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足这0比7 让我想起李鸿章的“看足球之问”
“谬矣哉，谬矣哉!”
各位好，今天眼睛还是疼的厉害，不更正稿了，看了昨晚国足0比7“小负”日本的那场球，觉得9块8白花了，想写个球评，赚个本。
说写球评其实也没什么好写的，我看从技术分析到体制反思，这一天写的人已经蛮多的了。我就想起一个段子，是关于李鸿章看足球的。
李鸿章看了半天球，却没看懂。就问旁边的英国人，说：这二十多条汉子围着一个球满头大汗的追来追去，忙活什么呢？
英国人纠正说，这些人可不是汉子，是绅士、是贵族，我们这足球是贵族的运动，费厄泼赖（Fairplay）懂不懂？
但李鸿章一听就更不解了，说既然这二十多口子是贵族、老爷，那老爷们为什么不找自己的仆人下场去踢，非要自己忙活？
这个段子里，李鸿章的表现因为太不符合现代人认知，贻笑大方，被一些人怀疑是假的。但是结合后来李鸿章访俄时维特公爵对他的回忆，你会发现李鸿章还真就这么个人——搞了半辈子洋务，一心却想的总是中体西用，现代社会的精神内核是啥？老爷子心中一点没有。
问题不在于李鸿章见识短浅，而是夏虫不可语于冰，那会儿子咱大清可能确实就没有足球这样的集体体育项目——真的是没有，也不能有。
足球是个大型多人集体项目，整二十多人在球场上追逐嬉闹，旁边兴许还围着几百口子加油助威。这个动静放在哪个国家也不算小，在中世纪，一个弄不好就是朝廷的心腹大患。想当年英国足球刚出现的时候，国王曾经下了好几次“禁球令”，试图把这项“伤风败俗”的运动掐灭在萌芽中。只不过英国国王权力一直非常受限，很多话说了也不算，所以足球才这么在权力的夹缝中生长了出来。
但是镜头回到同时代的我大清，气象那就大不一样了。整个吕思勉所谓“中华第三帝国时代”的明清，朝廷一直都在严防民间私自结社活动，到了八旗统治的大清，禁令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顺治年间的《大清律》就规定，民间有敢私自结社、拜把兄弟的，“首者杖一百，徒三年”，到了康熙年间，又进一步细化规定，“如十人以上，歃血盟誓、焚表结拜……此等人殊为可恶，着即正法。”
换而言之，假如你穿越会大清康熙年间，想要为祖国提前发展一下足球事业，不至于几百年后被列强揍得那么惨。不好意思，你有很大概率要掉脑袋。因为你组织个球队踢球，总得先有个俱乐部吧，俱乐部总得凑至少十一个人吧（还不算教练和替补）？
那不好意思，十一个人刚好够康熙爷划得红线了，砍你没商量。
什么？你说你聚十一个人就是踢个球，不干别的？大胆刁民！谁知道你们整日在田间地头以踢球为名打熬身体、聚众争殴，是不是要干别的？
再说大清地方官员对这等事是宁严勿纵的，反正你的命也不值钱，可杀可不杀之间，先砍了再说吧。
别以为这是夸张，你看看孔飞力写的《叫魂》，一场民间的怪力乱神怎么被明察秋毫的乾隆皇帝怀疑为聚众造反，最后砍了一帮愚夫愚妇了事就知道了。
所以整个有清一代，别说是蹴鞠、马球，曾经流行过的集体运动都大部分消亡了。中国参与人数最多的集体运动大约是打麻将了，还是四个人分四家，东南西北互相拆台。
又何止是没有集体体育运动，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打麻将式的原子化状态，而这，可能恰恰是皇上最愿意看到的。
当然，娱乐运动可以被禁止，但生产活动还必须要进行。所以当时中国存在的十人以上、大家心往一块使、力往一块出的活动，除了朝廷的木兰围猎、营兵操练。也就是有钱的老爷雇几个伙计帮佣，要么下地干活、要么河上拉纤。
了解了这个背景，你就很容易理解，当李鸿章看到英国人踢足球的时候，为什么本能会想到这二十几条精壮汉子是佣工、仆人，他们在干活了。
因为同时代大清的老爷们真的不能这样集体运动——你想想，在大清挑二十几个老爷（在官本位的当时，也就只能是官员）到场上分成两帮，围着一个球追逐奔跑、分营对抗是个什么感觉么？
反正皇上看了一定觉得，你们闹这么大阵仗想干什么？这分明是前明党争之祸复现于世啊！杀。
对集体活动的方式，当时的清朝人和西洋人理解也是有区别。踢过足球的人都知道，一个球员在偌大的绿茵场上，处于一种即与其他队友联合，又彼此独立的“独立联合体”状态。
你是前锋、中腰或者后卫，虽然有自己负责的区块，但什么时候要前插助攻、什么时候退后防守，跟队友怎么配合，彼此责任怎么区分。这个事儿你要自己有一个拿捏的度。虽然场上有队长，场外有教练，但队员也没有步话机，需要自己去进行判断，并为行为结果负责。这种即独立、又联合的状态，与欧洲人当时的生活状态是同律同频的。但大清人却没办法理解，因为清朝别说是平民百姓，就是官员，上朝的时候也有专管风纪的御史在旁边监视着，列队上朝、三叩九拜必须一丝不苟，有个交头接耳、大声喧哗都能给你告老师（告皇上）去，堂堂朝廷命官，自由度连如今排队做广播体操的小学生可能都不如。你跟他们谈什么“独立联合”。
首先，他们没这个生活体验啊！
按照孔飞力在《叫魂》中的解读，清朝官员们的循规蹈矩和遇到突发事件时的彼此推诿卸责，都是他们的正常反应。如果这项当时大清唯一合法的大型集体运动能搞的“生机勃勃、万物竟发”，那清朝也不会走向后来的僵化与衰败了。
