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开始加速砸铁饭碗了？根本原因，就一个…
01
挤进体制内
2024年高考正在进行中，今年有1342万考生报名，创下历史新高。
在前天的文章中写过，1342万考生中，还有大约413万的复读生（占高考人数的三分之一），而2024年本科录取名额预计为450万。
未来，还会更卷。
比高考更卷的，是就业。
教育部去年年末披露，2024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179万，同比增加21万。
毕业季即将来临，这上千万的大学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结果将会如何？
智联招聘不久前发布的《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今年，大专学历应届毕业生获得offer的比率最高，占比56.6%，且高于去年的54.4%。本科、硕博学历应届毕业生的offer获得率分别为45.4%、44.4%，均低于去年的47.5%、56.7%。
学而优则仕，何况在如今就业受困的大环境中，进入体制内的欲望，更加强烈。
期望进入国企的毕业生比例连续5年上升，从2020年的36%持续上升至2024年的47.7%；而期望进入民企的毕业生连续5年下降，从2020年的25.1%持续下降至2024年的12.5%。
除了进入国企，考公的人也在逐年增加。
第一财经披露，2024年国考报名人数高达291万，较去年同期新增41万人，创下历史新高。
市场就业环境不好的时候，想要进入体制内的人就越来越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逻辑。
但是，在公务员报考人数不断创新高的背景下，另一个消息也传来了，体制精简正在提速。
02
砸碎铁饭碗加速了
澎湃新闻6月7日报道，已经有多地公布了这一轮行政精简的比例，2%到5%不等。
比如四川内江市发布的《内江市机构改革方案》提出，结合部门职责任务和履职情况，按照3%比例对市级行政编制进行核算精减。
河南省漯河市发布的《市直机关行政编制精减和核定专项方案》提出，对市直机关行政编制采取“一刀切”的办法，统一按3%的比例精减，共精减54名。
甘肃省发布的《甘肃省行政编制精减方案》，按照5%的精减比例，扎实推进行政编制精减工作。
今年2月份，人民网山西频道今年2月关于本轮山西省机构改革的报道称，此次改革，总的厅局级机构不增加，同时还将逐步缩减省、市两级的公务员行政编制，省级将减少3%编制，市一级至少减少2%编制，腾出来的编制将加强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工作和基层人员力量。此外，省直机构领导班子人数也将有一定比例的减少，一般不会超过4人，和之前的动辄八九人相比，减幅巨大。
事实上，对体制内的精简，山西早在2020年就开始了。
2020年4月，在山西省选取了忻州市河曲县、临汾市浮山县、太原市娄烦县、吕梁市石楼县、晋中市榆社县、长治市黎城县6个人口不足20万的小县开启整编改革试点。
截至去年，太原市娄烦县，改革前35个机构，改革后精简了13个，只保留了22个机构，相当于精简了37%。事业单位从之前的62个精简至40个，精简了35.5%。
山西拉开序幕之后，叠加三年黑天鹅大背景，期间财政收入有所下滑，经济复苏压力举步维艰，于是在去年年初，中央定调了全面机构编制改革的方案。
去年年初，官方发布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明确提出：
中央国家机关人员编制精简5%的目标，还要求地方也要着手精简。地方党政机关人员编制精减工作，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结合实际研究确定。县、乡两级不作精减要求。
之后各地陆续开始执行。
中央机构方面：
据中国机构编制网10月12日披露，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调整相关国务院组成部门、直属事业单位职责机构编制的通知，涉及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
其中央行核减了30名行政编制、6名司局级领导职数。
地方上：
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临汾市浮山县、太原市娄烦县、吕梁市石楼县、晋中市榆社县、长治市黎城县6个人口不足20万的小县，早在2020年就开启了整编改革试点。
去年，湖南省古丈县、安徽省4个常住人口较少的县（区）、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江苏、湖南、湖北、内蒙古、江西等都已经开展了整编改革试点。
此外，还有一大批地区正在清退编外人员。
进入2024年，速度开始加快。年初的时候，各地就纷纷行动了起来。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自2023年12月以来，至少已有江西、北京、天津、湖南、贵州、上海、河北、甘肃、云南、江苏、青海、陕西、广西、福建、四川、湖北、重庆、广东等18个省份相继召开会议，部署、动员机构改革工作。
03
精简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关键问题来了，对体制内精简，是出于什么原因？原因并不复杂，公务员队伍庞大，财政吃紧，再叠加人口通缩，小县城收缩，人浮于事现象越发严重。
体制内人员越来越多，国家财政就越来越大，不堪重负。
看一组数据。
有机构算过一笔账：
中国财政中，向政府雇员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政府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近十年来不断上升：从2012年的33%左右，提高到了2019年的超过50%，再到2020年以后的超过60%。
