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怕带头大哥，习对他们恨之入骨
邓聿文评论文章：被判18年重刑的华远集团前董事长任志强狱中病重，其女对习近平发公开信，恳求习允许任出国治疗。此举再次让人们把眼光放在这位前房产大亨的政治遭遇上。4年前，任因在文章中不点名公开批评习的政治路线和内外政策，还讥讽习为“剥光衣服也要坚持做皇帝的小丑”，被北京当局重判。这一晃4年就过去了。
在那以后，当局拘押或判刑的政治犯和异议人士的名册上，又增加了很多位。最新一个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前副所长朱恒鹏。根据媒体透露的信息，朱因在微信群非议习而“失联”数月，他的副所长一职被撤，连带所及，经济所领导层也在8月被全部换下。
任、朱在反习队伍中的独特价值
从某个角度说，名册上这一长串习的反对者，任和朱二人具有一种独特的价值，这主要缘于他们的官员身份。过去10年，民间对习和中共的反对自不待言，敢舍生取义、走上街头公开表达反对立场的行动者也有好几位，他们赢得了尚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敬佩。
他们二人一个共同的标签，是党的领导干部。任管理的华远集团是一家国企，这让他首先是党的人，当局对他的管理和考核严格按照党的一套标准和程序进行，事实上，任还兼任华远的党委副书记。故而他虽然在企业工作，却是不折不扣的党的领导干部，官僚群体的一员。朱所服务的经济所，虽然不是党务和政府部门，但作为当局的经济研究机构，由政府财政供养，它的领导干部和国企领导一样，受党的制度、纪律约束和管理，换言之，也是党的人。
此外，二人在各自领域具有知名度和社会声誉。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任喜欢就公共事务特别是房地产领域发言，尽管这些发言为他引来了争议和不同评价，可显然，也使他脱离了一般的房地产老板的角色以及人们对房地产商人唯利是图的印象，而被社会划入“公知”行列。此外，其红二代身份及和王岐山的关系也为他带来了社会知名度。
朱虽不如任那样广为人知，但也是一位知名经济学家。经济所是中国最早成立、或许今天还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研究机构，朱能够做到该所副所长，从他现在遭受的政治整肃来看，当然不可能靠拍马屁上位，这个职位表明他在经济研究领域一定的地位和声誉。
他们二人的第三个共同点，从事的工作和经济相关。任所在的房地产行业，本身就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房地产的研究，不亚于该领域大多数的经济学者。朱的专职是经济研究，但也为当局的经济政策提供咨询和建议。指出二人的这个相似，是有必要的。因为按照人们的一般理解，对习和现政权的批判，应该更多发生在对政治更敏感的领域和人群。事实上也大致符合这个规律，中国最先站出来公开反对习的，是律师群体、传媒界以及政治研究领域的学者和观察人士。这三个群体在习的集权倾向开始显现后，最先预感到这一点，进而表达反对之声。
幻想在习的第二任期被彻底打破
相对而言，企业和经济界人士包括经济学者，整体上对中国政治的变化，敏感度要差一点，尽管在中国，经济和政治密切相关。这个群体更多用一种经济理性去观察和思考外部世界以及从事的领域，等到他们察觉时，变化已非常明显，甚至木已成舟。而从实际来看，习以反腐开道，以党内小组抓权，在一段时间里确实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同的时代将要到来。到了习第一任期的最后两年，他已大权在握，一些敏感人士预知到了这种变化，然而，此时习还做不到政令出自一人之手，特别在经济上还不像政治上表现的那样高度集权，以李克强为代表的党内自由派在经济政策上还能够对习形成某种牵制。这使得当局的企业界人士和经济学者虽然对未来也很忧心，但对当局的经济政策和中国的经济状况可能还抱有一丝改好的希望。
幻想是在习的第二任期被彻底打破的。习越来越专权，党内高层已无制约他的力量，习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一套逻辑和思路去治理中国经济，主要表现在，习为使产业转型升级，重拳打击房地产业，并让国企承担产业转型的重任；同时，出于对平台经济做大后染指金融和政治，挑战中共统治的考虑，对互联网企业以监管之名行整肃之实。虽然中国经济在习上台后显示出增长疲软的态势，但他的一套做法硬生生将经济导入衰退的轨道，尤其民营企业哀鸿一片，房市股市奄奄一息。令中国经济雪上加霜的是，疫情三年与世界的隔绝，终将多数中国人对未来的信心完全摧毁，以致疫情过后，受疫情疤痕效应的拖累，经济并未如预期的那样反弹。
此种状况无疑是大多数人不乐见的，对习的不满和憎恶于是充斥民间和党内，包括官僚队伍。对企业和经济界人士来说，虽然他们可能“觉悟”得晚一点，然而，当中国整体的发展态势完全逆转后，他们从事的职业和工作，可能比政治和法律界人士对这种逆转带来的后果有更真切和具体的体会。毕竟经济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经济不好，失业和收入的下降对每个人都是具体可感的。这会让那些原本不想过问政治的企业和经济界人士，也不得不面对政治这个根本问题，认为习的发展套路是在自掘坟墓。
未来会有更多官员加入“非习”行列
任、朱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出了他们对习的强烈不满。任本就好议政，红二代的出身和高层关系，让他比多数企业家更清楚这种一人统治的政治含义和后果，并由此批判习的党媒姓党等主张，当时即给他带来了麻烦。他沉寂过一段时间，如果闭眼不问时事，退休后可以过着他的安逸日子，然而，也许是不安分的个性，也许是不想让中国这条大船在习的掌舵下沉没，总之，在历史处于黑暗，需要有人呐喊之时，他对习发起了猛烈抨击，但也让他和他的家庭付出了沉重代价。
对习而言，任的批判无异于是讨伐他的政治檄文。由于疫情初期的瞒报，习把自己搞得很被动，处于政治上的低谷时期，致使他很难不起疑心，认为党内有一个针对他的势力，要借着疫情把他搞下，先由任发难，在舆论上造势，唤起社会对他的不满，接下来对他采取其他手段。习当然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出现，所以必须拿任祭旗，也就有了2020年任被当局以贪污、受贿等罪名判刑18年，其儿子也被判刑9年。
和任的反习言论得到广泛传播不同，到目前为止，外界不清楚朱到底是如何非议习的，也不清楚他的“失联”是被当局双规，还是被秘密抓捕。这让外界更好奇他所犯何事。然而，从他个人的遭遇和连带损及经济所来看，此事应该不轻，肯定说了对习大不敬的话。他因此是否会像任一样被判重刑，眼下也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应该也肯定，当下仍处于政治上的不稳定时期，由于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动摇了习的领导力，如果像朱这样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知名经济学者，也可以妄议习和他的政策而不加以严处，在当局看来，这就等于鼓励其他对习不满的学者也跟着批评攻击习，如此下去，岂不会动摇军心，损害习的权威？所以，必须把此事作为政治上妄议中央和习的典型，达到杀一儆百效果。
朱“失联”也并非孤例，近几年还有当局的一些经济学者受到“喝茶”、限制出境等处理。从任到朱，当中国的企业和经济界人士受到当局越来越多的骚扰和打压，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另一方面，作为党国官僚体系的一员，当局对这二人的处置也说明这支官僚队伍越来越不好带。尽管当局用严厉的党纪和专政工具对付它的官员，然而可想而知，它并不能完全禁绝他们的政治非议，这个名冊未来肯定还会增加新的官员面孔。鉴于官僚队伍是中共统治的支柱，当有更多的官员加入“非习”行列，对习政权绝非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