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亡天下
一、“个人精神史”
“家国”二字，我在流亡以后才认识。
先是妈妈猝死，求儿子替我去“祭母”；
接着父亲病危，我奔丧被拒，再求儿子去见爷爷最后一面。
“家”的消亡，就把那个“国”也一道带走了。
这是在我八九流亡的十四年之后。
中国发生地变天荒之际，读书人所预感的栋梁摧折、家国兴亡，以1949年为最后界限，在此前后大多“乘桴浮于海”了。留下来的人面对的“当世之巨变”，不只是财产剥夺、政治清算，更要接受洗脑换心的一套阉割手术，陈寅恪称之为“改男造女”。如果分析一下当时的史料，你会惊讶的发现，其实毛泽东并未遇到太大的阻力，他甚至不必效仿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取胜了。这原因就是陈寅恪诗中形容的“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为姹女”，即最著名的大知识分子们竟是群体性的向马克思主义一边倒，其中又很少不是留过洋的学者教授作家。中共这个暴力集团征服神洲，一半靠的是知识界的自动缴械，并以其知识的权威协助毛泽东把他的假马克思主义立为国教，虽然所有人后来都未能逃脱重重劫难。
我们四九后一代，从未面对过自己的“个人精神史”。
二、读书人耻辱史
下面的文字，写于1995年秋之普林斯顿。
中国是地蛮天荒了的一个世界——不管你称它现代化、社会主义还是专制，在文化上，它已历尽变穷，坠入非驴非马之境，而在这“蛮荒”之后的我们，似乎再不能跨越那道“蛮荒”的惟幕，因而又得了无文化的“文化癖”。说断裂鸿沟壕堑都可以，问题是你如何逃得出这道惟幕？都说读书大概可以。但我读了一本书之后才知道已不可能——隔在“蛮荒”这边的我们，在语言上同那边的人已经无法沟通，你认识的那几个中国字也未必帮得上忙。
这本书是‘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尽管作者余英时教授进在咫尺，可我读到这本书却绕了很大一个弯子。整个1994年里，我每周带妻子去纽约城里作三次针灸，停车在曼哈顿街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怕吃罚单，在诊所里安顿好她，我就回到车里来守着。在那摩天搂群的峡谷里，唯一能作的事只有渐渐静下心来读书。当时的心境与世隔绝，看不进报刊杂志和闲书，仿佛是为了同那“后现代”的曼哈顿风景作对，我下意识偏偏只愿读中国古诗词，于是一本俞陛云的‘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便同妻子的各种药物一起随身携带。其实我能读出点味道的，只有从小偏爱的东坡稼轩两位，但读来读去就受不了东坡式的空豪放，更觉出稼轩的沉重和绝望，心境也随之坠入“更旧恨新愁相间”。那么遥远的南宋式的兴亡感怀，此时令我心动者，或在个人不幸，和某种渐渐袭上心来、先前未曾感觉到的流亡真实。
忽一日，偶然看到“诗文”两字便拿了这本‘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上路。坐在车里读起来，骤然被一个“文化遗民”之精神世界所震慑。说实话，以我肤浅的古诗词阅读能力，对此书深义的理解只是皮毛的，但我所被“震慑”者，是陈寅恪在他晚年诗文中设置的一套暗码系统，无疑是一道用来抗拒“蛮荒”的屏障，恰好对我们也形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一个“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活在地变天荒之后，因“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而遭受的精神折磨，若非余英时的破解，将任随歪曲，无人知晓；而这个罕见的学贯中西的读书人，在中国文化“历尽变穷”最后二十年里的文化感知和心灵苦难，也将永远烟没。这又正好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现代中国会繁殖着如我辈“反传统”的一代又一代。
很奇怪的是，“五四”以来直到毛泽东铸成鄙视读书人的一种“新传统”，教“蛮荒”以后的我们，从来就把中国知识分子视为“无脊梁骨的”的一群。对我们来说，支持这种成见的最有力证据，正好是1949年以后中国大部份大知识分子对毛的臣服，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从郭沫若、冯友兰、茅盾、范文澜，到“文革”中被逼自杀的老舍、吴唅，还有科技界的钱学森等，仿佛代表着整个人类文明的死去。这场“改衰翁为姹女”中的例外，过去我们仅知储安平和马寅初二位，但后来我看到的资料显示，马寅初他老人家最初也是对新王朝颇唱赞歌的，后来到人口政策上才犯颜直谏；而较早就犯了龙颜的另一位大儒粱漱溟，却终身不再啃气。这好象都不涉及知识和学养的问题，也并非人们至今垢病不已的人格问题。大陆人常说，如果鲁迅活到49年后一定是个大右派，我却觉得未必。这好象关设到一种文化精神——读书人〔或称知识分子〕对文明的最后底线。读了余英时诠释的晚年陈寅恪，我才知道这底线是什么。
