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决堤226米 这个年轻的湖泊发生了什么?
7月5日下午，位于湖南华容县团洲垸洞庭湖一线堤防发生管涌险情，紧急封堵失败后堤坝决堤，决堤口宽度长达226米。
决口已于7月8日晚完成封堵合龙，但这并不意味着危险已完全解除。
据央视新闻，围堰里面有约2亿立方米的积水，这大概是15个西湖的水量。而团洲垸地形两边高、中间低，排水大概需要12天；其余堤段继续排水，将垸内涝水完全排出大约还需要5天。
“出乎意料、很不正常、
不应该发生”
团洲垸位于洞庭湖与藕池河交汇处，东南北三面临湖，因其地势险要曾被称为“湖南第一险”。
面对再次被冲毁的全部家当，不少团西村村民不由回忆起28年前。那是1996年，洞庭湖洪水也曾导致团洲垸堤坝决口，洪水撕开长达460余米的口子，导致5500多户人家受灾，夺走了14条生命。
但是今年，洞庭湖标志性水位站城陵矶洪峰水位34.3米，排历史第9位，并不是很高。
“出乎意料、很不正常、不应该发生”，和湖泊打了四十余年交道的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姜加虎难掩不解。
他向《知识分子》解释说，“洞庭湖湖口附近的防洪限制水位是34.40米（蓄滞洪区分洪标准），1998年长江流域洪水，城陵矶站的最高洪水位是35.94米，超过防洪限制水位（34.40）1.54米，都抗住了没有分洪，当然也没有出现第一线垮堤事件，今年的洪水位才33多米，连34.40米的防洪限制水位都没有超过，怎么会造成团洲垸一线防洪大提垮堤呢？放在平时，拿一张汛期水位数据表，可能看一下，料想一定不会出事。但是，垮堤的事件真实发生了，而且垮堤的部位并不是垸堤迎水面，是北部的回水区，令人无法理解和接受！”。
“一定不会出事”的堤防出了事。7月5日下午，团洲垸洞庭湖一线堤防（桩号19+800）发生管涌险情，继而决堤。截至发稿时，降雨已停，洞庭湖水位正慢慢回落。
实际上，退水期间有可能发生“顶托消退”效应。在洪水期间，大堤承受巨量来水的顶托应力，而当洪水退去，应力骤减，受力平衡打破，就可能发生崩塌。同时，退水期水流回归主槽后，河水流速激增，在河湾凹岸对堤岸的强烈冲刷进一步加剧了崩岸的风险。
此外，团洲垸的堤坝基础是70年代围垦时期打下的，先天不足。姜加虎说，虽然上面近年来不断修高加固，但地基可以上溯几百年来泥沙淤积形成的沉积砂砾层，土体松软，极易产生不均匀沉陷。
“决堤事件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特聘教授段青云告诉《知识分子》，由于洞庭湖区的堤防基础多为深厚砂卵石，夹有粉细砂，透水性强，在堤外河道涨水的情况下，超过1000多公里堤坝的湖面水位长时间处于超警戒线的位置，这样不可避免的导致管涌现象。
所谓管涌，即在高水位压力下，堤、坝、闸等水工建筑物地基发生渗漏侵蚀活动，这时，大量的水突然涌出来，会给大坝结构造成极大的冲击力和压力，进而造成坝体失稳甚至溃坝决堤。
段青云说，管涌是这个区域较为常见的风险，如果巡查及时发现问题，能够早点处理，可以避免决堤，但总是会有小概率决堤事件发生。
姜加虎说，“这次不幸中的万幸是在白天，而不是夜里；是在退水期而不是涨水期。否则，风险是很大的，后果不堪想象。防洪期间调子喊得挺高，大家都说要防洪，但是如何落实相关责任的，不得而知？不能排除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情况和风险，薄弱环节值得复盘反思，总结经验教训”。
不断缩小的湖面，
持续累积的风险
在失去家园的图片和文字后面，打下心碎、流泪表情的远方的人们同时默默敲下这样的留言——“能不能择地重建啊？这一次一次的……”
这其实是一个异常沉重的问题，叩问的是洞庭湖区乃至整个长江的生态变迁。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杨煜达告诉《知识分子》，为什么洞庭湖圩垸堤坝有这么多的问题？如果离开地理历史的背景，仅仅把时间尺度放在最近的20年甚至50年，都是说不清楚的，一定要把它放在千年尺度上，我们才对整个洞庭湖的变迁有一个大致的把握，才能回答所谓“何以至此”。
八百里洞庭名声在外——1825年，洞庭湖面积达6300平方公里，是为洞庭湖之全盛时期。然而，沧桑变化、兴废无常，特别是近百年来人进湖退、湖区堤垸屡经合并，已不复当年浩淼。
