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差这么一点 习近平就成“烈士”
高新夜话中南海：从历史沿革研判二十届三中全会会以何种方式出台中央军委成员的变化内容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分析到了相比于对秦刚和李玉超的党纪处分决定也（小）有可能会被拖延到未来的四中全会上再宣布，笔者相信李尚福最难逃在三中全会公报中就被点名的命运----虽然他的全国人大代表职务至今还没有被正式宣布“终止”。理由是中共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所以中央政治局（此前）作出的对撤销（免去）李尚福中央军委委员职务的决定，依“法”应该会在三中全会上进行所谓“追认”的。
如果说中共党章中的如上规定内容早已经出现在从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上即已经公布的“旧版”之中，只是被在习近平亲自主持修订的最“新版”中得以保留而已，那么习近平于2020年9月28日主持召开的那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审议批准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可是特别强调了这一条，由此可见判断他习近平似不至于荒唐到弃自己亲自主持制定的这一条“党法”如敝屣的地步。
话题还是要从1981年6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说起，是次会议的内容之一是“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半个月后，中共即对外宣布了“杨尚昆为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免去耿飚中央军委秘书长职务”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共同决定。而在此之前的1981年3月，耿飚已经被宣布“兼任国防部长”。而这里所说的“兼任”，并不是指他以“中央军委秘书长”身份兼任，而是指以当时他正在担任的行政职务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兼任。这一段内容与本文主题无关，在此提及只是为了揭示当年的“老首长”耿飚军中失势才是习近平于1982年执意要脱下军装，改换仕途 “跑道”的根本原因。不然的话，假如耿飚此前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的身份能够持续到“对越自卫反击战”开打，习近平大概率会”主动请缨”，然后就大概率会被安葬在“麻栗坡烈士陵园”了。
图为2023年2月26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场。据报中共将在近期举行三中全会。
１９８２年９月中旬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出台的人事决定内容之一是“决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人选，分别为主席邓小平和副主席叶剑英、徐向前 、聂荣臻、杨尚昆（常务副主席）。但却没有宣布还有哪些人是（普通）中央军委委员。
在这里再插一句与本文主题无关的内容，这个近42年前举行的十二届一中全会，被会议公报对外明确宣布是“由胡耀邦、赵紫阳同志主持”。不过在是次会议上选举出的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排名次序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 李先念 、 陈云。
新华网：2014年12月20日，习近平视察驻澳门部队画面
十二届一中全会公报发出的半个月后，中共中央决定任命杨尚昆兼任军委秘书长，副秘书长为余秋里、杨得志、张爱萍、洪学智。同一决定的内容还有“中共中央军委由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组成，不设常委。由秘书长、副秘书长组成常务会议，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很重要，那就是1982年当年的11月26日至12月10日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武装力量。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实行主席负责制。
自此开始了“党和国家共同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历史。按照中共政权自己的权威解释：中央军事委员会既是中共中央的军事机关，又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国家军委与党的军委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其组成人员完全相同。党的中央军委与国家中央军委并存，同时向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负责。这种体制，既贯彻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又适应解放军已成为国家主要成分的实际，进一步完善了国家武装力量领导体制。
继而就是1983年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上选举邓小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军委）主席，并根据邓小平的提名，决定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为军委副主席，余秋里、杨得志、张爱萍、洪学智为军委委员。
也就是在这个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上，张爱萍还被赵紫阳提名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此前的国防部长，习近平的“老首长“耿飚则被迫转任二线职务：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而从1982年9月的十二届一中全会开始至1983年6月的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产生出新一届国务院为止的差不多9个月时间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耿飚已经既不是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当然更不是当时还没有挂牌的国家军委成员。
日后对于中共中央军委和国家军委这两个“牌子”的使用场合问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曾表示，对外时一般采用国家军委名义，方便对接；对内时采用中共军委名义，因为“党指挥枪”。