中国发生地变天荒之际，读书人所预感的栋梁摧折、家国兴亡，以1949年为最后界限，在此前后大多“乘桴浮于海”了。留下来的人面对的“当世之巨变”，不只是财产剥夺、政治清算，更要接受洗脑换心的一套阉割手术，陈寅恪称之为“改男造女”。如果分析一下当时的史料，你会惊讶的发现，其实毛泽东并未遇到太大的阻力，他甚至不必效仿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取胜了。这原因就是陈寅恪诗中形容的“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为姹女”，即最著名的大知识分子们竟是群体性的向马克思主义一边倒，其中又很少不是留过洋的学者教授作家。中共这个暴力集团征服神洲，一半靠的是知识界的自动缴械，并以其知识的权威协助毛泽东把他的假马克思主义立为国教，虽然所有人后来都未能逃脱重重劫难。
但是，对中国读书人的这段耻辱史，作纯粹政治性指责和道德非难，不是一个有欠公允的问题，而是回避了更本质的东西，即他们的作为将如何面对他们信奉的知识、价值系统及其背后支撑着的人类文明，这就是底线。而这个底线，并非只设在中国传统之中，它也是西洋文明的根基，读书人能不能守住这个底线，便是一种文化的操节。这段历史里，有一个不幸羁留大陆，以至“看尽兴亡目失明”的老人，便不肯曲学阿世，树新义以负如来，“支撑衰病躯，不作蒜头捣……独依一枝藤，茫茫任苍昊”。我读余英时诠释的晚年陈寅恪，从他悲怆的诗文里透出的这种节操，并非民间一般的忠义气节，而是一个读书人对知识、学问、终极价值，总而言之，对一种文明的承偌。这种承偌，更悲剧性地表现在他晚年中止了平生“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特别是对隋唐历史空前绝后的研究，转入“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两部巨著，也是他个人的“所南心史”，在“而今举国皆沉醉”之际，孤独地到历史中重新发掘这种文化精神。
这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式的文化承偌，在繁衍成世界最大文化载体的中国人当中，不幸只有一种人还视为己任，即余英时在书中多次花费笔墨，“从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辩，到陈先生论王国维之死”，反复向深陷于保守与激进两极对立中的现代人解释的、一个属于中国的古典群落：文化遗民。陈寅恪是不是最后一个？这引起我对中国之“文化遗民”的由来和沿革的兴趣，继而是对明末士大夫之“天下”观和乱世感受的兴趣，于是又找另一明末“文化遗民”方以智的有关书籍来读，再受震慑。
陈寅恪对王国维的那篇著名的‘挽词序’，也许要算这个文化群落的“绝唱”：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同命而共尽”，是一种殉情境界，唯有视此一文化为最高理想者才能达致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文化”是一个生命体，而不止是信仰、知识、规距。这是一种文化的贵族精神——希腊文化中有一种知识的贵族精神——王国维和陈寅恪，都是中国现代少有的“旧学邃密，新知深沉”而没有世俗名声的大师级人物，学养上深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精髓，对古今中西不持笼统之见、极端之说，并已打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隔阂，本来，中国学界是有希望在他们的引领下走出文化困境的，然而他们却被荒唐地当作“遗老”“遗少”而抛弃。这才是中国的无可救药。
读余英时教授一二十年前写的这本书，才知道他一开始在香港，偶然读到从文革中的大陆流传过来陈寅恪的旧体诗，就已经窥见这位大师万分追悔当初没有“乘桴浮于海”。所幸还有他这位中西古今“实证”和“诠释”参伍之真功底者，以剥蕉见心的方式笺释前人，得以穿越最后一位“文化遗民”的神秘暗码，将那文化精神捧还于人间。这桩学术奇案，神奇地以一个“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的浅盏低唱，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消沉歇绝，像极了一部希腊悲剧，却又因其发生在中国沦入蛮荒之境，尤其在近代激进化思潮以细微之沫渐成“惊雷破柱，怒涛震海之不可御遏”之后，其文化上的意义，才无以伦比。
