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塌房"的女作家：被性侵的女儿与门罗的沉默
艾丽丝·门罗居然也“塌房”了。原因是为了一个男人，她选择忽视自己女儿的痛苦。
门罗的第二任丈夫在和她结婚不久后，曾经猥亵过她当时年仅9岁的小女儿安德莉亚。时隔多年后，女儿鼓起勇气告诉了母亲此事。门罗一度伤心欲绝，离家出走。但最后还是回到了这个男人身边，因为她“太爱他了。”
她和这个男人相伴终老，直到他去世。
母亲去世后，安德莉亚选择向媒体公开这段往事——这在家族中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的事。
于是很多人开始纠结：一个清晰看到了女性困境的著名女作家，为什么面对自己亲生女儿受到的伤害可以无动于衷？
壹
作家王恺在微博上说，自己不是门罗小说的爱好者，“她的文学语境我进不去……只是约略看过”，而在这则新闻曝光之后，通过媒体的报道，看到了门罗复杂的性格和难堪的人生后，他觉得“如果我再读她的小说，会觉得更有趣。”
门罗的小说，对于大多数中文读者来说，可读性确实不算强。
首先会觉得她有点儿“啰嗦”，事无巨细，全部铺开，很多你觉得她无需解释的想法和无需铺垫的过场，她都要交代了又交代。
这些被事无巨细描述的场景和人物，似乎都生活在一个很小的世界里。事实上，门罗自己也说过，她笔下的大多数女性，就是小镇上的普通人。她们终其一生也没有取得过什么了不起的成绩，也没有成就过稍微大一些的“事业”。
她们上学、打工、嫁人、抚养孩子，偶尔做出疯狂的事，失控，试着冒险，试着逃离现有的生活，然后失败。但有些东西，很多东西，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在这些偶尔的失控、疯狂与逃离之后，悄然发生，以读者都难以察觉的方式，改变了现状。
1992年，安德莉亚写信告诉母亲：继父曾经猥亵过自己。在得知丈夫曾经对女儿做过的事情后，门罗曾经短暂地离开过。他给她写信，给她前夫写信，为自己辩解，也乞求宽恕，这些信件后来又成为他被警方定罪的证据。但门罗最终回到了丈夫身边，此事成为家族内部公开的秘密，但无人再去提起。
1994年，门罗出版了《公开的秘密》，埃德蒙顿杂志称之为“1994年加拿大最好的书”，该书在第二年获得了英国W.H.史密斯文学奖。
在《公开的秘密》里，最后一个故事叫《破坏分子》。英文原题是“Vandals”，意为“故意破坏他人财产者”。这是一个复杂、幽微而残酷的故事，不太容易看明白。豆瓣上有网友专门写书评分析过。
在故事的开头，是一封一直没写完也不准备寄出去的信。写信的女人名叫贝娅，信是写给一个叫莉莎的年轻女人的。她们曾是过往甚密的邻居。
认识莉莎的时候，贝娅刚刚和她的伴侣拉德纳走到一起。莉莎当时是个未成年的小女孩，她和弟弟肯尼的房子与拉德纳只有一街之隔，两个小孩常常去拉德纳的地盘上玩耍。
这是一片足有四百英亩的荒地，大部分是沼泽和灌木丛，拉德纳将其建成了一片小小的自然保护区，“有小桥，有小路，还让溪水汇成了小小池塘。”沿着小路，还有许多栩栩如生的鸟类和动物标本。因为男主人曾是一位标本剥制师。
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自然游乐场。
“在这里，拉德纳教会他们如何分辨山胡桃树和灰胡桃树、行星和恒星；在这里，他们奔跑喊叫，挂在树枝上打秋千，玩各种冒险的花招。也是在这里，莉莎觉得地面让人瘀青，草地里让人瘙痒和羞愧。”
后续的故事清楚地揭示出：拉德纳曾经性侵过小女孩莉莎。他在泳池里将手伸向莉莎的两股之间，表情则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贝娅看到了这一幕，但她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
“她终究还是原谅了拉德纳，或者，只是不去记起。”
贰
“你的故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自传性的？”这几乎是门罗在每次访谈中都会被问到的问题。
而门罗是这样回答的：“就事件而言，不，不是自传性的，但就情感而言，百分之一百，是的。”
她坦承故事里所发生的事都“已经对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做了艺术转换”，但譬如女孩对母亲的感情，对男性的萌动，以及对于人生的所有感悟，这些情感都是实实在在的自传性，“对此我完全不否认。”
