了强烈反对的态度。
在他看来，“大不孝”应该是“为人子者做出了背理的事，使父母的身心感受不快”，与“娶妻而不生子”没有必然关系。
除此之外，福泽谕吉还进一步指出，子女孝顺父母，固然是自然的，也是应当的，但绝不能将“孝行”推到愚蠢的极端。对于“二十四孝”中的主人公，他愤怒地将之斥为“伤害天理人情达于极点的魔鬼与蛇蝎”。
当然，福泽谕吉尽管对儒家文化表现出了强烈抵制的态度，但有时也会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
比如他在晚年认为，儒家文化原来是纯正的，只是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发生了腐败和许多异质因素，背离了固有精神，最终产生了毒害。这或许也是他对儒家文化的批判态度做的一点温和的修正。
3
尾声
二战结束后，日本开启了新一轮的经济发展热潮。伴随着物质文化的飞速提升，已经全面冷静下来的日本民众们，对福泽谕吉的那句“先有独立人格之国民，才有强大安宁之国家”，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
晚年的福泽谕吉
因此，在1984年日元改版时，日本一改过往将政治家设定为钞票头像的惯例，决定采用著名的文化人物作为钞票“主人公”。在经过一系列的酝酿和征求意见之后，确定将最大面额一万日元的“主人公”，设定为福泽谕吉。
时光荏苒，到了2019年，日本宣布将在2024年上半年之前，发行新款纸币。其中，新版一万元纸币的钞票头像，从福泽谕吉换成了实业家涩泽荣一（1840—1931）。消息一出，日本舆论一片哗然。
按照财务省的说法，发行新纸币的目的是防伪。而且按照惯例，纸币的设计会在20年左右变更一次。不过，他们的解释似乎并未平息民愤。比如庆应义塾大学的校长就公开痛斥道——这群只知道被民政供养的虫豺，为了钱，连思想都不要了。
上图为旧版10000日元，下图为新版10000日元
站在日本人的角度看，福泽谕吉无疑是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先驱。不过，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看，他是个让人感到五味杂陈的对手。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思想真真切切地改变了日本乃至整个东亚的历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