三、国人不识“亡天下”
我解释余英时先生不再踏上中国土地，是因为中国已经“亡天下”，这个词，今天大部分年轻人也不懂。当初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至今中国人说他是“殉清”，而无几人知道他正是殉“亡天下”，而陈寅恪为他做挽词称“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已成隔世之音。对“亡天下”里面的人解释“亡天下”，大概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了，余英时有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今天他走了，我们更加孤苦伶仃。
近年来“低端人口”一词火爆，北京一天驱逐230万人，蚂蚁似的外地民工，携男挈女，忍辱荷重，沉默驯服任驱赶，怵目惊心，令人有种种联想：纳粹押解犹太人去集中营、印尼排华沿街滥杀，这在中国人中引起滔天义愤，网上一派“草泥马”国骂、“排华”“纳粹”的遣责和大量自冠“低端人口”的宣示，好像大伙儿刚明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时刻”，愤怒的词汇也几乎用尽，但是大家似乎都不知道一个最贴切的词：中国人已经“亡天下”。
顾炎武《日知录》分辨“天下”、“国家”为二者。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明末的概念，今人已难辨识；尤其近现代国家话语称霸，始作俑者梁启超，又将其简略处理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于是国家膨胀，肉食者横暴，匹夫卑微苟且，“天下”倒是先亡了。这才是大家今天的真实境遇，所有北京市民，跟所有被赶走的外地民工，待遇是一样的——“匹夫”失去了人的起码条件。
中国人倒霉，就倒霉在这“国家”上头。顾炎武说“亡国”，仅指皇帝老儿的家院丢了，此一姓之兴亡，不关匹夫的干系，四百年前他就有此前卫思想，比后现代理论还要透彻。然而梁启超偏说，华夏自古只有“天下”没有“国家”，率先为中国人建构“国家意识”，可是后来塞给中国人的“新国家”，居然还是“一姓之家”，它跟朱明稍微不一样，几乎就是满清的一个“现代版”。余英时教授还专门做过一次“明清比较”：
‘明朝的天下属于朱家，但朱家皇帝并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统治集团作后援。朱元璋诛尽宝臣，登基后只有广封诸子以为屏藩。但仅仅皇帝一个家庭不能构成统治集团，其理甚明。（依传统的说法，这是“家天下”。）……与此相对照，清朝的天下不但是满族共同打下来的，而且一直靠满族为皇权的后盾以统治天下，所以整个满族确实构成了清王朝的统治集团。（这应该称之为“族天下”。）……在满洲皇帝眼中，满人汉化对于政权的危害性决不在今天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之下。（这是“族天下”与“党天下”的共同隐忧。）’
“国家”在清朝那会儿，已非“家天下”，而是“族天下”。后来的“党天下”指共产党，其理甚明，因为党员就是“八旗”，他们也有“铁杆庄稼”。据中共的中央组织部最新统计，截至2016年底，中共党员总数为8944.7万名，党的基层组织451.8万个。这个规模远大于“满洲党”，而满清以区区几十万人口，征服并统治一亿汉族、连带蒙藏回疆广袤地域达三百年；据刘仲敬的论述，满人归于“诸亚”，而庞大的“诸夏”（汉族）已经没了囊气。中共拼命发展党员、建党支部、还要建到美国来，敢情是学八旗呢。
那“亡天下”是个啥？仅照顾炎武的字面，所谓“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一看就懂，那不就是六〇年嘛，所以早在“大饥荒”那会儿，中国就“亡天下”了，因为当年连刘少奇都对毛泽东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怎么这次“低端人口”惹得网上“义愤填膺”，大家是不是醒得有点晚？“低端人口”里的民工们，兴许不少人还知道他们的爷爷奶奶是饿死的；城里人八〇后以降，还知道这点历史的凤毛麟角。中国三十年“民族主义”高歌猛进，细想想是中华民族匹夫们的“肉食者”大合唱，也只能用北京市井里的一句话最合适：把你卖了，还帮人家点票子。
