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长臂监控，海外留学生及家人成受害群体
近年来，中共的长臂管辖愈演愈烈，留学生也成为受害群体。遭到中共迫害的留学生告诉大纪元记者，跨国镇压是非法的，“直到现在为止，对于留学生的各种各样的压力都是存在的”。
国际特赦组织5月12日公布的调查报告《在我的校园里，我很害怕》，讲述了中共针对留学生的跨国镇压。这份报告是2023年6月至2024年4月期间国际特赦组织对欧洲和北美八个国家的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留学生在海外留学期间遭受的“跨国镇压”进行案头和实地调查的结果。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又称为大赦国际），创立于1961年5月，总部位于英国伦敦，是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报告中的“跨国镇压”指中共当局压制、控制或阻止海外中国留学生和其他人的异议和批评，侵犯人权的行为。
中共当局在中国境外限制学术自由和其它权利。国际特赦组织发现，针对学生的最明显、最普遍的跨国镇压行为依赖于一种非“治外法权”策略，即中国（中共）警察威胁或骚扰学生在中国的家人，要求他们停止参与海外政治活动。
国际特赦组织采访了32名中国留学生。接受采访的许多学生都强调，在海外留学期间，人们一直生活在对中国（中共）政府潜在监视和镇压目标的恐惧之中，而且这种恐惧造成的社会孤立和孤独感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国际特赦发现，打击造成的恐惧已经对海外学生在大学校园内外的言论、结社和活动造成了广泛的“寒蝉效应”，导致学生普遍的、主动的自我审查，这影响了他们的学术职涯的选择。学生甚至不敢在课堂上公开发言，如果有中国学生或教授在场，他们担心自己的言论会被汇报给中共当局。
研究显示，来自中国的海外留学生所经历的恐惧，往往不为身边的同龄人所理解，这让他们陷于社会孤立。一些学生主动切断与亲人的联系，以保护他们免受中共当局的攻击。在当局的压力下，有的父母切断了对孩子的资助。
由于跨国镇压造成的恐惧气氛，中国留学生的生活状况也受到威胁。一名欧洲学生告诉国际特赦组织，在有关该学生参与中共白皮书抗议活动的媒体采访发表后，他们被房东（一名中国公民）从租住的公寓中驱逐。他们甚至无法再在中餐馆或中国公司找到工作。
参加海外抗议活动的学生还遭到人身监视甚至人身攻击；有人被身份不明的人跟踪回家，遭“整夜”敲门；有人遭到死亡威胁。
表达政治诉求，家人被“连坐”
美国加州留学生王浩告诉大纪元记者，他于2022年11月在广东深圳参加白纸运动，遭警察逮捕，签了认罪书，后来还是被学校开除了，标注成自愿退学。出国留学后，中共大使馆和国内警察给他打过电话，但他没有接。
去年十一月份APEC会议期间，他去参加旧金山抗议习近平的游行，晚上他的母亲就发微信说警察找他们了，第二天、第三天父母全都失联了。后来听母亲说，父亲在派出所被警察踹，没有饭吃，不让睡觉，出来时身体状态很差。母亲转告他以后不要在网上发表言论。
“我父亲的生意也受到影响。之后我为了保护他们，停止了推特（X）的更新。他们为了让我回国，给我爸定了个失信人，让他没法给我转账。我的一张招商银行储蓄卡在交半学期房租时，余额从15万元变成了0，银行说我涉嫌诈骗，必须回国线下去派出所找某警官办理。”经济上的截断让王浩的生活变得困难，他被迫向美国政府申请了政治庇护，目前正在等待工卡。
对于中共的跨国迫害，王浩表示，“我认为这完全就是侵犯他国主权的问题。国际法的基础就是属地原则，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也有着美国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其中就包括言论自由。所以长臂管辖完完全全没有法理，这些中共间谍一定是要受到法律惩罚的。”
洛杉矶的留学生张俊杰十五、六岁就来美国留学了，先读语言学校，后读大学。后来父母也移民到美国一家人团聚。2019年爆发香港反送中运动，张俊杰开始投身声援香港的民主运动，于2019年11月底参加了中国民主党。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是香港人，对香港手足的遭遇非常同情。如果身在美国，我都不站出来为中国的这些民主异议人士发声，觉得愧对自己受到的教育，愧对自己的良知。”他说，“实际上直到现在为止，对于留学生的各种各样的压力都是存在的。”
因为张俊杰参加中领馆的抗议活动，并且接受过美国之音的采访，他在中国生活的亲戚受到了中共国安的上门威胁。2020年的1月，中共国安找到他的姑妈和表哥谈话，表哥告诉他不要回国，说他已经被警方备案了。
张俊杰说，还有一个女大学生，也是00后，她只参加了一次活动，广东的国安就找到她家去了，用工作威胁她的父母，还威胁她正在读书的弟弟，吓得小姑娘不敢参加活动了。
“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豁得出去的。”他说，“中共的这种跨国镇压的行为是极其无耻的，它通过威胁在国内的家人，威胁别人的软肋，来让别人达到妥协，我认为首先这种手段非常无耻。”