而在民间，雇工给东家们干活多半也是这么一副样子——“磨洋工”这词儿你总听说过吧？那就是古代版的“躺平”。
无论大清这帮佣人还是老爷，你觉得他们上了场能是个什么精神状态？真能比国足强么？
夏虫不可语于冰者，笃于时也。在英国，李鸿章看到的不仅是一种正在兴起、日后成为全球第一体育项目的运动。更是一种陌生的文化、逻辑、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它在推着世界走向现代。
而在他与这个陌生的世界之间，隔着一道崇山峻岭的历史的三峡。
但说来也很感慨，如今天中日足球市场化进程同时起步一样，一百多年前中日现代化的进程也是同时起步的。大清搞了洋务运动，日本则发动了明治维新。只不过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在行动出发点上就是不一样的，当时的日本不仅仅有在台上施政的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也有民间的福泽谕吉、涩泽荣一。而后者恰恰是给日本这场革新“上纬度”的人，福泽谕吉从一开始就提出了日本维新的目的是“脱亚入欧”，与列强同进退，把国家改造成一个现代国家。所以日本从国家宪法、议会制度、到法律章程、阶层划分，为了达成维新无一不可改。但同时代的大清却是不一样的，打郭嵩焘被逼死那会儿起，不许“以夷变夏”这个铁则就跟棺材板一样被钉牢在大清这口棺材上。饶是李鸿章这个“大清裱糊匠”再怎么做小修小补，也没办法突破这个事先已经被定好了高限。而更要命的是，什么是“以夷变夏”、什么是“祖宗之法”？这个解释权是不在李鸿章这些洋务派手里。一旦你动了人家的蛋糕，任谁扣一顶“以夷变夏”帽子你都受不了。
更何况，整场洋务中最能干的李鸿章也是那么一个“照猫画虎”却从没见过真老虎的人，真到了英国，看见别人踢足球，他都不知道人家在干嘛。就更无法可想了。
比较黑色幽默的是，甲午战争一场惨败，最终引发了大清所有“有识之士”的愤怒，大家一起写弹章、痛斥“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我堂堂大清被蕞尔小邦日本欺负成那样，原因为何啊？都是李鸿章这个北洋水师总教练指挥不力，弄权卖国！下课！下课！
于是李鸿章就下野了，这才有了他跑到英国看足球的故事。
可是你细想想，这事儿挺荒谬的。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根本区别在于你与人家立意不同，利益不同决定了行动不对，行动不对决定了效果不彰。
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你把这个系统性问题最后归结到李鸿章这一个人的头上，搬出一套忠奸史观，就说他卖国、汉奸，就结了。这能有用么？
无非是老套的忠奸史观下，无非是又一次不愿反思的惰性与不敢反思的奴性一起发作了而已。
再问，北洋水师打日本联合舰队，输得确实惨是惨了点，但北洋水师尤且能跟日本海军争雄与海上，以铁甲舰对铁甲舰，当面锣对面鼓的比拼一般，技不如人输了也就输了。可是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呢？你大清的工商业发展的怎样？几家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开平矿务、汉阳铁厂，可曾真能在管理制度、公司现代化上与日本同期的三菱、三井、住友们一较高下？再往这些表象背后的深层追问，清日两国之间的法度、制度完善几何？
真论与西方的差距，当时的北洋水师非但不是大清之耻，反而是大清之光。因为好歹北洋水师敢真上场和全盘西化的日本比上一比。
可是这些，垂垂老矣的李鸿章都是争辩不得的，他出身的这片故土，太多陈年积弊已经沉积、纠结在一起，其上的人们又早已习惯了太多简约化问题、避谈难点、明哲保身的“方便法门”。所以他只能背上历史终将给与他的骂名挂冠而去，到海外去躲一方清净。
可真到了海外，他又会发现，那些他一辈子试图模仿、剥一层皮来给他的老迈帝国裱糊的列强，在“船坚炮利”的外表下，其实有一层他看不懂的精神内核。而很可能，那个精神内核，才是西洋如此、大清如此的原因。
踏在英伦三岛之上，不知他是否想起了自己的老友郭嵩焘在此地写给他的那封长信，那信中有言：“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富强，又末中之一节也……”
看着场上那自由奔跑的二十多个“绅士”，想想郭嵩焘的那封长信，老迈的李鸿章也许感到了，这里面，似是有点什么更深的奥义。
只是看看自己老迈的身躯，想想老友悲凉的下场，李鸿章不想懂了，更不敢懂。
即便懂了，他能说什么呢？他又能做什么呢？
于是，他只是呷了一口仆人递上的清茶，又往递上的痰盂啐了一口浓痰，故作昏聩守旧而满怀自信的嗤笑道：
“既是士绅，何不以佣仆代劳？谬矣哉，谬矣哉!”
那是百余年前，
第一个看足球的中国人，
给这项运动留下的第一段评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