其实顾炎武“亡天下”的意思，很复杂，他是在讲人伦防线、文明底线的大问题，他说朝代兴亡更替，是无所谓的小事，但是假如一个民族突破了人伦防线，它就死了。
中国的文革，是一场“多数人的暴政”，最后出现了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的关系”倒退到“狼与狼的关系”的蛮荒境地；到这种境地，还能限制暴行的，只剩下每个人自己心里的人伦防线。我们今天才惊讶地发现，那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心里根本没有这条防线。这就是文革后巴金老人万分痛苦的一件事，他问自己：孩子们怎么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狼？
人伦防线是一个文明最原始的成果，也是它最后的底线。这条防线在中国文明中是由儒家经历几千年逐渐建构起来的，却在近百年里被轻而易举摧毁了。摧毁的明证就是文革；“吃人”更赤裸裸地发生在广西文革中。我们无法确定，究竟是中国传统的人伦防线，不能抵御如此残酷的政治环境，还是它早已不存在？可以确定的是，中国人除了这条传统的人伦防线，再没有其它东西，如西方文明中人与基督的沟通。
这让我联想到一个很著名的意境：本世纪初鲁迅说他从中国几千年传统中只读出“吃人”二字，他大概绝对想不到，扫除了这个“吃人”的传统之后不过半个世纪，中国真的是“人相食”了。这是比奥斯威辛还要难堪的一个人类耻辱。
中国已经“亡天下”。
四、亡国与匹夫无关
共产党忧虑他们的“江山”，一则是败家子的哀叹，这江山早已被他们折腾得残破不堪；二则也实在是不懂中国传统，毫无文化，以为冠上“人民”二字就上了保险，殊不知自古以来匹夫不认一家之姓，而今你姓“赵”就更白搭。
前引顾炎武《日知录》的意思是，“亡国”仅指皇帝老儿的家院丢了，此一姓之兴亡，不关匹夫的干系，换言之，朝廷换人做，乃家常便饭，市井不必大惊小敝的——四百年前他就有此前卫思想，比后现代理论还要透彻。
那“亡天下”是个啥？仅照顾炎武的字面，所谓“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一看就懂，那就是仁义礼智信那一套都沦亡了，人就退化为动物，这种境地，叫着“亡天下”。那不就是中国六〇年嘛，所以早在“大饥荒”那会儿，中国就“亡天下”了，因为当年连刘少奇都对毛泽东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如此来看，中国无所谓“亡国”，因为清朝亡了之后，已经无国可亡；但是大清亡了不到五十年，中国人居然引来了一个“亡天下”的世道，这是顾炎武四百年前难以逆料的。
而且顾炎武也想不到，三百年后出了一位“如椽大笔”，竭力呼吁中国建“国”。晚清梁启超受西方“民族国家”新鲜事的刺激，极为懊恼：‘中国人向来不知其国之为国也，我国自古统一，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华夏也自古只有“天下”没有“国家”，所以他率先为中国人建构“国家意识”，到头来塞给中国人的“新国家”，居然还是“一姓之家”，它跟朱明稍微不同的，就是姓“共”（如今时兴姓“赵”），几乎就是满清的一个“现代版”。
“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民族主义弥漫百年以来，中国人已经不知道这句话了。偏偏在奥运之后，爱国后生们狂热之际，这句老话又从中文话语里跳出来，好像故意来败兴的，那意思是说：你别得瑟，尽拿华夏大旗作虎皮，叫人家归顺你，华夏早就不知道挂了几回啦。
此时中国经济正逼近世界第二，北京又踌躇满志要“大国崛起”，边陲乃至东亚一片噤若寒蝉。有人考证，此言最早出自日本史学界。两宋重文抑武，积弱三百年，却是中国文明的峰巅；偏偏“蒙古旋风”起于北方草原，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蒙古铁蹄南下中原，屠尽北方男丁，千里无人烟，汉族精英凋零，待南宋气数尽在崖山，陆秀夫背九岁少帝投海，跟随蹈海者十万之众，华夏文明从此跌坠，未知会有还魂之日？朱明复制暴秦三百多年，华夏再入鞑子之笼又三百年，精华遂荡涤净尽。
顾炎武死不仕清，但是他的三个外甥（徐干学、徐元文、徐秉义）都在清廷做高官，号称“昆山三徐”。在他们没有发迹时，顾炎武曾经帮助过他们。徐氏兄弟一门鼎贵之后，多次给顾炎武写信，为他买田置宅，要迎请他南归，而顾炎武却拒而不往，宁可在异乡过清苦的生活。他还曾经给他的学生潘宋写信，让他“不登权门，不涉利路”，不去充当徐干学的门客。
南明史专家陈永明指出：南明士人抗清、不降的“忠节”态度历来为史所称道，有“夸张和偏颇之处”，是史家受晚清以来“排满”思潮左右的结果。“历代殉节之风，以明最烈”，乃是一个事后的诠释，并恰好是因为清人修《贰臣传》贬斥明降臣，复以《胜朝殉节诸臣录》表彰殉节者，甚为影响后世。
