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员偷看禁书：厌恶洗脑、习时代被严打
中共纪检部门近来四处出击，严打各级官员私自获取、持有、阅看、分享政治类禁书。
截至10月底，2024年至少有15名中共高阶官员，被中共纪检系统指控阅读或持有禁书，而2023年遭到类似指控的有8人；时间线拉长，根据中国媒体财新就公开信息所做的统计，2019年以来受到党内指控传阅禁书的官员是29名。
观察人士指出，严打官员看禁书印证了中共内部危机加剧的现状。也有专业人士鼓励中国官员多看禁书，以开阔眼界，活跃思维，摆脱洗脑，放弃奴性，追求民主和自由。
偷读禁书官员遭严打
谈及2024年被查的私看禁书官员人数创新高，中共党校系统一位学者告诉美国之音：“在新时代，管控确实越来越严厉。因为越是要对党员特别是对官员加强教育，越是要他们树立‘四个自信’、‘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就越不能让他们去读禁书，特别是海外的出版物。严控是符合体制逻辑的。”因为事情敏感，这位学者要求不具名。
与禁书相关的指控增加，在技术层面也可能与中共党纪的泛化和严苛化有关。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在2023年进行了修订，并在2024年1月1日正式施行。《条例》将之前内容载体的表述“书刊、音像制品、电子读物、网络音视频资料等”，修改为“报刊、书籍、音像制品、电子读物，以及网络文本、图片、音频、视频资料等”。《条例》也增加了私自阅看、浏览、收听有严重政治问题资料的违纪表现。
之所以做这样的修改，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党章党规教研室主任、教授吕品稍早前发文解释，是为了适应信息技术的发展，确保对通过网络发布、传递、储存的各类电子资源数据形式，包括网络文本、图片、音频、视频资料等，进行全面而严格的规范和管理，而新增违纪表现是严密了过去的制度规定。
虽然中共显得山雨欲来，但受访的法律界人士认为，中共官员因获取、持有、阅看、分享政治类禁书而获刑的可能性目前还不大。
原中国执业律师、现任美国太平洋智库首席研究员的陈冰告诉美国之音：“如果是出版、印刷、复制、销售违禁书刊，应该可以按照非法经营罪定罪。一般的阅读违禁书刊，中国还是管理为主。”
中国一位不愿具名的知名法律学者也表示：“看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这种情况只能算是和多名女性发生、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一样，是道德指责，而不是在刑法上去判断的罪名。实在要上升到刑法的话，要看官员传播违禁刊物的数量等因素，但具体罪名也不好说，定非法经营罪、还是什么样的口袋罪，也是有难度的。所以目前的处理，主要倾向于用党纪，而不是用国法。”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中国媒体常并举违禁出版物、非法出版物。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刑事审判参考，包括违禁图书、期刊等在内的违禁出版物是非法出版物的一种，指的是内容违法的出版物。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禁书在内容上主要包括：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改革开放决策；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或者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英雄模范，或者歪曲党史、军史等。
中共党校系统一位学者告诉美国之音：“在毛泽东时代，当局要求党员热爱毛主席；现在新时代虽然没有那么过了，但当局总还是希望党员尊敬领导人、对领导人有感情，所谓地有朴素的感情在里面。那这些书显而易见就是起反作用的。”
知名作家余杰告诉美国之音：“中共一言堂、禁书只能让自己失去纠错机制，让中国人失去想象力和创造力，就像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所说，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制度上都无法创新和发展。一个需要靠查禁书籍和言论来维持的政权，比它自己评估的还要脆弱。”
余杰所著《中国教父习近平》、《习近平：丧尸治国》等书，一般也被认为属于中共的政治类禁书。他告诉美国之音：“我的书在台湾出版，也在网上传播，中共是禁不了的。我对中共的禁书政策是轻蔑和鄙视，因为真相和真理是不能被扼杀的。”
余杰在近期的一篇评论中批评习近平，指他在反腐运动中塞入私货，于落马官员的罪名中增加购买、携带、阅读、收藏、传播禁书的罪名，其目的是让九千多万党员“成为木头人或僵尸，跟着他一起浩浩荡荡地走进地狱”。
虽然中共严打党员和官员获取、持有、阅看、分享政治类禁书，但一般不对外发布具体书目，这也导致明确最新版本的政治类禁书的总目录有一定难度。
不愿具名的中国知名法律学者告诉美国之音，即便是对公众开放的中国裁判文书网，一般也不会把涉及政治问题、错误的所谓非法出版物的全名公布出来，会做一些模糊化处理，避免社会各界因为好奇心而追捧禁书的“示范效应”。
含混而庞大的书目
美国之音比对部分中国刑事判决书、检索相关公开信息等发现，过去十余年间中共发布的有关案例中提到的禁书至少包括：
关于中共领导人——《胡闹领主毛泽东——永不休止的颠覆与冒险》、《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毛泽东全传》、《周恩来全传 》、《林彪全传 》、《林彪逃亡真相》、《聚焦党史军史——国内重大事件解密历史档案》、《秦城冷月——江青被捕之后秘闻》、《国家的囚徒 ——赵紫阳的秘密录音 》、《中南海纪实》、《红墙大事——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等。