“如果说中共真的是不希望别人反对，那你就应该首先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在哪里？通过暴力和谎言维系着自己的统治，终究是不能长久的。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句古话‘防民之口胜于防川’，连坐的这种手段其实更能够彰显中共的这种专制之恶。它的这种手段不仅无法让别人停止反对中共，更会让别人从内心当中更加厌恶中共的这种统治。”
中共监控留学生的手段
张俊杰认为，中共控制人的手段基本上三种：洗脑、利诱和威胁恐吓。
他说，能出来留学的大部分都是家境比较殷实的，很多中国留学生实际上对美国也不了解，其实对中国也不了解。他可能没有兴趣去了解美国的制度、文化、体制，就是来镀金的。他们长期受到中共洗脑，中共只要稍加利用，这些人就会被忽悠了。
他举例说，2023年2月，在一次中领馆前纪念李文亮的活动中，一个小粉红一脚把李文亮的遗像给踢翻了，推搡抗议的人群，骂他们是“汉奸卖国贼”。随后这个小粉红被警察抓住了。
“李文亮是一个吹哨人，无论是什么样的价值观，从一个基本的人的道德良知判断我们纪念李文亮都没有错。李文亮也不是卖国贼也不是汉奸，我们纪念李文亮怎么能说是汉奸卖国贼呢？从道理上不通。”张俊杰说。
他特别提到，中国学生联合会大部分都是受到中共官方的影响的，每年新年、元宵节他们都能请到中共领事馆的官员来参加活动，其实这些学生联合会都是中共统战的对象，跟中共官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一些人就是通过利益诱惑，给你钱你去帮中共干什么，这种事情也很多。当通过利益诱惑、通过意识形态洗脑这些手段不行的时候，它就通过威胁和恐吓来针对我们了。”
特赦国际的报告指出，中共当局之所以能够监控中国海外留学生的活动，并对他们进行跨国镇压，部分原因是中共当局拥有广泛的审查和数字监控能力。在大赦国际的采访中，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经历了与中国大陆类似程度的审查，尽管他们身处海外。
张俊杰认为，中共的监控手段很多，微信是监控手段之一。他的微信被封号好几次，在时政群里发表评论、文章，经常被小粉红和五毛举报。
还有一件事情对他触动非常大。为了信息保密他转用Telegram这种本地的社交软件，不料在与一个上海朋友讨论如何声援编程随想阮晓寰的过程中，去年“六四”纪念活动的当天，他的Telegram突然被盗号（当天被盗号的有四五十个人），特务获取了他们的聊天记录的截图，导致上海的朋友被国安抓捕。此后这位朋友一直被监视、边控，与外界的联系也变少了。
中共花大力气搞海外统战和跨国镇压，张俊杰认为，是因为海外华人包括海外留学生其实是一股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从晚清以来的政治变革，海外华人都出了非常大的力气，北洋新军的军官大部分都是留学生出身，包括共产党早期也是从海外华人的群体当中发展起来的。
“所以他们非常清楚一旦海外华人和海外的留学生群体跟海外的中国的反对党和中国海外的民主党结成政治上的同盟，并且影响到中国的社会的时候，实际上对中共的统治根基是有重大威胁的，所以它对海外的华人、留学生用尽各种各样的方法进行统战、分化，包括恐吓、迫害。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张俊杰说。
如何帮助遭受跨国迫害的留学生？
大赦国际呼吁中国（中共）和香港政府停止一切形式的跨国镇压，希望所有政府机构充分有效地认识到跨国镇压是对人权的威胁，对中共的跨国镇压做出谴责。大学也有责任采取专门能够保护国际学生的政策和程序，保护学术自由。
从法律层面，报告指出，根据国际人权法和标准，国际学生无论在哪里学习，都有权享有与任何其他人相同的基本权利，并且他们的祖国和东道国都有义务尊重、保护和实现这些权利。
王浩表示，感谢美国政府和大学对他提供了足够多的帮助，包括financial aid（助学金）等等。“对于我们的保护有很多，但明显不够，我希望可以将中共间谍，这些违反《共产党人控制法案》（The Communist Control Act of 1954）的人予以逮捕。包括很多留学生，他们也一直有为中共做事，迫害本校香港、台湾、新疆和其他有不同政治理念的同学。”
张俊杰认为，海外的机构和大学可以从三方面帮助遭到中共跨国迫害的留学生。
他表示，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支持中国的民主化，学校、机构本身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立场。美国的学校、机构在跟中国进行合作的时候，不应该向中共妥协，尤其是在价值观方面。中美合作的前提是建立在平等的关系上，合作方要认同美国的价值观，认同美国学校的校园文化。
第二方面，应该给予中国学生更多的保护。比如，有的学生因为赞扬美国的言论自由遭中国网民的网暴，他父母的个人信息都被公布出来了，对他和家人造成很大的伤害和困扰。美国应该对这些留学生进行政治保护，也应该保护他们的家人，比如给他们各种各样的签证，让他们可以来美国生活。
第三方面，美国的学校或者机构应该做更多公益讲座，因为中国国内缺乏系统性的公民教育、民主教育，留学生、小粉红很多人年纪比较轻，价值观没有完全形成，尤其是中共疫情封控以后，很多人思想发生变动，应该抓住这种机会更多地去普及公民教育、普及中国的民主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