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现世敲警钟！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
从殖民史研究经济荣衰“逆转” 为现世敲警钟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研究政治社会制度影响经济荣衰的学术成就，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艾塞默鲁（Daron Acemoglu）、强生（Simon Johnson）与芝加哥大学教授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共享殊荣。
诺贝尔奖委员会认为，3人研究16世纪以来欧洲殖民国家对于殖民地的统治体制影响了殖民地后世经济荣衰，健全制度与民主法治有助于减少贫穷，制度不良恐加剧贫穷、阻碍社会国家发展。这为许多贫穷国家找出体制薄弱的历史渊源，有助于因应缩小各国贫富差距的挑战。
得奖人：美国正面临最严峻考验
经济学奖得主揭晓前一天，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全球26个最贫穷的国家目前的债务，比起2006年又高出许多。人在雅典的艾塞默鲁接获得奖消息后表示，世界许多地方公共体制与法治力量持续遭到削弱，威权主义带来的经济成长通常更不稳定，通常无法引发飞速且富原创力的创新。
诺贝尔奖委员会指出，世界最富有的20%国家的富裕程度是最贫穷20%国家的30倍左右，有些赤贫国家经济逐渐好转却未若富裕国家繁荣。3位得奖人认为，社会制度转变、不同体制之间持续存在的差异影响了经济繁荣与否。统治者为获取资源而建立压榨式制度，或为嘉惠拢络欧洲移民而建立具有包容力的制度，导致后来由盛转衰或由衰转盛；他们的研究解释了世上有些地方为何陷入压榨式制度且难以摆脱。即使如此，变革仍可能发生，从而建立新制度，国家可借由摆脱殖民者制度建立民主法治，长远看来能减少贫穷。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由土耳其裔美国经济学家艾塞默鲁(Daron Acemoglu)，英国裔美国经济学家强生(Simon Johnson)和英国经济学家兼政治学家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共享殊荣。(翻摄Nobel Prize脸书)
美墨边界双城研究
委员会提及3人对于美墨边界同名城市诺加里（Nogales）的“双城故事”研究。500年前的墨西哥是阿兹特克富庶文明一部分，吸引欧洲国家殖民获取资源财富。诺加里地区地理、气候条件完全相同，族群起源相似甚至同源，生活文化相近，后因政治边界一分为二：北边现属美国亚利桑那州，实行自由选举制度，多数人拥有高中文凭，教育、职业选择更多，相对富裕，寿命较长，产权安全，投资可预期获得收益。南边属于墨西哥索诺拉州（Sonora），比北边贫穷很多，组织犯罪严重威胁商业发展，即使20多年前开始实施民主，腐败政客仍难以剔除，立法不易。
诺贝尔经济学奖14日揭晓，表彰3位学者从16世纪以降欧洲殖民地统治体制找出现今部分国家经济发展盛衰的原因。（图／路透）
在原住民人口稠密、城市化程度较高的繁荣地带，殖民国成功压制在地抵抗势力就能取得广大廉价劳力，欧洲移民人数较少，统治者通常实施压榨式体制以利菁英获益，没有选举制度，百姓政治权利有限。原住民人口低密度地区经济落后，本土劳力少，吸引更多欧洲人移入，统治者须实施能激励移民的经济制度以求安定，居民由此要求更多政治权利分润。全球殖民地政经体系发展受此影响，原本繁荣地区逐渐贫穷，昔日落后地区转趋繁荣，如此逆转在历史上独一无二。全球殖民化时期来临前，愈城市化愈发达的地方只会更加富裕；未受殖民地区则无逆转案例。
工业革命、欧洲移民死亡率助长经济逆转
经济荣衰逆转主要发生在与工业革命有关的地带，例如印度18世纪中叶前工业产量高于美国，19世纪初以后两地大为改变，体制差异导致逆转，技术创新只能在更能嘉惠人民制度之下发挥作用。欧洲移民死亡率直接影响了殖民地制度类型，当年传染病疫情最危险的欧洲移民社区人数大减、统治者更可能施行高压体制的地方，如今经济体系功能失调、贫穷程度通常愈高。
殖民地政治权力冲突、统治阶层与被统治的百姓之间信任关系，成为殖民菁英是否决定采取有利长期发展体制的决定因素。政治体制若有利于菁英，百姓就无法信任经济体制改革承诺能够兑现；统治阶级往往也不相信经济体制改变后利益损失能获补偿。这种不信任导致人民普遍贫穷的问题很难克服。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信赖关系成关键
无法达成可受信赖的承诺，有时导致走向民主体制的过渡情形出现，甚至反复过渡。百姓人多势众令统治菁英惧怕，群众可能动员并构成引爆革命的威胁；和平动员能让更多人加入，因此比暴力动员构成的威胁更强大。威胁力道高到危险程度时，菁英通常选择继续掌权同时承诺经济改革，但群众往往不相信，因为局势平静后可能立刻回到旧体制。此时统治者只能交出权力，实行民主。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谁握有分配与拥有资源的决策权、群众是否有动员机会威胁统治者、统治者是否只能选择把决策权交给群众，这3者成了殖民地政治制度成形与变革的条件。推行有包容力制度的国家往往能获致经济繁荣；停留在压制式制度的国家经济成长难有起色，统治阶层还可借由阻断新技术引进而从中获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