比如某西部省份人口小县，总人口仅4万余人，但财政供养人数近2500人，全县总人口数与财政供养人员比例为16.9:1。
这种状况放在过去经济整生日上、财政狂奔的年代，或许还可以运转自如。然而，在内外环境变化的今天，必须要进行机构编制改革才行。
从财政角度来看，我们的财政在黑天鹅平复之后，2023年增长不错，但结构性不确定性仍较大。
我们一直以来的现状是，中央有钱，但地方有缺口。但中央的财政盈余，也只能填补地方一半的缺口而已。
从上图可以看到，中央需要填补地方的缺口在逐年扩大，压力也越来越大。
这一点可以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角度看到。
财政部数据显示：
2023年中央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首次突破10万亿元，达到了102945.19亿元。
这一数据，创下历史新高。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财政部、各地统计局
转移支付压力加大的同时，地方政府另一个钱袋子卖地收入，在快速缩水。
我们知道，中国八十年代初，开启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的模式，赋予了地方更大的行政权力各种它能控制的资源，并且把这些资源经济化。其中土地资源便是其中之一。
各地卖地收入都是归于地方政府使用。
全国卖地收入，自2021年见顶之后，已经两点跌，2023年只有57996亿元，相较于高点时期，下跌了33.38%。
最关键的是，进入2024年，趋势并没有改变。财政部数据显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0536亿元，同比下降10.4%。
卖地收入是地方的主要钱袋子，对于很多经济、产业薄弱的地区来说，更是维持运转的主要力量。
这部分收入跳水，财政吃紧程度可想而知。
最关键的是，还有被摆上台面的地方债。去年以来，中央开启了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缓解地方的三角债压力。
去年8月份，财新网发布的一篇周刊《怎样消化地方债》中披露了一个消息：
中央银行及金融机构将参与一揽子化债，其中包括安排特殊再融资债券大约1.5万亿元，但获得特殊再融资债券额度较多的某个西南部省份需要付出一些代价，其中包括将公务员缩编20%。
西南部省份，将精简20%的编制人员，也即要砸碎20%的编制人员饭碗。
以此看来，缩编已经成为减少地方财政压力和债务负担的重要途径之一。
比如，在精简之下，山西娄烦县精简人员编制341名，下沉乡镇人员编制56名，节约人员经费3410余万元，运行经费约990万元。
山西石楼县精简力度同样大，党政机构精简了37.1%，事业单位精简了31.1%。节省了5000多万元的开支，人员经费减少了2200多万元。
湖北十堰，官方披露数据显示，通过清理规范，当地编外人员比上年同期减少326人，减少率达9%，节省财政成本约1500万元。
今年1月8日，江西南昌市第二十八中学考点，几名考公的考生在察看考场安排表。（图片来源：中新社）
04
小县城合并也是大趋势
在之前写这类事件的文章中，我提出过，除了对机构编制改革进行精简外，还应该做的是收缩小县城乃至小城市。
据统计，在全国2000多个县域单位中，人口在20万以下的多达400多个，其中5万人以下的袖珍县（市）有80多个。
5万以下的小县城，完全可以采取合并的方式，或者并入大的县城。这是精简编制最快最好的方式。
而且随着人口减少速度加快，这些小县城还将变得更加迷你。
上个月，本号梳理过一遍公布2023年常住人口数据的城市情况，发现：
目前公布023年常住人口数据的270个城市，157个人口在减少，5个持平，108个增加。
去年的结果，公布数据的268个城市，143个城市人口在减少，2个持平，121个在增加。
人口减少城市在进一步增加。
人口持续减少之下，乡村、县城乃至城市合并、消失，是趋势。
以日本为鉴，自2009年达到人口峰值以来，日本总人口已经连续14年下降，从高峰时期的1.285亿人减少到如今的1.24亿人。
14年时间里，人口减少了450万人。
随之而来的影响是，不少市镇乡村面临消失的风险。
不久前，日本民间组织“人口战略会议”（the Population Strategy Council）近日在人口战略论坛上发布的报告显示：
由于人口减少问题严重，日本有744个市区町村（即中国的市镇乡村）面临消失风险，占日本全部市区町村总数的40%以上。
中国在过去四十多年的城镇化运动中，已经有不少乡村消失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农村人口见顶于1995年，当年农村人口85947万人。到2023年，农村人口只剩下47700万人。这4.77亿农村人口中，还有相当一批在外打工，并未待在农村。
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让农村人口大举进城，很多人在城里安家落户，没能落户的，也都在城市讨生活，或者在县城安家落户。
别看过年期间农村一片热闹景象，平时大多数农村都是一片阒静。农田荒芜，从前的万家灯火已经变成了只听蛙声不见人语。
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农村合并模式，将两个乃至几个人数越来越少的村合并为一个村。
早在2017年，新华网等多家官方媒体就披露过一组数据，自2000年至2010年，我国自然村由363万个锐减至271万个，10年间减少了90多万个，平均每天消失80到100个，其中包含大量传统村落。
如今全国人口进入负增长阶段，这种消失速度必然会加快。而且，还会有不少小县城消失。
在这种背景下，合并村、乡镇、县城乃至城市，既是顺应时代的举措，也能减少体制人员从而减轻财政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