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东亚女性共同体
2024年10月10日，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韩国作家韩江（Han Kang），理由是，她“用充满诗意的文字直面历史创伤，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
而在此之前，英国那家著名的博彩公司一直把中国作家残雪，列为赔率第一名——她已连续两年第一了。
在名单中，甚至还有美国歌手泰勒·斯威夫特——有了鲍勃·迪伦得奖的先例，还有什么不可能呢？
韩国作家韩江当然也在赔率榜当中，大概排名二三十位，概率是1赔33。
这一次，为什么获奖的会是韩江呢？
01
在宣布韩江获奖的一瞬间，关于韩江的介绍就已刷屏了。而已出版韩江6部小说的磨铁图书公司，无疑是当晚的大赢家，多部书立即售罄。
韩江获奖，出乎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
在2016年，她凭借小说《素食者》成为首位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的韩国作家。
2018年，她凭借作品《白》再次入围布克国际文学奖短名单，并且在同一年凭借《少年来了》入围国际都柏林文学奖短名单。
2019年，她获得西班牙圣克莱门特文学奖。
2022年，以长篇小说《不做告别》拿下大山文学奖、金万重文学奖。
另一方面，韩江的作品本来就影响力很大，全球售出43个国家和地区版权，累计销量突破600万册。此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就预测她极有可能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之前在网上书店，写的都是“诺奖的热门候选人韩江”，虽是广告营销，但也证明，她最终获奖也是水到渠成。
诺贝尔文学奖的遴选原则，坊间有诸多猜测，一般认为，是一种“梅花间竹”的方式：今年选了女性，明年会选男性；今年是西（班牙）语作者获选，明年就必然换成英法中日等其他语系；今年选了诗歌，明年就选小说；今年选了亚洲，三五年内不会再轮到亚洲……
因为全球范围内杰出作家很多，不同的语言体系能展现不同的文化，选择什么样的作家，也体现了诺奖想褒奖和推崇哪一种表达方式、思想体系。
其实，英国博彩公司自己公布的大名单，跟诺奖评委的大名单，也大同小异，都是在布克奖、龚古尔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等等顶级文学奖中，把名字盘点出来。
诺奖评委埃伦·马特森说，他们从一份大约 220 人的长名单开始，选出大约20个名字，再缩小到5位作家；每个委员会成员必须“阅读这5位作家的所有作品”，然后开始确定一位获奖者。
今年，年轻的韩国作家韩江，成为最终获胜者。
由此来看，每一年亚洲最热门的村上春树、残雪，可能以后希望不大了。
一方面，是在地缘关系上，短时期内不会重复给亚洲作家；另一方面，村上春树、残雪，已经是上一代人的风格了。
而韩江，是新千禧年之后成熟起来的写作者，是新鲜的风格。她在向前走。
诺奖对欧美文学当中的宿耆，还有敬老的心理，可能想把奖项陆续补偿给曾经的风云代表人物，所以近年还屡屡有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得奖；而东亚或者异域，不在这个文化体系当中，他们何需敬老呢？他们想要看到新的风格，新的未来。
东亚文化，是一个巨大的话题，早该成为新热点了。
02
韩江的作品，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很亲切，很好读。
韩江写得慢，迄今出版的并不多。至少7部已引进中国，像《素食者》《植物妻子》，中文版也是畅销书。以“光州事件”为背景的《少年来了》至今未能在中国内地出版，但磨铁早已引进了版权，应该很快就能看到。
《少年来了》《人性行为》都是韩江写“光州事件”的。韩江是光州人，这一点决定了她无法避免受到这一事件的影响。当她看到记录着“光州事件”中充斥的杀戮和虐待后，很早就对暴力有明晰概念，对人性持有怀疑。
于是，痛苦人生的悲剧色彩是韩江的主旋律。
在诺奖的表彰当中提到，韩江的作品《人性行为》展示了“生者和死者总是交织在一起，以及这种创伤如何在一代又一代的人群中存在”，“她那非常温柔、精确的散文本身，几乎成为了对抗权力残酷喧嚣的一种反作用力。”
韩江的这两本作品我还没有看，正准备补课。
不过，在韩江最畅销的作品《素食者》当中，虽然不曾写到直接的事件，但是，女主角英惠的父亲，正是以参加战争并得到荣誉勋章为最大荣耀的军人，他既是韩国社会中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又是故事中暴力的代表。
父亲是暴力的。家里的小狗咬了英惠，父亲就把狗拖绑在摩托车上绕着村子行驶，一圈、两圈……直到跟着跑的小狗嘴里吐出白沫和鲜血被活活累死，被当作晚餐端上桌。因为，这样肉质鲜美。
而男主角，英惠的丈夫，在英惠的服侍下过着幸福的生活。在他眼中，妻子做得一手好菜，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