19世纪中叶，长江在藕池、松滋先后溃口形成四口分流后，破坏了持续300多年的江湖相对稳定的平衡关系，洪水挟带大量泥沙涌入洞庭湖，受洞庭湖顶托，江水流速减慢，其承载泥沙的能力减弱，年沉积泥沙达1亿立方米，加上人为的围垦，洞庭湖的湖面迅速减少，淤成高洲，围成垸田——是指四周筑堤防止水侵并具有排水灌溉功能的水利田。
人为因素之外，地理决定了这里异常复杂的江湖互动。洞庭湖的发展就和长江捆在一起，杨煜达说，尽管长江的泥沙含量总体不高，但水量巨大，分水进入洞庭湖的长江水与湘资沅澧四水并流，再从城陵矶排出。
这导致了双重后果：一是城陵矶外排水流速低，长江带来的泥沙大量沉积在洞庭湖；二是城陵矶外排的水量增大，导致荆江河段曲流加速发育，人地关系变得紧张。分水带来大量泥沙，把洞庭湖分割得细碎无比，加之围垦规模巨大，湖面越来越小。“城陵矶外排的水量越大，壅水情况越严重，从两口分流进洞庭湖的水就越多，形成了恶性循环”，杨煜达说。
另一个恶性循环则体现得更为残酷而现实，在极端洪水的时刻，一般会放弃不发达地区，来保住更发达的地区。
20世纪50年代后，洞庭湖的萎缩一直没有停止。同时，先后三次整修洞庭湖，很多小堤接连成一道大堤，把许多细小的垸田合并成面积庞大的大垸，各种原来各小垸之间的河流成为农田灌溉的水道，加之不断的并垸、并流，合修大围，新建多个规模庞大的国营农场。到了60年代，围垦的重点直接变成了抽排垸内湖水，将水抽低排高。
姜加虎把洞庭湖比作水盆，泥沙淤积主要积聚在湖底，使得盆子变浅，但湖的面积变化不大。然而，一旦进行围垦，就像是把原本的大盆子变成了小盆子，显著缩小了湖的面积。同时，湖泊泥沙淤积也很严峻，显著影响了洞庭湖本身作为一个“容器”吞吐调蓄洪水的能力。
围垦不仅从湖的边缘开始削减湖面积，还逐步向内推进。随着围垦，堵水到不了外面，留在有限的空间里只能越积越高。垦殖和自然淤塞互为因果。
现在单纯来讲堤坝如何修高加固，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洞庭湖周围有无数圩垸，总会出现新问题，稍有不慎，不是这一处就是那一初，这是有深刻历史地理背景的，杨煜达说，退一步想，堤坝目前的方向是在累积风险，把风险爆发点往后推。这在防洪历史上表现得非常典型，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崩掉，之后河流夺回自己的水道。但长江没有特别大的改道调整空间。
姜加虎强调，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三点：一是湖泊水库化，今天鄱阳湖要建闸控制，明天洞庭湖如果也要建闸，湖泊就要全变成水库，那就不是湖了。二是河流渠道化，地球上没有一条自然河流是笔直的，河流本来就是弯弯曲曲，大量采弯取直是不可取的，这违背河流自然演变规律；三是渠道水泥化，少量的在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可行，但大量实行，将严重威胁两栖类生物的生存和敷衍。
“人与水争地为利，
水必与人争地为殃”
“人与水争地为利，水必与人争地为殃”，1998年洪水“中流量、高水位”的特点终于引起了人们关于围湖造田降低了湖泊调蓄能力的反思。
1999年《国务院批转水利部关于加强长江近期防洪建设若干意见的通知》中提到，1996年和1998年长江防洪突出矛盾主要集中在城陵矶附近，尽快在这里集中力量建设蓄滞洪水约100亿立方米的蓄滞洪区，根据湖南、湖北两省对等的原则，各安排约50亿立方米的蓄滞洪区，洞庭湖区选择钱粮湖、共双茶垸、大通湖东垸等分洪垸。
二十余年来，当地工作文件中不时提及由于投资不到位，安全建设工作尚未完成，蓄滞洪建设进度明显延宕滞后。直到2023年11月，据岳阳市水利局官网，钱粮湖、共双茶、大通湖东垸分洪闸工程才通过竣工验收。
延宕日久，自因牵涉广泛。在1998年洪水之后，作为“4350”规划专家的姜加虎反复强调一个数字“4350平方公里”，这是解放初期洞庭湖的水域面积，也是恢复的目标。
他回忆说，当时第一种提法叫洪水赶，这个地方本来是湖，但老百姓不愿意走，如果洪水总是上泛，也是把他们往市里赶；第二种提法是吸引，岳阳市生活工作都挺好的，慢慢把湖区百姓吸引出来。
“从长远来看，这条路还是这么走，但是肯定过程不容易、代价也很大”，姜加虎说。据他此前在洞庭湖区圩垸做过调查，青壮年大多出去务工，还在垸内生活的以留守儿童和老人为主，“比如这次团洲垸溃坝转移人口是7800人，远远少于户籍登记的2.5万人”。但缺少劳力没有减轻此次溃坝转移的压力，反而成为不少老弱面临的具体困境。
按照长江防洪规划，平垸行洪、退田还湖采取单退和双退两种模式。“双退”顾名思义就是退人退田，村民彻底搬出围垸，垸内的田地也不耕了，圩堤保留缺口，为洪水腾出空间；“单退”即村民搬出去，但里面的田里还可以继续耕种，但在圩堤上增设了溢流堰或水闸，一旦特大洪水发生，在防汛关键时刻，可以主动进洪。
