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开幕式争议：不是别人想多了，而是你想少了
奥运会开幕式在国际上引发巨大争议，相反，在国内倒并不显得突出，其中原因并不难理解，因为中国是纯世俗国家，对于涉及宗教和多性别的话题，不会像欧美人那么敏感。
这里面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很多中国人对于宗教和多性别话题，基本处于无知的状态，他们对于西方的宗教史和文化也基本不了解，所以看到相关的隐射和嘲讽，“虽然看不懂，但大为震撼”，只是感觉好奇，甚至觉得挺好玩，他们不明白，巴黎奥运开幕式引发争议的点真正在哪里？
第二种情况是，不少中国文青从小就对法国文化和艺术有一种好感，他们对于思想史的了解不多，所以观察法国的现象，总自带一层滤镜，觉得法国的艺术，那必然是先锋的、是前沿的，是引领世界的风尚标，你们这些土包子看不懂，是你们不懂艺术，是你们不够宽容，而不是这个表演有什么问题。
我想对这两类人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之所以在国际上引发巨大争议，背后其实隐藏着现代文明的深刻危机。
你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不是别人想多了，而是你对西方思想史的无知，让你想少了。
以自由的名义杀死自由，卢梭做到了。
以宽容的名义消灭宽容，法国人经常做。
这是思想史的基本常识，但凡对思想史有着基本了解的人，都不会对此一无所知。
我惊讶于在我的“深度阅读”读者群体里，居然还有如此多的人，常识欠缺。
在我吐槽奥运开幕式的文章后面，指责我“不够宽容”，说我在“艺术审查”的人，不少，我看有些还是关注了几年的老读者。
这真是让我一声叹息。
这个可悲的事实告诉我，即便像我这样天天在文章里忽悠“自由”和“宽容”的人，居然也有一天会被人倒反天罡，真是满满的黑色幽默。
还记得我独创的概念——“法国病”吗？
看来又有必要再给大家做个科普，让大家明白，法国人是如何举着自由的旗帜杀死自由，举着宽容的旗帜消灭宽容的了。
不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和“法国病”的思想根源，你就不会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宽容？
你就不会明白，“政治正确”正是滥觞于“法国病”，这种思维方式，恰恰是不宽容的思想根源。
但是，正是因为它举着宽容的旗帜，喊着漂亮的口号，实际上做的是消灭宽容之事，这种隐蔽的恶很难被思想肤浅之人洞察。
而思想浅薄之人恰恰又是任何社会的人口多数，这才导致伪善之人总能忽悠蒙骗大多数人。而你要反其道而行之，注定障碍重重、吃力不讨好。
今天我再一次吃力不讨好，迎难而上，谁让我的人设就是“深度思考者”呢，那些浅薄的东西不正是我不屑于评论的话题吗？没点难度，我还不想说。
好了，进入正题。
作为“白左大本营”，法国一直是全世界左翼人士的旗帜和圣地。
激进、反抗、前卫一直都是白左给人最为醒目的标识，白左也总以拯救世界为己任，以“进步主义者”、“觉醒主义者”自居，试图打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
而法国大革命，就是这种白左思潮之下的登峰造极之作。
经此一战，法国从此成为了全世界白左当之无愧的祖国。
考察此战，我们就能清晰明确地了解什么是“法国病”，以及其之所以会最终消灭自由和宽容的根本原因所在。
01
人类的心智模式比较容易犯的错误在于，总是把历史事件自动演绎成“大人物+事件+时间”的叙事结构。
比如法国大革命，无非就是几个启蒙思想家教化人民，几个革命领袖带领人民起来革命的历史事件。
而大量的背景被忽略掉了。
实际上，与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相比较，法国大革命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革命者的素质极为低劣。
这些掌握生杀大权的政治人物，相当多来自于社会边缘阶层，这些原本被排斥在政治体系外的边缘人物在革命进程中越来越多地涌入权力的中心。
如同英国思想家柏克所说，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是由“下等的、无知无识的、机器般的、纯属各个各业的驯服工具的那些成员们”所组成 ，再加上毫无政治经验的巴黎的下层文人。
这些人对于传统的社会秩序，更多的只有仇视。
当一群缺乏基本人文思考、政治经验的社会底层人物，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人性中无底线的恶展现的淋漓尽致。
暴力、恐怖和屠杀席卷整个法国，从国王、王后、教士、贵族，到雅各宾党人，纷纷被押上断头台。
在雅各宾派专政期间，雅各宾派鼓动法国人民开始大规模的纠察“反革命”运动，大量被认为有反革命情节的人遭到了迫害。
雅各宾派颁布的“嫌疑人法令”规定任何有反革命嫌疑，但没有实际证据的被告，可以根据“意识里有罪”而判刑，最高时期法国嫌疑犯总数达到了30万人，不少人一觉醒来，就变成了“人民公敌”。
同时，在审判环节只保留“无罪”和“死刑”两种判决，嫌疑人无处申诉，非死即活。
据统计，在雅各宾派专政的四年里，至少有7万人被砍去了脑袋。然而，极具讽刺的是，在所有死亡的人里，只有5%属于封建旧贵族，真正受难的还是普通法国百姓。
这种大规模的屠杀行为不但让法国人人自危，甚至让当时整个欧洲都感到颤栗和恐怖。
是什么让一群声称要通过反抗来获得光明与理想的革命者，转瞬之间就变得如此无情和残忍？
法国得了一种什么病？
02
自由主义大师阿克顿勋爵把法国大革命生动描绘为“壮丽的事业和恐怖的记忆”。