作为一名家庭主妇，英惠不仅能照顾好自己生活起居、还能赚一些外快补贴家用。英惠少言寡语，对自己并没有多余的情绪和要求。
丈夫最满意的是：“她可是我在这世上挑了又挑的、再平凡不过的女子了。”
直到某天，英惠开始吃素了，不再帮他熨烫衣服、叫他起床、准备美味佳肴，不再和他做爱。
丈夫很生气，动员了英惠的全家，对她进行批斗。最后，由英惠的父亲拍案而起，让英惠的姐弟们牵制住她，父亲掰开英惠的牙关，强迫她吃下糖醋肉。
英惠终于爆发，拿着水果刀割自己的手腕……
我很喜欢《素食者》，这部也是讨论度最高的。英惠这种貌似疯癫的举动背后，是童年时期父亲对母亲的家庭暴力带来的长期阴影，以及大男子主义对女性压迫带来的精神折磨。但是，母亲和姐姐本身也是受害者，却都把这个压迫内化了，成为助纣为虐者。
《植物妻子》是个中篇，讲的是在乏味的生活当中，妻子渐渐化成了一株植物。
《素食者》与《植物妻子》两篇有不少共通点：她们在婚姻中，渐渐失语，她们活着就是一个服务于他人的工具，被剥夺了自我，无人关注，没有机会表达，如同行尸走肉，终于活成了一株植物，或者，假装是植物。
另外，这两个故事，除了主观视角的梦境之外，都是由别人来叙述她们：《植物妻子》是丈夫来描述，《素食者》则是分别通过丈夫、姐夫与姐姐来叙述。在别人的眼中，妻子本来“好好的，忽然就疯了”。
因为，只要你失语，就会成为别人嘴里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只要别人单方面宣布“你疯了”，你就什么也不是了，你说什么都毫无价值，别人怎么控制你、虐待你，所有行为都有了合理性。
阁楼上的疯女人，是女性主义中一个非常著名的隐喻。她原本是指《简爱》里，被男主人公关在阁楼里的前妻伯莎，她怪异、神秘，最后纵火烧掉了罗切斯特的一切。
但如果跳出作者的主观视角，可以有另一种理解：是罗切斯特霸占了妻子伯莎的财产，并且把她关起来，声称她疯了；从此拿着她的财产，在外面不断地寻花问柳，一脚还踏几条船。
说一个女人疯了，男性家庭成员便可以为所欲为了。
《素食者》《植物妻子》就是如此。女性被像工具一样漠视，永远没有机会说话。只有疯了，不再提供服务了，才能引起家人的注意。
03
好好的，不知道怎么就疯了。这种表述，有没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是的，还是东亚女性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前几年，韩国女作家赵南柱有部大热的作品《一九八二年生的金智英》。里面的金智英也是，中产家庭，无忧无虑，好好的日子不过，听到别人说一句“妈虫”，忽然开始思考了，就百般不自在。
这是疯了。
《出走的决心》里，李红十几年没出门，想好好休息一下，也会被斥责：好好的日子不过了？
就连泰国今年的票房冠军电影《姥姥的外孙》里，姥姥去找亲哥哥讨回自己本应有的继承权，也一样被视为无事生非；当然，她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对自己的女儿的，儿子继承遗产，女儿继承癌症，但养老送终，又是女儿单方面的义务，这被命名为“妈妈对女儿的爱”。
一半人类的命运，又岂能辩解说是少数，不值得写？尤其是，这种命运正是另一半人施加的，更是所有人都休戚与共。
现在，有“东亚女性命运共同体”的说法，就是因为，这种文化上颇有相似之处。不仅在于显见的父权制的压迫，而且这种压迫还体制化了，女性往往在这种严厉的规则当中，肢体僵硬，机械行动：《素食者》与《植物妻子》，都是这种体制化的外形表现。
近些年，韩国涌现了很多声誉很高的女作家，金爱烂、申京淑、赵南柱、孔枝泳等等。她们确实是在关注女性话题，但同时，也展现了对社会深刻的洞察力。
性别问题，就是最大的社会问题，最大的阶级问题。比如，孔枝泳的《熔炉》，可谓是家喻户晓，不仅拍了著名的同名电影，还倒逼韩国推出了“熔炉法案”，小说改变社会。
又回到那个问题了。为什么女性的写作得不到承认呢？这里，是有一套逻辑体系的。
英国作家、文学批评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分析得对：
女人的价值观经常不同于男人的价值观，这是很自然的事，但占上风的是男性的价值观。简单来说足球和运动非常重要，追求时尚和买衣服者简单无聊。评论家会这样说，这是本重要的书，因为是关于战争的书；这本书不重要，因为写的是女人在起居室里的情感。战争场景比商场里的场景更重要。
女作家爱丽丝·契斯勒一针见血说：
男人可以不把女性的痛苦当做人类的痛苦去体验，不是人类的，因此也不是男性的。女性的痛苦和降临在男人身上的痛苦相比没有那么重要，也没有那么具有威胁性。
被看见，是活着的重要意义。女性不被书写，不被看见，渐渐“工具化”“植物化”，本来就不该是她们的必经之路。
不过，现在的诺贝尔文学奖当中，已经看到改善了。
自2018年至今，7届诺贝尔文学奖中有4届都颁给了女性作家。而在此之前的100多年中，仅有14位女性作家获奖。
现在的这种改变，这不是为了什么平衡，而是为了公正，公平。
以前一年接一年、接一年、接一年，全都是男人，大家从未觉得男作家多了不对。“仅男作家”，既是因为社会发展不均衡、导致无法产生更多顶尖女作家，也是评奖有歧视。
现在，女性的写作机会多了，空间大了，顶尖作家多了，两者比例渐趋接近，平等，甚至超过，这才是正常现象。
希望更多的女性作家能受到韩江的激励，创作出更多好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