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钱吃盐，曾有中国百姓被迫“淡食”
在《少林足球》中，周星驰有一句经典台词：“做人如果没有梦想，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这么看来，“做”一条咸鱼似乎很容易。
在古代，能做真·咸鱼的大多是渔民，做咸鱼离不开盐，而渔民要想用盐来做咸鱼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在中国古代大部分时间里，盐都是专卖品，带有垄断性质，不允许民间私自贩卖。
“神仙”也离不开盐
中国食用盐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洪荒时代，原始人就发现一些动物会去舔一些白色的粉末。他们在偶然的情况下，把这些白色粉末放在食物上，发现食物变得非常好吃，于是逐渐养成了食用食盐的习惯。
中国人最早什么时候开始生产食盐，还需要考古学的进一步研究，但关于食盐生产的起源有不少神话传说。
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黄帝战败蚩尤后，将他肢解掉，血液所浸透的地方就变成了盐池。
还有传说最早煮海盐的是夙沙氏。夙沙氏原名瞿子，是炎帝属下的一个部落首领。在一次海难之中，瞿子的母亲和一些乡亲被海中的恶龙掳走，下落不明。瞿子便开始率领部落人民天天从海中取水来烧，打算把大海烧干救人。
结果，每次煮海水之后，瞿子都发现器皿的底部有许多的白色物质，把这些物质放到食物上，可以让食物变得可口。后来他被炎帝封为夙沙氏，专门负责煮海盐。
于是，这位盐水女神便幻化为许多飞虫，铺天盖地，让廪君无法前进。廪君一怒之下，张弓搭箭，向飞虫最为密集的地方射去，将盐水女神射杀。盐水女神掉在了水面上，很快就消失了。
廪君逃离此地，来到夷城居住下来。此后，盐阳、夷城便成为井盐的主产地。盐又被称为“盐巴”，就和这个故事有关系。
关于盐的神话传说有个共同点，似乎常与杀戮有关，也从侧面表明盐在古代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事实上，中国古代的确非常重视食盐，它关系国计民生，号称“食者之将”，且能带来大量税收。
清称盐砝码丨怀仁市博物馆
古代平民吃盐大不易
从考古和早期文字遗存来看，至少在商代，官府就比较重视控制盐的生产与运销。商周时期已经有了管理食盐的官员，如商代被称为“卤小臣”。
春秋时期，齐国拥有渔盐之利，首开食盐专卖的先河。汉代初年，刘邦一度放开盐业，结果很快出现了经营盐业致富的大商人：当时的吴王刘濞招徕大量的流寇煮盐冶铁，获利丰厚，在积累了几十年后，牵头挑起了七国之乱。
此后继位的汉武帝，深知铸铁、煮盐的重要性，明确下令，盐铁官营，民间私自煮盐、冶铁的要重罚：“鈇左趾，没入其器物。”意思是在左脚戴上镣铐，没收作案工具。
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是官营与民营共存的局面，不过，仍以官营为主，食盐的生产、运输、销售主要掌握在官府手中，百姓需要高价购买数量少、质量差的官盐。
在这种背景下，私盐的贩运屡禁不绝，为了发财，形形色色的人们不惜铤而走险，用命搏金。
隋以及唐初，官府一度放弃对盐业的控制，直到唐中期，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以及藩镇割据的恶性膨胀，中央政府财政日益吃紧，又开始控制盐业。
758年，盐铁使第五琦（唐中期政治家、理财家，以创榷盐法而闻名）向全国推行榷盐法，规定盐业实行民产、官收、官运、官销，盐户必须把所有食盐都卖给官府，官府加价十一倍。
这种办法虽然在短时间内为官府聚敛了大量财富，但也导致民怨沸腾，大量百姓被迫“淡食”。
同时，贩私盐也成为官府极难清除的现象，当时在食盐的生产、贩运、销售各个环节都不断有“跑冒滴漏”。贩私盐的不仅有富豪，官吏也卷入其中。
据史料记载，唐代有一种官员叫“捉钱令史”，职责是通过放高利贷、经商等为各级官府“捉钱”，补充各种经费。这些人经常一边为官，一边贩运私盐。
甚至还有不少女子为生活所迫，也加入贩私盐的行列中，杜甫的《负薪行》中就提到夔州妇女逼不得已偷贩私盐：“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
由于民间反对的声音太大， 762年，盐铁使刘晏进行盐法改革，把原来的民产、官收、官运、官销改为民产、官收、商运、商销，实行一种间接专卖制度。
这种制度不仅降低了盐业的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还可以更快速地从盐商那里“变现”，改革收到了较大成效。这种做法为宋元明各朝所继承。
不过这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意义有限，因为他们仍然不能从正常渠道得到质优价廉的盐。
于是，私盐贩运仍然很严重，各地出现了不少被称为“盐枭”的私盐商，这些人财大气粗，实力雄厚，甚至能够影响政治局势。像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王仙芝、黄巢就都是贩私盐起家的。
