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要关头 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
王赫评论分析文章：9月24日，央行宣布创设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资本市场，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SFISF）首期5000亿，首期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3000亿。这是中共史上第一次。
之后A股暴涨，上证指数七八天就涨了1000点，攀上3600多点的高位。然而，A股毕竟被人称为“垃圾股市”。10月9日，A股坐上“过山车”，三大指数齐跌，股民哀嚎一片。之后震荡下行，至10月21日，上证指数报收3268.11点，较3600多点高位下挫400点。
需要指出的是，A股被引爆，并非央行这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直接作用，而是社会上压抑已久的投机、投资欲望因为央行的政策宣示而被释放出来了。事实上，央行这两项政策工具分别在10月10日、10月17日才落地。
因此，10月8日，央行主管媒体《金融时报》称，金融管理部门已对商业银行发出窗口指导，要求其严禁信贷资金流入股市。三天内，超30家中小银行密集“示警”。部分大行也开始表态。10月18日，2024金融街论坛年会上，央行行长潘功胜也明确表示，信贷资金不可违规流入股市，这是金融监管的一条红线。
但是，欲望一旦被释放，就难以收住；而且，一旦欲望与A股扭曲的制度、当局的错误政策相结合，灾难就是必然的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股市平均几年就会发生一次股灾的原因所在（如果以跌幅在20%以上作为大跌的标准，本世纪头20年股灾已有十次）。
A股制度之扭曲，众所周知。这里仅以最新创设的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为例，浅谈当局相关政策的问题。
其一，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SFISF），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以债券、股票ETF、沪深300成分股等资产为抵押，从央行换入国债、央行票据等高等级流动性资产。固然，SFISF与美联储创设的定期证券借贷便利（TSLF）存在相似之处，均“以券换券”，不涉及大规模基础货币投放，不会直接影响资金面。但是，TSLF诞生于美国次贷危机时期，其主要目的是缓解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压力，与SFISF提振股市的目的不同。两者在资金用途、抵押品、期限以及质押率等方面有较大区别。更重要的是，美国股市规范，美联储启用TSLF工具对美国股市有正向效果；而A股极不规范，SFISF的效果实难预料。此外，股市、债市资金恰似跷跷板，如果SFISF引导部分资金转向股市，或对债市产生利空，当局恐怕顾此失彼。
其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关于上市公司回购股票，在国际上很普遍。比如，苹果公司自2013年初以来共回购了价值7006.1亿美元的普通股，已发行股票数量较峰值时减少了42.24%。如果苹果在过去11年里没有花一分钱回购股票，则其过去12个月的每股收益将仅为3.87美元，而目前的实际水平为6.50美元以上。但是，一如苹果，国际上企业通常会使用自有资金而非借入资金来回购股票；如果利用贷款回购股票，这其间的风险和损失谁来承担、如何承担？况且，A股本身就存在系统性风险。
关于主要股东增持股票，本身无可厚非。但是中国股市的一大痼疾是“一股独大”，大股东持股往往在60%、70%以上，公司治理结构长期畸形。一直有专家呼吁将大股东持股比例降至30%以下。现在当局支持主要股东增持股票，不是反着走路吗？
通过以上简单分析，可以看出，当局在经济大盘动摇的形势下，把希望寄托于刺激股市复苏（迹象是：9月24日央行等三部门首先开新闻发布会，26日才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经济问题；之后、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等等才陆续开新闻发布会）；而股市复苏，又乞灵于一些从国外抄来的似是而非的货币政策工具，全然无视中国股市之高度扭曲和社会投机心理之强烈。
因此，当局的支持股市政策，必然引发股市的剧烈震荡，最终难免以股灾收场。
对中共而言，最可怕的是，当前的大形势，如果再发一次股灾，自己会不会下台？
回顾历史。清廷亡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直接源于武昌首义。武昌首义成功关键因素之一是，湖北新军被清廷调去镇压四川的“保路运动”、致使武昌城内空虚。而“保路运动”的导火索，则是1910年上海股灾，炒股的川汉铁路公司的CFO（总收支）将手头上握有的350万两白银输个精光；这又叠加腐败、官场内斗、政见分歧（“铁路国有”政策本身并无大错），致使民怨沸腾（川汉铁路公司的银子是强行摊派而来的，“一点一滴之膏血，类由倾家破产，敲骨吸髓而来”），当局应对失当，革命党人乘机起事，“保路运动”遂成辛亥革命先声。从某种意义上讲，1910年股灾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清廷灭亡。
如马克‧吐温所说，历史不会重复，却会押韵。如果再爆发一次股灾（从目前的情形看是必然的），其对中共的冲击，实在令人联想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