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世35周年，耀邦影响今何在？
2024年4月15日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去世35周年忌日。当年他的去世引发了“八九学运”。在30多年后的今天，胡耀邦和“八九学运”的影响仍然在继续，延伸到新生代白纸运动的参与者。
“八九学运”后，中国政府在这位前领导人的去世忌日加强戒备。有人认为“白纸运动”期间江泽民去世可能也是促成解封的原因，以防止类似事件重演。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点燃了影响深远的“八九学运”。
张津睿对美国之音说，胡耀邦站在改革的一方，对学生有很多同情，这与现在的领导人形成巨大的对比。胡耀邦去世后学生自然聚集起来怀念他，期望延续改革的方针。然而八九之后，改革不但没有出现，反而还开倒车，现在的学生已经放弃从体制内求改革。
“胡耀邦这一生所做的事情肯定影响了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思考。现在学生的诉求和当时很不一样。当时反“官倒”、反腐败，还是在体制内试图运作。对于我们这一代，我们反对的是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政府，已经很少人对从内部改变中国还抱有希望了”，他说。
张津睿认为中国政府也从胡耀邦去世引发的事件中“吸取教训”，“白纸运动”促成当局解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江泽民去世，中国政府担忧局势升级，重演1989年的事件。
他说：“江泽民死了之后，可以看到共产党很害怕人们以悼念江泽民为理由聚集起来。这就是当年胡耀邦的死亡给共产党的一个经验，一定要做出某种政策上的让步，不然对于学生群体来讲可能会升级。所以江泽民死之后没有多久，中国所有这些清零政策也都解除了。我觉得是类似的历史事件让共产党做出这个决定。”
前领导人去世 中国政府如临大敌
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1989年民主抗议运动期间在上海担任华东化工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和《思想家》杂志主编。他认为胡耀邦和赵紫阳主政时是中共建政70多年中最好的十年，中国政坛现在已经没有，也不大可能出现像他们这样的人物了。
胡耀邦、邓小平等人在1978年底主导的“平反冤假错案”，至1982年底平反了300多万件中共建政以后的错案，包括为文革时期受迫害致死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平反，以及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洗刷罪名。
陈奎德表示，在中共体系内为被压迫的人平反昭雪，势必蒙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他认为胡耀邦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起到的作用是第一位。
陈奎德对美国之音说：“虽然胡耀邦是个共产党人，但正因为他是共产党，而且是首脑来做改革这个事情，在整个中国共产主义体系里面敢于推动，他面临的巨大精神压力、政治压力和各个方面的压力，包括老人帮的一些压力，不下于林肯总统解放黑奴。”
陈奎德认为胡耀邦对当时青年学生产生巨大影响，大学生群起示威，呼喊要改革、要新闻自由、反腐败等口号，要求中国和世界主流接轨。胡耀邦在推动中国的进步方面做出贡献，但也付出相对应的牺牲，被迫下台。这让当时的大学生怀抱歉疚心情，而这种情绪在他去世时爆发。
“他们觉得胡耀邦是代他们受过受罪，所以希望能够还胡耀邦一个公道。因此出现如此巨大的要求，我想胡耀邦在中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说，“他的影响现在还存在并延续，虽然被后来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倒行逆施政策给压制下去，但是它终会起来的，会推动中国的历史向前进。”
陈奎德认为胡耀邦若是地下有知，看到习近平势必会觉得他是“不肖子孙”，断送了他们当年极力推动的改革开放的事业。他说，习近平当政后，开倒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避免类似“八九学运”的事件发生，做了各种各样的防范措施。而江泽民的去世很可能促成了“白纸运动”要求的解封。
陈奎德分析说，死亡变成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驱动力。平时的社会死气沉沉，老百姓不能发出声音，也不能有自己的见解。只有在面临政治性的大事件，也就是政治大人物死亡，社会才稍稍可以透点气。