中国水科院水资源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杨明祥说，实际情况是，很多“双退”慢慢变成“单退”，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何况是大多数年份可以正常耕种的肥沃地块，洪旱交替、年际变化的地界就是这个问题，不走水就是肥沃地界儿，种啥长啥，不种就是“浪费”；“单退”往往又会变成“退不了”，既然种上了庄稼，就不希望即将收获的果实被洪水淹没。
以设计而言，对运用几率较高的蓄滞洪区，“退”出来的人员应该外迁为主，或者以安全区为重点进行设施建设，但媒体2016年曾探访建设好的钱粮湖垸蓄滞洪区试点，有村民在当地政府的鼓励下在安全区买房装修，但依然住在自己安全区外的房子里，“住在安全区？住在那里吃天上的云吗？”村民讲。
蓄滞洪区在工程上的建设标准“分得进、蓄得住、退得出”达到了竣工的标准，但大量人口平时并不常住在规划好的安全区，大量财物依然集中在分洪区，那分洪将依然是一个困难的决定，也必然损失巨大。
相关国家水利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告诉《知识分子》，整个长江沿线蓄滞洪区的问题都很集中，对于基层水利管理部门来说是比较棘手的。严格来说蓄滞洪区内不允许开展生产生活工作，但是洪水发生是个概率上的问题，可能十年、二十年甚至从划定开始就没有启用过。在日常管理工作中，部分蓄滞洪区逐步发展为生活区，长期积累过后就可能形成无法妥善解决的问题。
经过多年高速发展，许多城市的建成区扩展到了原有防洪圈之外，以前认为经济价值密度不高的农村如今也是“处处都淹不得”，起码处处心疼。为此，人们期望不断扩大防洪保护范围，提高防洪排涝标准。
杨明祥认为，工程防洪能力依据规范设计，总有一定限度，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影响下，同频降水形成的洪水往往峰更高、量更大，使仍按原标准设防的区域洪涝风险加大。
环境史专家伊懋可认为，水利设施可能产生某种技术锁定，即由于建造水利工程，繁重、昂贵的区域维护费用会约束子孙后代的抗洪举措，日后也同样依赖经济成本更高的同类设施。
杨明祥承认路径依赖的普适性，同时指出，水利、防洪工作，说到底就是平衡取舍。其中不得不面对的就是人与水争地之间的平衡，中国人多地少，降水年内分布不均、年际变幅很大、人口资产分布与受洪水威胁区域高度重合，这意味着部分土地“小水归人，大水归水”的情形将很难改变。
百病缠身的洞庭湖
进入新世纪以来，洞庭湖更多时候见诸报章是因为干旱，所谓“来洞庭湖看草原”。洞庭湖全湖区旱灾呈现恶化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每隔一段时间，洞庭湖消失的讨论就会激起小小的水花。杨煜达说，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未来，洞庭湖泥沙淤积的速度超过湖盆沉降的速度，预示着湖盆将继续萎缩。
在团洲垸建成的1977年，洞庭湖的湖泊面积为2740平方公里，曾经的“八百里洞庭”湖面缩减了近一半。卫星照片量算枯水水面只有645平方公里，已经是一个冬陆夏水的季节性湖面。
对此，杨明祥再次提到“平衡”，人与湖的平衡以及长江与洞庭湖之间江湖关系的平衡。在考虑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不妨考虑采用一种各取所长、各让一步的折中模式，例如“沿堤设溢流堰，自动溢流进洪”。对于圩堤不是全线加高，而是在适当堤段局部降低，改造成可过水的宽顶堰。水位超过堰顶即自然入流，避免人为开闸分洪决策难、风险大的矛盾。这种方式下，人与水各让一步，通过设置合理的溢流高度，既给洪水以出路，也给人以出路，如果辅以精准的预测预报和完善的保险保障，完全可以在人和水之间取得平衡。此外，如果考虑在圩区内部采取分区滞洪等减灾措施，还可以进一步减轻洪水的危害范围与不利影响。
姜加虎说，如果没有人类的围垦干预，洞庭湖也要泥沙淤积，但作为这么年轻的湖，进展到消亡可能要数百上千年，但我们一系列围垦将这一过程大大加速了。
“洞庭湖整体的环境生态问题不容乐观，把该得的病全得了，水多（洪水）、水少（干旱）、水脏（污染）、水浑（泥沙含量大，沉积速率高），一身病可不好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