不过各位看官是否看出了“毛病”？那就是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上决定出的余秋里、杨得志、张爱萍和洪学智这四个（国家）中央军委委员，并没有在此前召开的中央全会公报中被宣布为（党的）中央军委委员。所以，从那以后的五年时间里的国防部长张爱萍所任职务的准确表述应该是：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委员、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接下来，1987年11月2日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发布的公报中，军委成员也只包含（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第一副主席、常务副主席的名单 ，即主席邓小平 、第一副主席赵紫阳和常务副主席杨尚昆。
（普通）委员都有谁呢？公报中未提，显然根本就不是是次全会涉及过的内容。
也是和五年前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之后随即发生的故事一样，十三届一中全会召开的20多天后，中共中央宣布杨尚昆兼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洪学智、刘华清任副秘书长。
委员还有哪几位呢？仍未提及。
1988年4月8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次日即按照邓小平的提名，决定赵紫阳、杨尚昆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国防部部长)、迟浩田(总参谋长)、杨白冰(总政治部主任)、赵南起(总后勤部部长)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其中的秦基伟是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就是说，此时产生的这一届国防部长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级别的。
到此为止，别的人不说，单说此前一届的国防部长张爱萍和此届的国防部长秦基伟，在被宣布为国防部长和国家军委委员的之前和之后，就从来没有被党的中央全会宣布过其（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
这种很不严谨的状况是从江泽民上台之后才得到改观的。不过，在江泽民于1989年6月被邓小平和杨尚昆亲率“驻北京戒严部队”护卫上台之后的当年年底的那次中央军委组成人员的变化的对外宣布形式，需要特别提醒关注。
1989年11月9日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公报发表的同时，还分门别类地发布了一份《关于调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内容包括江泽民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杨尚昆任第一副主席，刘华清任副主席，杨白冰任秘书长；免去杨尚昆秘书长职务，免去洪学智、刘华清同志副秘书长职务（其中的洪学智属于退居二线，于次年初被增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并在内部被宣布为党组副书记）。
而在此之前于当年6月召开的四中全会上，在宣布江泽民上台的同时，还宣布了“鉴于赵紫阳同志的上述严重错误，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
请注意，这里的赵紫阳虽然被宣布的是“撤销……职务”，但仍然被称同志并同时宣布“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据此，即将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无论对秦刚还是对李尚福，用这种仍然（或者是暂时）还称其为同志但要先逐出中央委员会再说的方式进行处理，也是笔者预判的可能性之一。
自江泽民成为党的总书记兼党的中央军委主席之后，便开始了日后所谓党、军、政新老交班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公报中宣布的中央军委组成人员，包括了主席江泽民和副主席刘华清、张震，以及（普通）委员迟浩田、张万年、于永波、傅全有。次年三月召开的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产生的（国家）军委组成人员没有区别。其中的迟浩田同时被宣布为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自此，党的某届一中全会上公布的中共中央军委成员名单和次年三月召开的某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宣布的（国家）军委成员名单终于完全一致了。
接下来的故事是，时任国防部长迟浩田于1995年9月在中共第十四届五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而同时在这个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决定的中央军委成员的变化内容中，还有增补张万年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排名迟浩田之前），增补王克（接任总后勤部部长)、王瑞林（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当年12月举行的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宣布了（国家）军委成员变化内容，当然与如上完全一致。自此便开始了一段表面上属于国务院部委的国防部的部长是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任的一段历史。
1997年9月19日的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出台的新一届中央军委组成人员中，副主席还是张万年和迟浩田。委员则是傅全有、于永波、王克、王瑞林。
次年三月召开的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迟浩田被宣布连任（国家）军委副主席和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自此又开始了一段国防部长是由党内的政治局委员和军内的军委副主席兼任的历史。
接下来发生的就是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上再度发生军委成员变化的情况，包括增补胡锦涛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增补郭伯雄和徐才厚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再往后发生的在党的某届某次中央全会上出台增补中央军委成员的例子就是2010年10月18日出台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出现了增补习近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内容。 当时的胡锦涛怎么可能会预想到此举可谓是为自己掘墓。
综上所述，只要仍然还以依“正常化“、“制度化”、“规范化” 为前提，那么某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人员构成被在当届的某次中央全会上决定其变化，既有明确的党规可依，亦有或免（撤）、或增的先例可循。据此，无论李尚福的罪名（错误）是轻是重，即将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公报）中居然未出现他的名字是不好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