他说：“因为中国文化传统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死者为大。大家对于死者基本上是心怀某种敬畏，觉得不能亵渎死者。所以在人们悼念死者的时候，一般各个压制的方面都开始会有所畏惧和收手。所以使得有些事件，民众的情绪可以在这样一个历史的缝隙中间爆发出来。”
1976年，中国前总理周恩来去世后引发“四五天安门事件”，民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并提出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的要求。陈奎德说，同一年，毛泽东的去世更是“给了中国一个恩赐”，将中国从“27年祸国殃民的政策下解放”，走入改革开放。而胡耀邦去世引发的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更是历史上前所未见。
“好几起重要的大人物的死亡都引起了社会变动和觉醒。大人物的死亡事件是中国政治的一个松动口，使得中国累积的民怨有可能在短时间爆发出来，从而使中国有所改变。”
《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对美国之音说，1989年开春之时，已经能感受到来自民间对自由化的要求。那一年是中共建政40周年，也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和“五四运动”70周年，本身即是引人注意的日子。
“在共产党那种统治之下，没有民间的组织，也没有新闻的自由，因此尽管很多方面，尤其年轻人有这么一种强烈的冲动，要表达他们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但苦于没有一种方式来表达。而在这个时候，胡耀邦去世就成了一个信号，”他说。
当年听闻胡耀邦去世的消息，胡平预感会在中国引起很大的风潮，就像1976年的四五运动一样，这起重大事件将成为号召。
“这个事件本身有它象征性的意义，因为胡耀邦是最有自由化倾向的总书记。当年他因为所谓‘反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职，那么他的去世自然唤起千千万万人的这种不约而同的感受。所以后来就发生了以纪念胡耀邦为名，最初以此作为一种号召的‘八九学运’，”他说。
最开明领导人精神永存
胡平认为当今的中国政坛不但看不到胡耀邦式的人物，习近平上台后，中国的政治环境更没有这类人的容身之处。
他说，胡耀邦能担任党内高层，甚至一度担任总书记，也有其历史脉络。本来像他这样的人物，在中共体制内很难上升到最高层。文革之前，胡耀邦“红小鬼”的出身让他在党内受到排斥。文革爆发后，他和其他一些比较开明的领导层都受到批斗。
“但是，正因为文革搞得太过极端，最后引发了党的重大变化，物极必反。不但在民间，在社会上，包括党内高层，像胡耀邦这种人物反而能够脱颖而出，”他说。
胡平说，文革从反面推动中国内部的改变，使胡耀邦能够一时之间成为中共领导层名义上的第一号人物。但到六四之后，中共党内的开明温和一派都受到打压，纷纷出局。习近平上台后实行更严厉的管控，“我想如果胡耀邦死后有知，他一定会对今天的中国的政局感到非常悲哀和沉重。”
胡平表示，自己1979年参与“西单民主墙”运动后，团中央派了几个调查组进驻他所就读的北大，当中来自团中央系统的人最为开明，对他们的活动也最表同情。而在邓小平等党内高层主张压制民主墙时，胡耀邦能表达反对，并且提出对这种自由的同情和支持，是非常了不起的。
陈奎德也有类似的切身经历。1983年他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于桂林一场学术会议上发表了批评中共意识体系形态的言论。回到复旦后，当局开始了“反对精神污染运动”，他的名字出现在校方名单最前列。他被停学了几个月并被要求重新学习马列主义等思想，心中担心受到更多处罚。
陈奎德感谢胡耀邦在28天后发起“拨乱反正”，他受到的处分就此翻案，年轻学生受到的压制得到解除。
他说：“胡耀邦当时在上面把这个事件翻过来，对于我们大家都有一个人生解放的作用，所以我个人某种意义上，因为我也被停学了好几个月，有些人说可能要被发配到青海。”
“中共高层的任何一个动作，都涉及到千千万万的人，涉及到非常重大的命运攸关的事情。所以对胡耀邦先生，我个人是心怀感激的，”他说。
胡平认为中共有意在纪念活动中压制胡耀邦的自由化思想，因此每逢遇到他的忌日，往往以一种比较低的规格纪念，并且只提到他的廉洁和亲民。这让后来的人因为不了解当年的情况，造成了错误的印象。
“但是我相信胡耀邦的精神不死，因为它代表的是社会要求自由化的一种精神。从他反对压制言论自由，对不同异议上的这种容忍，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说就已经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这种精神对未来中国推动政治的民主转型，有非常大的价值，”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