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变天，中国人为什么那么亢奋？

一觉醒来，韩国戒严+政变结束了。

韩国当地时间12月3日晚，总统尹锡悦突然宣布实施戒严令，声称要铲除亲朝鲜势力和保卫自由宪政秩序，指责在野共同民主党多数控制的国会是立法独裁、企图推翻自由民主体制。然而戒严令发出仅仅6个小时后，国会议员根据宪法中国会能以过半数推翻戒严令的规定，一致投票推翻尹锡悦的戒严令。

这是1987年韩国解严以来首次宣布戒严，也是韩国史上最短命的政变。从戒严令发出时起，中国内地的关注度就居高不下，该话题在微博热搜也呈现霸榜态势。截止12月4日发稿前，仍停留在热搜上的词条包括“这一晚韩国发生了什么”，阅读量4.6亿，讨论量7.3万，“韩国总统发布紧急戒严令”，阅读量9.8亿，讨论量20.9万，“韩国国会会议通过『解除戒严令』决定”，阅读量1.2亿，讨论量4.4万，最新成为热搜词条的“马斯克说被韩国戒严令惊到了”，阅读量也已超千万。

上一次引发中国民众广泛关注的政变，也发生在邻国，即瓦格纳戏剧性兵变。如果说瓦格纳兵变引发关注主要是地缘政治层面的因素，毕竟俄乌战争的走向牵一发动全身，尤其是对中国而言，更是如此，香港01彼时在《瓦格纳兵变戏剧性退场 考验中国决断力的时候到了》一文中也做过分析，那么今次韩国戒严+政变之所以引发中国民众广泛关注，则主要是社会心理层面的触动。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韩国今次戒严是1987年解严以来的首次，而对中国不少民众来说，戒严的记忆同样是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也就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所以当人们围观韩国今次戒严+政变时，很容易将其带入到六四事件的历史情境和记忆中。就像很多人认为中国不可能再发生类似六四事件一样，对于韩国民主化这么多年之后在今天突然戒严并仓促结束，也感到惊讶、错愕和不解。

韩国：2024年12月4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戒严令数小时后又撤销，期间军队闯入国民议会大楼，图为事后国会现场一片狼藉。（Reuters）

其次，过去几年，中国网络空间明显收紧，很多话题成为不可讨论的禁区，比如自“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成为从上到下的要求后，经济议题的讨论开始变得敏感，在这样的情境下，当韩国政变以放开报道和讨论的姿态出现，基于“补偿心理”，自然会吸引很多人蜂拥而至。何况政变本身，就带有天然的高关注度。

最后，虽然很多中国民众并不一定知道韩国政治如何运作，但韩国政治题材类电影在中国民众中拥有巨大的市场，这某种程度上形塑了人们对韩国政治的认知。比如今次政变发生后很多人会提到的《首尔之春》，就是韩国电影史上首部根据双十二政变事件改编的影片，此外还有更早前讲述光州事件的《出租车司机》，以及刺杀朴正熙的《南山的部长们》，都在中国社会面引发极大关注和讨论。当电影中的场景在现实中上演，自然很容易引发共振效应。

所以当中国民众在关注韩国今次戒严+政变时，除了围观和亢奋于政变本身，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心理层面的触动与补偿。巧合的是，韩国国会会议通过“解除戒严令”的当天，恰好是中国宪法日，不少人在社交媒体留下暗语——“非常应景”。显然，中国并没有嘲笑韩国的理由，反倒在大变局的今天，迫切需要将其当做一面镜子，既看到民主韩国的问题和积弊，也要将维护宪法权威和法治中国建设放在紧要位置。除此之外，还有更好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