所以南明遗民是一个被夸大的历史错觉，西人对此已有分析，如伯克莱汉学家魏克曼（Frederic Wakeman）有研究说，江南反清，只在于少部分地区，相反地，大部分地区，很快便对南下的清兵摆出了“顺民”态度，他引明清之际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Martini（卫匡国）之《鞑靼战记》亲见记载说，清人南下初时并未遭遇很大的抵抗，但是宣布“剃发令”后汉人才起来反抗，“为保护他们的头发拼死抗争，比为皇帝和国家争斗更英勇”；这位传教士说，当时鞑靼人被杀掉很多，也被赶回江北，他认为江南人如果乘胜追击，也许可以收复许多城市，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而是“只满足于保全了自己的头发”。
此间关节，即士人与百姓皆未必“忠于一姓”，文化上复有“用夏变夷”观念——中国传统对外观念，并不执拗于“种族”一端，而是有很重的“文化主义”色彩，即钱穆指出的，春秋以来华夏的民族观念，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分界。明清交替之大变迁，亦可潜三百年之伏笔于晚清之巨变，乃有李鸿章之“以夷之长以制夷”与张之洞之“中体西用”，复有五四颠覆传统之前提，因而亦有羡慕苏俄马列之伏笔，此或可做儒家整体主义之一解。中国人尊崇“青史留名”，却大多“好汉不吃眼前亏”，纲常伦理地位极高，涵盖直至天子，却日常实用是另一套说得通的习俗，很奇怪的一个逻辑，缘故可能是无宗教，因此经世致用从来是最流行的，并非近代才如此，既然奉行现实主义realistic，势必接受天演进化论，也势必激进，西化与马列化皆不可免，不独近代知识人的迷失，而是文化传统使然。
这次八九事件亦然，暴力之下民众唯有取实用伦理之道，听任邪恶暴涨，若以道德化视角针砭之，实乃不懂中国传统。所以，中国精神其实不是什么儒佛道三家，而是伦理或陈义极高或极端现实两厢激荡罢了，历史道德化最甚之处不是别的，而是道德人格的事后塑造，最流行的即关公，于是现实沉沦与幻觉高尚，正好抵消。
从中国历史上曾经多少次“亡国”“亡天下”来看，这个文明毋宁是很有些消化“国耻”的暗功，外族人做了皇帝，不是一件灭顶的事情，日子照样可以过的。往好里说，中华文明有极强的同化异族、同化征服者的底气，就是因为她原是不很在乎所谓“亡国”耻辱的，才可能育涵那样的“气度”出来，否则中国不早就没有了？
大概也是唯有中文里才有“亡国奴”这个词，因为这是接受“亡国”事实的百姓身份。中国儒家的文化心理，极鄙视文明低劣的“蛮夷”，却有“被服之”的胸襟，大概跟天主教可将“劣等人种”也收归天国，是一个道理。但在另一角度上，中国人自古并无“国家认同”，而只有“朝廷认同”（一姓天下），后者便相当软性，所谓“改朝换代”，是认真不得的，这种文化属性，也许便是中国人易于承受外族入主、不致耻辱太甚的一个原因。
“认同软化”或许正是分离倾向的滥觞，台湾闽南人是一个显例，满清割让它给日本，满清已非“华夏正统”在先，这一割让，便割去了“认同”基因，五十年可容两个世代的空间，重铸认同稍嫌急促，但足以使他们彻底褪去旧认同的空壳了。强化“国家认同”至“种族认同至上”的境地，朝鲜人是另一种极端的例证，不仅在北部维系极权体制至今，人间已成地狱也在所不惜，其精神砥柱（或称桎梏），便是近代以来外族人轮番征服所造下，以至其南方已在自由社会之境，“民族至上”所酿荒谬仍层出不穷，反令国际间耻笑而不觉。
【唐光华先生发帖称：《鬼推磨》作者苏晓康对中国亡天下后的沉痛剖析:
‘明末顾炎武作《日知录》，分辨“天下”“国家”为二者：“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所以六〇年“大饥荒”那会儿，中国就“亡天下”了，当年连刘少奇都对毛泽东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中国三十年“民族主义”高歌猛进，八〇后以降还知道这点历史的已是凤毛麟角。
顾炎武之“亡天下”，还有更深一层，他是在讲人伦防线、文明底线的大问题，他说朝代兴亡更替，是无所谓的小事，但是假如一个民族突破了人伦防线，它就死了。中国的文革，是一场“多数人的暴政”，最后出现了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的关系”倒退到“狼与狼的关系”的蛮荒境地；到这种境地，还能限制暴行的，只剩下每个人自己心里的人伦防线。我们今天才惊讶地发现，那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心里根本没有这条防线。这就是文革后巴金老人万分痛苦的一件事，他问自己：孩子们怎么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