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诞辰 大外宣放风：规格非常高
简易评论分析文章：今年的8月22日是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诞辰120周年。近期以来，在中共的喉舌媒体上，一些与邓小平有关的文章陆续出现。中共的大外宣也开始对外放风，称此次纪念活动“规格相当高”，声称“中国改革开放方向不变”，但是要用“全新的方法处理挑战”。然而，中共“改革开放”的真实历史，绝不像中共宣传中吹嘘的是所谓“党的领导”，而是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忍无可忍、人心思变。
正如鲍彤所说，“改革不是领导出来的，也不是设计出来的，三中全会之所以成功，是在于它是失控的大会，但是符合人民心愿...”“十一届三中全会本身并不是一次改革开放的大会，但它掀起了一股怀疑共产党、怀疑毛泽东的高潮”。
中共“要用全新的方法处理挑战”？
实际上，中共的内外宣传中失败的何止这一次，以最近网络上沸沸扬扬的各种传闻来看，中共的宣传因为丧失公信力，在传闻中完全没有招架能力。中共欺骗了民众几十年，现在恶果已经显示，中共政府正在为其谎言买单。
在“改革开放“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明报的报道中，高志凯声称，中央纪念规格可能是非常高，应强调中国改革开放方向不变，但2024年对比1978年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不仅仅只发展经济，要用全新的方法处理挑战。
据报道称，他（高志凯）认同官媒为习近平冠“改革家”称号，认为以习近平的贡献来说，“一点也不过”。
显然，这又是“一次失败的对外传播”。
“改革开放”方向已变
对于中共的所谓”改革开放“，在刚刚过去的三中全会前后，外界舆论纷纷指出，“中国改革的方向已经变了”。
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兼职教授郝福满(Bert Hofman)在接受美国之音邮件采访时说，“这份决定性文件提到改革的次数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差不多，但是改革的方向已经改变了。”
他指出，本次第二十届公报13次提到“市场”一词，但是均带有定语，“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一观察让人想起曾经担任过赵紫阳政治秘书的鲍彤的所说，他在2018年的文章《“改革就是改掉毛泽东的制度”》中指出，“改革”一旦成为全社会的要求，明目张胆反对“改革”就行不通了。巧妙的办法是打着“完善”、“深化”、“规范”诸如此类的旗号，把不愿做奴隶的人的手脚重新捆绑起来。
事实上，“全面深化改革”与“改掉毛泽东制度的改革”方向相反。
以中共近些年不断强调的“党管一切”为例。
1958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上，提出小社并大社，并且将区、乡政府和生产合作社合为一体。“乡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什么都管”。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
几十年后，历史重演。
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所谓“基本方略”的第一条，再度强调所谓“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并重复了文革中的这段“名言”：“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中共三中全会发布的决定中，在所谓“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部分，则将其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声称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
这就是为什么外界指出“中国改革的方向已经变了”。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强调“党管一切”不仅是来自于几十年前的毛泽东时代，而是共产党的本性。
1937年，托洛茨基曾经赤裸裸的说，“在一个政府是唯一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
高志凯所说“2024年对比1978年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不仅仅只发展经济，要用全新的方法处理挑战。”这是一段标准的共产党“黑话”，中共事实上已经从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倒退到“以阶级斗争为纲”。所谓“全面深化改革”，指的就是整个社会全面向这个方向倒退。
中共的目的就是要把整个社会的资源抓住手里，用“不服从者不得食”来对付所有的反抗。
冲破牢笼
普列汉诺夫在他的《政治遗嘱》中曾经预言了日后俄国的政局走向。
“我设想列宁依靠全面的恐怖将取得他执着追求的国内战争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将处于政治经济的孤立状态，不可避免地变成一个军营，那里将用帝国主义来吓唬公民，给他们开各种空头支票。但迟早有一天人人都将清楚列宁思想的谬误，到那时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将像纸牌搭的小房子那样坍塌。”
从中共前三十年的历史来看，不管是“处于政治经济的孤立状态”、“不可避免地变成一个军营”、“用帝国主义来吓唬公民，给他们开各种空头支票”，都完全符合《遗嘱》中所说的 。
上述特点同样适合于今天的中共。包括中共不断高喊的“备战打仗”、因战狼姿态、挑战国际秩序而遭遇的全球围堵，以及中共宣传中的“仇美、仇日”等各种仇恨宣传，与中共前十年历史以及“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毫无二致。
