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运领袖沦为间谍被捕后留下的震荡
民运人士唐元隽为北京秘密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让许多人付出了代价，其中包括他的前妻--一位美国政府雇员。
周三下午，联邦调查局来到珍·萨伦(Jen Salen)家门口，震惊根本不足以形容她的惊讶。
“周三我哭了很多次，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哭了很多次，”她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在针对唐元隽的起诉文件中，没有提及55 岁的萨伦，也没有指控她有任何不当行为。
但有一个复杂的情况：在他们维持婚姻状态期间，她一直在国会中国执行委员会（下称：CECC）工作。
该委员会负责组织听证会并发布年度报告，针对中国的人权和法治问题向国会和白宫提供建议。
联邦调查局的干员带着问题，找上了萨伦。
萨伦表示，她于周三首次与联邦调查局谈话，唐元隽被捕两天后，CECC 要求她带薪休假。本周一，她工作使用的笔记本电脑已经关机并闲置在她的办公桌上，等待被送回美国政府。
事态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转变，但萨伦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你当然可以说我仍然非常关心他，”并补充说，被告在被证明有罪之前是无辜的。
事实上，在与十几位与此案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交谈时，所呈现出的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悲剧故事，充满了模棱两可的效忠和个体的背叛。
随着唐元隽的家庭与美国政府的关系遭到揭露，加上他在中国特工指使下，密切接近美国具体的政治动态的指控，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情报官员能够深入美国民主何种程度的质疑。
当自由亚洲电台上周首次联系萨论，并询问她是否担心她为美国政府所做的工作，可能会因为唐元隽与中国国安的关系，而泄露给中国政府?萨伦停顿了很长时间，最后拒绝回答。
令人震惊的逮捕
8月21日，唐在纽约法拉盛的办公室被捕，罪名是隐瞒充当外国代理人、共谋及做出虚假陈述。
纽约南区检察官称，从2018 年至 2023 年期间，1989 年天安门广场民主抗议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唐元隽，持续将有关美国异见人士以及美国国会候选人的敏感信息，传递给中国国家安全部（MSS）官员 。去年 7 月，他就曾受到联邦调查局（FBI）的讯问。
根据萨伦本人的说法和公开记录，唐元隽和萨伦从 2012 年 3 月至 2024 年 6 月一直维持婚姻状态，尽管他们只有部分时间住在一起。
自由亚洲电台多次致电唐元隽的律师，均无人接听。唐本人拒绝采访请求，但通过中间人向自由亚洲电台澄清，他从未向当时的妻子告知他与中国国家安全部的接触。
尽管 CECC 所做的工作不涉及机密信息，而且萨伦也无法获得被视为机密或保密的政府文件，但取得联系人和了解其工作情况，对北京来说仍然有价值。
CECC组织听证会和会议，将政府官员、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和民间社会成员聚集在一起，有时是闭门会议，工作人员也经常与海外华人互动。
RFA 向 CECC 提交了一份详细的问题清单，包括它何时意识到唐元隽的情况、这可能会如何影响萨伦为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委员会采取了哪些安全措施，以及正在采取哪些行动来公平地保护工作人员和安全人员，包含如何保护CECC的信源，及保护萨伦的权益。
该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在电子邮件中表示：“虽然这是一个机密的人事问题，执法部门的文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的员工参与或了解唐先生遭指控的活动。 考量到唐先生遭指控的特殊性质，促使我们高度谨慎的，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委员会数据的安全、及工作人员的隐私。我们将继续与有关机构在调查中合作，同时保护 CECC所履行 的使命。”
CECC 的人员指出，该委员会是在唐元隽被捕后才知道这一情况的。
这种“高度谨慎”似乎是有必要的。
于2019 年至 2021 年担任 CECC 办公室主任的彼得·马蒂斯 (Peter Mattis) ，此前因为最近另一起中国间谍案判决接受采访时，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我们必须理解，不是只有机密情报才是情报。情报是一种能够影响决策的信息，并非所有决策都与国防和国家安全有关，对吧？”
“有些情报，至少对于中共而言，是关乎政治管控、是关于控制思想、是为了控制海外侨民社区，或为了能够有效地动员他们来支持中共的议程。” （他所指的案件是涉及另一名为北京秘密从事间谍活动的异见人士王书君）
马蒂斯现在是非营利组织詹姆斯敦基金会的负责人，不再为美国政府工作，他表示，他也是在唐元隽被捕后才知道他涉嫌的活动。
政治利益
美国检察官提出的其他指控还有：唐元隽以联邦调查局扣押的六部手机中的一部，向中国国家安全部传送了一名国会候选人的照片、该候选人的竞选战略会议信息以及一些国会议员的照片。
指控称，其中一部手机似乎安装了监控软件。
尽管针对唐元隽的指控中没有提到他的名字，疑似被他监视的国会候选人是异见人士熊焱，他曾参加 2022 年纽约第 10 国会选区的民主党初选。
熊焱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当然是我……（司法部起诉文件中）唐元隽监控的候选人就是我。”他表示，虽然联邦调查局从未联系过他，但他从指控的细节和描述中认出了自己。