关于中共官场生态——《公共情妇——中国官场“色无戒” 》、《高官与风水》等。
关于重大事件——《六四前后——对八九民运前后的政治分析》等。
关于民族和边疆——《⻄藏之乱——掩盖与扭曲的真相》等。
关于中国国民党和国共关系——《⻩埔军校将帅全解密》、《国⺠党将领全纪录》、《国⺠党高官的最后结局》等。
有理由相信，以上书目只是中共历年来禁书的一小部分。海外媒体和研究机构，间或会披露中共禁书的新名单，借此可管窥中共某一时间段的打压重点。另外，往前追溯至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不少地方的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曾内部印发过查禁书刊的目录，涵盖的图书、期刊和所谓非法出版物普遍数以百计，其中定性为淫秽色情内容的占绝大部分，但政治类内容也有一定比例。而且透过目录前言部分的表述，可以看到中共禁书目录会不断更新。
同样有理由相信，中共纪检系统强调的“有严重政治问题”，应该只是所谓政治类禁书的定性之一。美国之音比对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的个别查禁目录发现，涉及到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的图书、期刊，其定性非常庞杂，严格评估和界定当有难度。定性主要包括：宣扬唯心主义、有政治问题、有政治错误、有严重政治错误、内容有问题、有严重问题、内容反动、反动出版物、违反中央精神、违反有关宗教政策、违反少数民族政策、违反国家保密规定、不利于计划生育、封面封底有问题等。
河南一官方部门1990年刊印的一本查禁目录显示，其时绝大多数被禁图书、期刊出版自中国国内而非来自境外，且主要是正规出版社出版，显示当时中国社会看上去还有一定的出版自由空间。
当时被定性为反动出版物的是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奋斗》，被定性为内容反动的是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杜月笙全传》；被定性为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主要是期刊，集中于海南省文联出版的《天涯》杂志；被定性为有政治错误的，包括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权论》、《中国的危机与思考》，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十大名记者》，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青年启示录——追求民主的反思和新识》，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蒋介石秘录》；被定性为封面有问题的，包括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的《赵丹与江青》，处理方式为“收回，书名改为《赵丹》作技术处理后可继续发行”。
习时代内部危机加剧
中共严打官员读禁书，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突显了中共内部感到危机四伏，极度惶恐，认为只有遮起人们的眼睛，堵住人们的耳朵，才能确保各级官员的所谓“忠诚”和“信服”。
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政大法学博士、龙华科大助理教授赖荣伟告诉美国之音：“习近平执政以来，一直在对官员进行精神清洗和重塑，包括重视党校培训、要求党员重读党史、加强媒体控制等，其实都是为中共的政权服务。中共领导人害怕官员和普通人通过禁书了解历史，害怕他们借由跟国外的比较，或者从国外资讯中汲取经验，从而在社会里面产生对共产党和习近平本人的反抗。现在中国经济严重下滑，我认为中共的控制力道只会加强。”
赖荣伟表示：“从中共的体制内部里面埋下民主的种子、进而开花结果，一时之内没有那么容易。但是套用中共最喜欢讲的一句话，量变产生质变，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禁书知道了一些事情，多多少少会对体制内的改革有帮助。”
中共党校系统一位学者告诉美国之音：“官员看了禁书以后，就可能动摇对共产党的很多信念、以及对领导人的敬畏之心。像赵紫阳的回忆录等一些历史类、社会类、政治类的出版物，对当局的杀伤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当局严控海外政治类出版物流入中国，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位学者介绍，中国官员主要还是看与中国有关的海外出版物，一般都不是学术性的，这其中又是以历史题材为主，比如中共党史，共产党领导人的个人现况、逸闻趣事、桃色新闻、腐败内幕等等，“这些出版物是不是百分百真实，当然也不好说，但比网上一些碎片化的东西，还是更靠谱一些”。
这位学者建议：“还是要看作者是谁、出版商是谁，如果是严肃的作者和严肃的出版社，刊物所反映的历史的真实性还是比较高的，权威性也相对比较高。”
中国不愿具名的知名法律学者告诉美国之音：“能看禁书的官员，都是比较清醒的，或者说是还没有被彻底洗脑的。被彻底洗脑的官员，是不可能去看的，对这些东西是非常抵触的。敢看的、甚至敢买的，说明他们是有勇气的。”
曾是上海同济大学副教授、目前在美国生活的邱家军建议中共官员一定要翻墙：“多了解历史，尤其是中共真实的历史和晚清至民国史。像《人民不会忘记——八九民运实录》、《中国六四真相》、《晚清70年》、《中国农民调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等都是推荐读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