清朝时做咸鱼的盐从哪里来
到了清朝，盐业政策基本延续了之前的做法，且官府在想尽办法堵住那些跑冒滴漏的环节，然而效果并不理想，其中渔业用盐就漏洞很大。
渔民出海打渔，打上来的鱼需要马上用盐腌制起来，进行防腐处理，而且用量很大，差不多一条鱼要用一斤多的盐。
官府会要求渔民把自己船只的大小、渔获量报上来，根据这些来向渔民发放渔盐，如果没有用完，必须交还给官府。同时还会对渔民进行检查，以防止渔民把没有用完的盐私下卖掉。
不过现实中，渔民还是倾向于设法购买价格更低的渔盐。
清炒盐铲丨怀仁市博物馆
其中广东地区的情况比较有代表性。在这里，渔盐供给制度被称为“渔引”。这一制度最早由广东巡盐察院沙拜设立，目的是让渔户来购买官盐，解决广东盐业的亏空问题。
可官盐价格是每斤八厘，而私盐的价格只有两厘，渔户不愿购买官盐，而官府又要在海面进行巡查，在现实中就出现了所谓“干标”现象，即官盐商家卖给渔户一张空白的标纸，然后渔民自行去购买渔盐，打渔回港后再向这些官盐商家缴纳一定的盐税，这被称为“帮饷”。
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让渔民在保证官盐商家的税收基础上，自行购买渔盐。此后，这种做法一直盛行，官府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雍正七年（1729），一个叫吴如译的官员在给雍正帝的奏折中把这件事的盖子揭开了，甚至把地方治安问题与这个情况绑在一起。不了解内情的雍正帝非常惊讶，下旨责问地方官。
广东地方大吏不敢怠慢，赶紧上奏解释这个事情，大概意思是，这件事情的确存在，是一种渔民与盐商之间的权宜之计，虽然不合规制，但绝不会对地方治安造成影响。
雍正帝在看了这些奏折后大为安心，甚至认可了“干标”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到了1733年，“干标”却被官府明令禁止，将印制盐票的权力收到总督府。
为了推进官盐的销售，官府降低了官盐的价格，提高了不同大小船只渔盐的配额，例如“樑头六尺之渔船……每船配盐二百觔，樑头七尺之渔船……每船配盐三百觔”。此后，广东的渔盐制度就基本确定，一直沿用到光绪年间。
清“益善堂、官盐杂货”木招牌丨英山县博物馆
不过，“干标”之类的问题也一直存在，即便官府降低了官盐的价格，渔户还是会想方设法去一些盐场获得价格更低的渔盐。在生产实践中，官府的配额仍然存在不够用的情况。
而不少的地方官对此仍然是一种“装糊涂”的态度。后来又有官员向朝廷奏报此事，然而朝廷的答复却非常敷衍潦草。相应而言，那些渔户没有用完的盐，有不少都流入了市场，成为私盐。
那些呼风唤雨的大盐商
在不少改朝换代的过程中，都能看到盐商的身影。明清时期，这些盐商虽不至于能够影响到江山社稷，但他们的影响力仍然巨大。
明代初期，北方边境问题严重，官府设计了一种被称为“开中法”的制度，引导一些商人去北方边境纳粮，发给商人经营盐业的许可证，即盐引。
这标志着官府从盐业的具体经营中脱身出来，把盐业经营当成经济杠杆来运用。
然而明中期以后，由于政治的腐败，盐引成为一些高级官员甚至皇室中人牟利的工具，商人们纳粮支边的热情不再，盐法的崩坏进一步加剧了朝廷统治的危机。
1502年，户部尚书叶淇和首辅徐溥改革盐法，规定商人可以向户部缴纳银两，代替纳粮边陲，原来在边疆的商人纷纷回到内地。
之后，淮扬一带的徽州盐商，因为经济实力更为雄厚，逐渐取代了原来在边疆地区势力较大的晋商、陕商，成为盐业中的主导力量。
1617年，经济力量捉襟见肘的明朝进一步改革盐法，由两淮盐政袁世振和户部尚书李汝华推出“纲盐法”，推行“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商专卖制度，那些大盐商向政府缴税，获得盐引，他们被编成纲册，可以世代经营盐业，这是中国古代盐法的重要变革。
清朝时期，基本上承袭了明朝的盐法。
明“盐钞银”银锭丨中国国家博物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清之际出现了大量富甲一方的大盐商。相比于清朝，明朝盐商群体还不算特别突出，但已经出现一些声名显赫的大盐商，如胡万安。
胡万安本来不是经营盐业的，而是跟随其父在湖南、湖北、四川一带经营木材生意，后来他发现，当时最能发家致富的是盐业，因为盐业是垄断经营，只要设法从官府获得盐引，就能经营盐业，于是他在成化年间来到扬州，开始涉足盐业，并很快成为扬州盐商中的翘楚。
清朝时期，扬州的盐商数量众多，巨富大贾云集，且这些商人多为徽商。这些徽商之中不乏“通天人物”，例如江春。乾隆六下江南，都是由江春担任总接待（前后花去白银1120万两）。
由于接待工作做得出色，乾隆帝龙颜大悦，将自己随身佩戴的香囊赠送给江春，还曾经两次御驾亲临江春的别墅，挥笔为他提匾“怡性堂”，可谓倍极荣耀。
当江春资金周转困难时，乾隆帝居然调内务府的55万两白银给他应急，月息一分。而江春头脑非常灵活，在财政危机解除后，把这笔钱以月息一分八的利息借给其他人使用，不仅消解掉了自己的成本，还大赚了一笔。
清末，伴随着列强的侵夺和内忧外患，中央政府的权威日益流失，盐业专卖制度也日益松垮，私盐现象越来越严重，这些大盐商逐渐走向了没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