2004年，门罗出版了自己最著名的一部短篇集《逃离》，该书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十佳书籍之一。书名取自短篇集中的一个同名故事，这个故事被放在了全书开头。
想要逃离的那个女主人公名叫卡拉。卡拉的人生发生过两次逃离：第一次是18岁的卡拉跟着男友克拉克私奔，离开了原生家庭；第二次则是卡拉试图从脾气暴躁、掌控欲强的丈夫克拉克身边逃离。
第一次她算是成功了，但第二次她失败了。第二次逃离的过程，卡拉得到了邻居西尔维娅的支持和帮助。她给了卡拉路费，又替她联系好自己在多伦多的一个女友——在找到新工作之前她都可以住在人家家里。
这帮助或许来得太快也太积极了一些，很多读者们大概都会这么觉得——在这个哭泣的女孩真正想清楚自己要什么之前，她就换好衣服，给丈夫留下字条，拿着西尔维娅给她的路费和简单的行李，登上了大巴。
车还没开出多远，卡拉就恐慌万分地下了车，哭着给家里打电话，求丈夫来接她。
当晚，克拉克敲开西尔维娅的家门，把她借给卡拉的衣服还给她，并告诫她别再来管他家里的事。
正在局面无比尴尬紧张的时候，之前卡拉走丢的山羊突然出现，吓了两人一大跳，却也意外地缓解了他们之间的敌意。
然而，克拉克没有把妻子心爱的小山羊带回家。他如何处置了它，以及为何不带它回家，成为故事结尾的谜。卡拉后来从西尔维娅写给她的信中得知了此事，她迅速烧掉了这封信。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卡拉控制着自己，不去那个很可能散落着小山羊尸骨的地方散步。她不想去探究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这个男人，究竟还隐藏着怎样的阴暗面。“她抵抗着那样做的诱惑。”
叁
在媒体有关最近这一新闻的配图中，无一例外地出现了门罗的照片，有些还有她女儿安德莉亚的。那个男人——门罗的第二任丈夫杰拉德·弗莱姆林的模样，则从未见诸报端。
根据门罗之前在访谈中的描述，年轻时的弗莱姆林应该是个很有魅力的人，门罗曾在接受《巴黎评论》访谈的时候提到，她刚上大学的时候就迷上了他。“他是二战退伍军人，我们之间差了七岁……他为某本文学杂志写诗，言行举止有些危险，还经常喝醉酒什么的。”
从这一亲口描述，以及门罗的其他多部作品中，大致可以判断出：她喜欢那种比较有“野性”的男人。
在《破坏分子》中，虽然贝娅不愿意承认，但事实上，她之所以受到拉德纳的吸引是因为他“粗鲁、暴躁，甚至有点儿野蛮，他脸上的伤疤在枝叶间透出的阳光下就像是闪闪发光的勋章。”
在《逃离》中，吸引卡拉的克拉克是个身手矫健的马术高手，“追他的女人多了去了。”当然，这个男人同样脾气暴躁，动不动就会跟人吵架。
“你脾气也太火爆了。”卡拉说。
“脾气不火爆还算得上是男子汉吗？”克拉克说。
这些具有侵略性性格的男性，无疑是小说描写的好对象，他们很容易制造问题。但在生活中，在真实而具体的生活中，这些麻烦和问题，会给他们的女人带来多少烦恼，也无需多说。
在《破坏分子》里，贝娅“真正的想法”是——有些女人，像她这样的女人，可能一直都在追寻一种可以容纳自己的疯狂。“如果不是生活在一个男人的疯狂之中，那么和他生活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在门罗的笔下，道德评判是不存在的，她不会去质问谁。在她的故事里没有道德上的拷问，文学艺术的价值从来就不在于道德，而在于真实与深刻。
她事无巨细地展现生活本身的矛盾与真实，描摹人性的本来面目；她用淡淡的笔触记录下生活的平淡时刻，同时又在这些看似平淡甚至枯燥的画面背后，悄悄埋下悲剧的引线。
2005年，门罗接受了澳大利亚国家广播公司的采访。她回忆起年轻的时候，曾经认为自己“非常果断，不会受生活所主宰。”
在《破坏分子》中，女孩莉莎看着贝娅想：要是愿意的话，她很能给人安全感。“她所需要做的只是把自己变成另外一种女人，那种规矩严格、界限分明的人，动作麻利、精力旺盛、毫不容忍……这个能解救他们的女人——能让他们都变好。”
但多年之后，门罗意识到“人生中随时都会有各种力量，让你无法看清当时的现实。”
“我们有时不得不做出那样的选择，为了保护自己而采取可能事后看来有些不近人情的行为。”当时已74岁的门罗说，“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满足每个人对我们的需求。”
在《破坏分子》中，丈夫已病逝、自己也已老去的贝娅，在她那疏于照料的大房子里，一边沉思一边喝酒，“这在别人看来像是一种缓慢的堕落，但在她看来，这却是一种伤感的快乐，就像是一场大病的恢复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