同样，中共的未来必将如《遗嘱》中所说，当“有一天人人都清楚列宁思想的谬误，到那时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将像纸牌搭的小房子那样坍塌。”
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次民众冲破牢笼的预演。
201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四十周年之际，鲍彤在接受法广采访时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本身并不是一次改革开放的大会，但它掀起了一股怀疑共产党、怀疑毛泽东的高潮，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而改革开放也完全没有顶层设计，其主体更是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而不是党。”
鲍彤指出，“三中全会不是改革开放的大会。把这次会议人为地挂上光环说成是‘改革开放的大会’，这是编造出来的一个神话。同时，又出来了另一个神话：‘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改革不是领导出来的，也不是设计出来的，三中全会之所以成功，是在于它是失控的大会，但是符合人民心愿...。我在三中全会二十周年时就讲过，三中全会的成功原因，全部在于七嘴八舌，可以各抒己见，讲自己的话。三中全会失控，在于失去领导。既然陈云可以对毛泽东说不；既然陈云、胡耀邦可以对毛泽东批准的几个文革大案说不，那么老百姓也可以对文革说不；也可以对人民公社说不。三中全会上代表们可以七嘴八舌，那么老百姓也可以在政治生活中七嘴八舌，这种自发的对民主的追求，对宪法言论自由权利的捍卫和运用，推动了改革。”
中共喉舌《人民网》2012年的一篇文章，从侧面披露了这个“失控”的过程。
在11日的第一次会议上，谭震林在发言中提出：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问题要不要解决？我看要解决。
陈云第二天则提出六个涉及“文化大革命”及以前错误的“重大问题”。其中涉及彭德怀、陶铸、王鹤寿等人的冤案，以及薄一波等61人的所谓叛徒集团一案、还有四五“天安门事件”等等。
鲍彤说，“他在东北组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当时发生一个问题：他在东北组发言，当时大概分成八九十个小组，别的组不知道陈云到底讲了什么。当时的大会秘书长是胡耀邦。胡耀邦主张将大家说的话都印成简报，哪个小组发言，别的小组也可以知道。这样一来，陈云的发言就传到了所有其他小组。这一下子就开了锅了，沸腾了。”
“大家都说，陈云可以算老账，我们为什么不能算老账呢？！”
据中共《人民网》文章，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说：“我赞成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
万里、王首道、康克清等人在各组纷纷发言。另外，“萧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冤案平反”、“杨得志等提出要为武汉‘七二〇事件’彻底平反”、“陈丕显提出上海‘一月风暴’问题应当搞清楚”、“聂荣臻提出要解决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问题”，聂荣臻还说，“这类问题面相当大，各省都有”。
这场大家集体“算老账”，发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是在为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生的。
这直接导致“中央工作会议”从11月10日一直开到12月15日，一共开了36天。
之所以说其“失控”，鲍彤说：“按照原来的意图，过去的事情都不要提，现在变成过去的问题要提，而且成为会议的中心题目了，会议的主题就变了。”
“四五事件一平反，老百姓就知道了。”“这样，老百姓也就在会外发出响应：...那么别的问题怎么办？都发生问题了。这样一来，全国政治生活就引起了非常热烈的一个热潮：讨论党(中共)的历史错误”。
“所以后来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中央可以议论党的历史错误，那么地方各级党委有没有可能讨论？也可以讨论啊。党内可以讨论，老百姓可以不可以讨论？也可以讨论啊。可以讨论政治事件，是不是可以也讨论其它问题呢？比如，可以不可以讨论大跃进？可以不可以讨论人民公社？都可以讨论了！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中央是被动的，邓小平和华国锋是被动的。”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1月10日召开之际，邓小平根本不在北京，他于11月5日至14日，出访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
由于中共自1949年夺取政权之后，不仅迫害了无数的普通民众，而且也让许许多多的中共党员遭遇巨大灾难。因此，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来自于整个社会的“忍无可忍”“人心思变”。
鲍彤说，改革“无非就是一群群的中国人不愿做奴隶，要活下去。农民不要‘人民公社’，要活下去；青年不要‘广阔天地’，要活下去；不愿意被捆绑在土地上的人，要到有机会的地方去抓住活命的机会......”
结语
几十年后，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发现-----中共为了保住它的统治，准备以“全面深化改革”的名义，再一次把全体中国人关入“牢笼”。
不甘为奴的中国人，一定会像1978年和白纸革命中那样汇成洪流、拼命抗争，也一定会将中共打造中的大监狱“像纸牌搭的小房子”一样冲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