熊焱在 2022 年竞选期间遭遇了严重骚扰，包括虚假指控儿童色情影片和逃税。他指出，他在竞选期间所经历的骚扰，给他和家人带来了巨大压力。 “我和我的家庭到现在都还在承受当年参选种种骚扰带给我的影响。”他说。他目前没有重返政坛的计划。
他说当时他对唐没有任何怀疑。 “当时竞选需要很多人手，我也请他帮忙。”
熊焱从新闻中得知唐元隽被捕的消息，并对细节感到惊讶。 “我相信美国司法部，但我也相信唐元隽的故事是一个悲剧，他犯法了，但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受害者。”他补充道：“我还是会为他祷告。”
背叛与理解
这次逮捕在美国的中国民主派中引起了震动，这是一个由持不同政见者组成的紧密组织，其中许多人是引发全球强烈支援的 1989 年六四运动的参与者或领导者；因为该活动，很多年轻知识分子和自由派人士逃离中国。
六四抗议活动同样形塑了西方一代年轻人的观点。 “你知道，在某些方面，我也是 1989 一代，”萨伦（她本人不是亚裔）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我当时是大学二年级学生。我刚刚开始上中国历史课，1989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是我最终学习中文的一部分动机，当时清楚地感觉到人们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有发表自己想法的权利……有自己的权利宗教信仰，所有这些我们在这里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消息人士普遍表示，他们赞扬萨伦对中国民主运动群体的付出，也是在这个社群里，萨伦在 2000 年代中期的一次包饺子聚会上认识了唐元隽。
现年 67 岁的唐元隽在天安门抗议期间是一名年轻的工厂工人。后来他从一艘中国渔船游到台湾叛逃，最终来到美国并获得庇护。
另一位因安全原因要求匿名受访的异见人士，回忆了大约 20 年前他第一次到达美国时与唐元隽的会面。 “当时他是一个英气勃勃的年轻人，充满理想。你想想，他坐过中国的牢，逃亡到台湾再到美国来。”他们说。
该人士表示，尽管唐元隽在美国遇到了妻子并定居下来，但他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期，流亡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他非常孝顺，他很在乎他的妈妈。2018年他想回国的事情我们也都知道，他弟弟是残疾人。后来妈妈跟弟弟也相继过世了。
“我后来在法拉盛，有时候在街上碰到几次，他看起来就是……潦倒不堪。”该人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检察官称，唐元隽于 2018 年开始为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以换取获准返回中国探望家人的权利。他接到的命令包括，拍摄情报部门感兴趣的人的照片和视频，并将他们的行踪信息传递给他的联络人。检察官称，国家安全部向唐在中国大陆的家人支付了报酬。
据称，他还邀请一名国家安全局特工加入他为持不同政见者（包括一些在美国寻求庇护的人）建立的聊天群，并将有关寻求庇护的信息传递给一名联络人。
与唐元隽关系密切的年轻异议份子（其中一些人最近从中国抵达）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他们将唐元隽视为导师，唐元隽向他们讲了被中国政府监禁的故事，并承诺帮助他们顺利通过美国的庇护程序。
32 岁的徐超 (Chao Xu) 于 2023 年夏天来到美国，唐元隽的被捕让他感到担忧。
“我还很担心的是，每次我们去中领馆集会抗议游行，唐元隽都会在前面给我们拍照、录影，很近的那种。这个中国政府可以用人脸识别，很快就掌握我们跟国内家人的一切。这是让我细思极恐怕的地方。”他说。
另一位异见人士、30 岁的吴奎军也是去年抵达美国，他告诉自由亚洲电台，50 多名新移民中普遍存在恐慌情绪。当他们加入唐元隽所领导的组织时，他们向唐元隽提供了个人信息，包括他们在中国的地址。
“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到美国来的，现在我们的头头是特务，我们怎么办？”他说。
唐元隽以 10 万美元的担保保释金(unsecured bond)获释后一直居家监禁。几位消息人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自那以后，他私下向朋友表达了悔意，告诉亲密的同事，他很抱歉、对不起美国，尤其是后悔影响了他的前伴侣。
萨伦将自由亚洲电台关于唐元隽的大部分问题转给了他的律师，但对这事件提出了一些想法。
“我注意到很多关于他的报道都说他是‘前民运人士’。我认为‘前’是不正确的。他仍然是一名民主活动家，”她说。 “我认为[中国]流亡群体非常复杂。大家都知道流亡群体非常复杂，也存在很多争论和分歧。”
曾广泛研究中国情报案件的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师尼克·埃菲米亚德斯 (Nick Efimiades) 告诉自由亚洲电台，鉴于唐的家庭与美国政府的工作关系，是否存在更广泛的担忧还有待观察，但中国的影响力范围可以比作东德的斯塔西（Stasi），那里三分之一的人口被迫从事此类情报工作。
“当人们被招募来互相监视、和监视该政权的其他目标时，它破坏了家庭和关系。我认为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同样的事情，”他说。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和如此多的欧洲国家能否保护其人民免受中共的侵害，因为中共袭击了他们主权的核心？”
司法部拒绝对此案发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