在阿克顿勋爵看来，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是因为人民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而奋起反抗，而是由一些新奇的观念所孕育，再被1787年美国（独立）革命的成功榜样所催生。
让人民看到有改善其处境的希望却又未能满足他们这种期望时，民众情感最易激发，革命运动最易形成。
在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卢梭奠定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一系列抽象原则的激励下，革命者们打破一切旧制度的激情高涨，但是让人遗憾的是，他们却并没有建设新秩序的蓝图。
宗教、政治、司法、军队......所有旧制度被打破后，却没有民众习惯和具备操作性的新制度及时补上。
革命给人民带来重大生活不便的同时，也释放了人性之恶。而这种人性之恶随着旧制度的不复存在而失去了所有阻挡。
托克维尔在在反思法国国运时，痛心疾首到，才华横溢如伏尔泰和卢梭之辈，在法兰西近代民族国家熔铸成型之时，没有足够的审慎清醒，反而开启了“知识变权力”的文人政治的先河，其结果必然是情绪戕害政治。
列奥·施特劳斯认为哲学思想是需要癫狂的，而公共言说却需要温良。是因为哲学只是能来认识世界，而不能用来改造世界的。
政治真正要面对的是一个现实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癫狂的世界。
审慎而节制的原则才能防止政治因为哲学的癫狂而走火入魔。因为大多数人所欲求的并非是哲学家所谓的“自由王国”，不过是稳定的生活状态和可以预期的秩序。
如果人类用哲学来改造世界，把人当成了神来膜拜，结果却是把人降到了动物的地位。
法国大革命即是如此。
法国革命者推倒了所谓束缚人理性的旧宗教，关闭了一切教堂后，却创建了“理性宗教”，拥立了一位女演员为自由女神，视其为理性女神，被革命议员们和革命群众们顶礼膜拜。
这不啻为历史上最为滑稽的一部闹剧。
革命者本来试图搭建“理性的天堂”，把人的理性推崇到了极端，结果却直接摧毁了文明，堕落成了血流成河的丛林社会、人间地狱。
“自由、平等、博爱”学说创造出的各种神圣词汇为政治斗争中的派阀所利用，营造为新的偶像并以之煽动人心，最终走向了民粹主义的泥沼。
认为人的理性能够无所不能，人的理性能够建构出完美的世界，人无所不能，这就是“法国病”。
03
施特劳斯说，所谓现代性就是“青年造反运动”。
而对于法国人来说，把一切旧的、老的经验和制度摧毁掉，换上一套新的，这是进步的，这是理性的，也是现代的。
然而，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人类自以为是的傲慢。
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人的立宪努力完全失败，从政治体制的几个最重要的方面看，革命者始终没有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可以自我维续、并能保障启蒙哲学所向往之个人自由的新制度。
法国的政体在君主独裁政体、共和政体、大众民主政体之间不断游移，在革命后的86年间，法国制订了14部宪法，平均每六七年就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对比美国和英国数百年稳定的政治框架，法国人应该感到汗颜。
法国人的“反抗意识”没有建起新世界。相反，在激情退却后，人性的脆弱和邪恶却因为新旧秩序的长期无法顺利交替，而释放出了无穷的破坏力。
法国人在政治科学上的无能，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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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法国这个国家在中国是个符号，是浪漫的代名词，至少在刚刚打开眼界的近代中国人和现代中国人眼中，这是确凿无疑的。
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也老爱拿法国说事，这符合我对我们这个民族的一贯认知：我们骨子里也是浪漫的。
浪漫的人有个特点，那就是特别爱抒情，爱喊出一些让人激情澎湃的口号。
比如法国大革命中，怀着浪漫革命情怀的的法国人就提了很多口号，比如“自由、平等、博爱”，而在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浪漫的中国文人也提出了“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的口号。
法国大革命中，法国人拜理性为神，却带来了狂暴的非理性。
他们高举自由的旗帜，却带来了全社会的不自由。
他们喊着平等的口号，却带来了独断专行。
他们声称要博爱，结果却是疯狂的杀戮。
他们宣称要给世界带来进步，却导致了文明的倒退。
如今，他们宣称要宽容，实际上，是要扼杀我们选择的权利，让我们对那些不宽容我们的人，也要表达宽容，这恰恰是一种不宽容。
让我们反复诵读卡尔·波普尔的名言：
“如果我们将无限的宽容扩展到那些不宽容的人，如果我们不准备为捍卫一个宽容的社会而去反对不宽容的人的攻击，那么宽容的人将会被毁灭，宽容的社会也随之被摧毁。”
只有对等的宽容，才是真正的宽容。
请记住，当你正在消灭我的自由的时候，我并没有宽容你的义务。
与之相反，我为保护我的自由，保护宽容的社会原则，揭露并反击那些不宽容的人，才是真正的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