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女婿薄瓜瓜只会有“一个中国”价值

上报 2024-11-16 16:46+-

汤名晖 :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曾言干部子弟是一场大灾难,至今将近半个世纪过去,出自于毛泽东女儿李敏的回忆仍不时验证。 自中共建政以来,部份干部子弟如同古今中外取得政权的勋贵一般,极力保持自身的优越性与关系网络,有些人受限于教育与心性的限制,贪念与腐败也随之而生,藉由政治影响力获取财富,最后身败名裂或是身陷囹圄。

若要白话的理解所谓的中共“红二代”以及更核心的“太子党”,就好比一间企业的的原始股东与董事会成员,政权是由他们的父执辈所创建,而其中的党与国家领导人自然就是持有股份较多的董事,其子弟所受到的恩庇或是能涉足的利益范围更广,并且能自成体系。 例如,出身广东省梅县的叶剑英,有着指挥广东战役的功绩,在广东当地把持大量利益而被称为“广东王”。 其子叶选宁虽然名义上只是少将军衔,实际上能影响解放军总政治部,并且被红二代视为精神领袖,更统有1980年代干部子弟的海外情报网络系统,即使在江泽民时期也无法动摇其地位。

因此,所谓的“红二代”或是“太子党”并不是一个尊崇民主自由的公民社会所应当跟风甚至钦羡的群体,尤其是正从党国体制走出的社会,更不应以封建心态将其视为特殊阶级。 这种反现代思维的风气在部份媒体的加工之下,实则是对台湾民主化的嘲讽,威权的神话与符号崇拜仍然是难以祛除的魅影,更何况薄熙来夫妇的不法罪行放在哪个社会都是不堪的丑闻。

薄熙来在重庆表面上“唱红打黑”,实则是收取巨贿,其妻谷开来谋杀英商海伍德(Neil Heywood),心中没有法治与人性,何况是民主与自由。 家族所积累的财富则有着辽宁与重庆百姓的血泪,承袭其血腥财富者在台湾成家,而且还是在所谓的“民主圣地”,陈定南先生等人若有灵,不知如何看待台湾人对于威权神话的想像。

薄瓜瓜未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也未与外国相关单位合作,确保了他能长期在海外过着相对优渥的日子。 (图片取自LinkedIn网站)

从政治或权谋的角度来看,薄家的政治符号早已失去正当性与号召力,薄一波虽然是“党与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并且位列“八大元老”,但是在中国海外民主人士的眼中不过就是“六四”的刽子手,难以藉由其符号引起自由与民主的共鸣。 “红二代”中同样因大案闻名的还有副总姬鹏飞之子姬胜德,他曾任职解放军参谋本部情报部副部长,曾涉及20世纪末最大腐败的赖昌星案,也曾经有功于取得乌克兰退役的瓦良格号,也就是现在的辽宁号。

从政治认同和意识形态来看,薄瓜瓜与大多数的海外干部子弟家族相同,不可能认同“一个中国”以外的价值。 他们的红色血脉或许慢慢有着自由主义的成分,但是民族主义的结构仍旧延续,很难期待他们能有台湾认同,他们这一代人心中的中国也很未必是自由中国,处事方式也大多是“与人斗,其乐无穷”,温良恭俭让的台湾民情难以与之博弈。

薄熙来自幼在红二代群体鹤立鸡群,有着身高与外貌的优势,但也由于其傲气凌人,在同辈的人缘并不佳。 他自幼生长于大院之内,以及部队的学校,实际上也不理解真实的工农兵生活,参与红卫兵的斗争心更让旁人感到不安。 中越战争期间,他也未如其他干部子弟参战,相同出身的旅美知名学者还曾亲自上阵负伤,无论文名还是武功的实绩都在薄熙来之上。 薄氏夫妻的大案与恶名,很难将正面地的影响力难投射到后人身上,或是在中共内部和海外成为神话或是传说,甚至对重庆和西南地区的一般人民而言,薄熙来主政期间急遽走高的房市,以及贫富差距拉大,才是让他们苦不堪言的灾难。

薄熙来身涉大案,但是北京并未将事态扩及其家人,宽容之处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有着显著不同。 薄熙来本人的监狱生活也算养生,衣食无缺且无劳动,还能有闲暇以书法自娱,这也使得他的遭遇难以被叙述成悲剧人物。 薄熙来的另一个儿子李望知,也就是薄瓜瓜的同父异母之兄在中国仍旧平安无事,2023-2024年期间,还曾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在“红三代”之中还算正面好学。

薄熙来出事期间,薄瓜瓜兄弟都能平安无事,其他亲朋好友也平安无事,甚至能到海外出行,也都是北京高层网开一面。 至今即使北京对他或多或少有监控,但是薄瓜瓜未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也未与外国相关单位合作,这些举动确保他能长期在海外过着相对滋润的日子,如今能前来台湾也不足为奇,为回报北京网开一面,他们也难以为台湾相关单位所用,最多聊点家族琐事和茶余饭后,仍会避免描述具体事迹。

其他有相似身分的干部子弟在台者也不少,他们也尽可能低调度日,或为营商或是专注于充实文化生活,尽量不让自己陷入复杂的事物之中。 反过来看,遭受人身自由限制或是消息不明者的关联人士,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争取对象,但是似乎并未受到正面看待,反而去成就不可能有为者的形势。

1980年代至今从中国离开的干部子弟或是太子党家族如今大多无意于权,有意于仕途者也早已回国向北京宣誓表态。 如同1949年后离开台湾的大家族远赴海外后的模式,重视培养子弟,或者把玩文物和坐享历史的叙事权,对于政治核心已无太多想法。 若要藉由他们的余热扶持成类似于南北朝后梁的政权,他们恐怕也唯恐避之不及,他们的生活因为北京的授意才能得以有范围活动,不可能反向成为密使,危害到自身现有的宽裕。

将过度的想象投射在意识形态、政治认同甚至立场作风都有问题的政治神话,恐怕只会带给我们不必要的灾难。

※作者为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候选人 东协经济贸易文化发展协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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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冰

    作者是台湾人,可是文风却是党八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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