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徒劳遗产
圣诞节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愈发威权的终身领导人习近平庆祝了毛泽东的130岁诞辰。
习近平率领政治局常委在人民大会堂为这位人类近代历史乃至全人类历史上滥杀无辜的头号屠夫、臭名昭著的红色皇帝献上追思。委员们在这位大刽子手的雕像前三鞠躬，缅怀他的“丰功伟绩”。
习近平称：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中国人民必须“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确保我们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习近平在去年早些时候说，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发展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作者的引文，结合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原文有补充和校正。——译注）
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习近平的意见。在最近一次中国之行中，我遇到了一位学术界的同事，他表达了沉重的悲观情绪，他表示，这样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其他人感同身受。他观察到，以往，每隔五年或十年，有新的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选出时，他们至少可以期待一些变化。
但不再有这回事了。习近平不只是终身的国家主席，党也在迅速回归毛泽东时代的习惯做法。
但习近平并非唯一陶醉于这位伟大舵手的所谓丰功伟绩的人。毛泽东的出生地在湖南省南部，我去过，那里长期以来以成为重要旅游目的地。今天，那里可能是中国唯一一个异见人士可以秘密推销革命的地方。正如《日本经济新闻》对本次诞辰纪念活动的一则报道指出的那样，“周二，参加纪念活动的年轻人看上去特别倾向于高呼在他们的措辞中被认为更极端的口号，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红卫兵使用过的那些，如: “革命无罪！”和“造反有理!”（周二，即2023年12月26日。——译注）
但随着习近平集中权力，我想知道这些年轻的游客认为他们在反抗谁。
眼下，习近平的权力似乎不可撼动。但毛泽东在世时也是如此。几乎是他一去世，政策就开始变化，甚至之前就已经转向。一二十年内，这个国家已变得几乎面目全非。
对毛泽东的某种热爱是真实可信的，他也保留了一批狂热的信徒。几年前，我参观他在天安门广场令人印象深刻的陵墓时，队伍排得很长。到达入口通道处毛泽东的巨大铜像之前，许多人从小贩那里购买鲜花。一些参观者似乎确实被情感冲昏了头脑。但赢家最终是资本主义: 在出口，所有人都会路过兜售定价虚高的毛泽东小饰品的货摊。
共产党继续尊奉毛泽东，维持其革命头衔，这令人尴尬，但很难令人惊讶。毛泽东仍是中国最著名的象征之一。他的画像悬挂在天安门广场北边的天安门上。他的陵墓占据了那个空间，比弗拉基米尔·列宁阴暗潮湿的墓地令人印象深刻得多。毛泽东的面孔装饰着中国的货币。
这一切都建立在成堆的尸体上。共产党凭借打击所谓反革命、地主和其他敌人的运动巩固了权力，致死大约五百万中国人。1950年，毛泽东决定介入朝鲜战争，拯救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大约二十万中国士兵以及闻所未闻的数千人在这场延宕两年半的战争中失去了生命。1956年，毛泽东发起“百花齐放”运动，鼓励人们畅所欲言。在受到批评而不是赞美之后，他显然深感震惊，以反右派运动作为回应，在这场运动中，数百万人遇害。
1958年，天马行空的毛泽东提出了他当日最糟糕的构想，即所谓大跃进，同时实行农业集体化和制造业分散化。对死亡总人数的估计差别很大，但或许最全面的记录来自一名党员和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认为: “大饥荒造成大约三千六百万人非自然死亡，出生人口减少四千万。”
毛泽东最后一次步入纯粹的疯狂状态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内清洗、内战和社会崩溃的残忍混合，可能导致多达两百万人死亡。
毛泽东的去世几乎和他在世一样重要。务实的革命家邓小平赢得了随后的权力斗争，推动中国走上了经济改革的道路。但与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拒绝政治自由化，并一手导演了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镇压，随后清洗了数百万党员。
共产党承认毛泽东犯了错误，但它无法完全放弃这位建国之父留下的遗产。官方意见认为，毛泽东的正确有七分。（对比一下苏联的赫鲁晓夫，他之所以能够彻底清算斯大林的遗产，部分是因为，列宁提供了另一位方便的国家创始人。）
即令在天安门之后，中国仍比毛泽东时代自由得多。但那也是过去的事了。几乎在每一个方面，习近平都在推动他的国家退步。
独立记者和人权律师消失殆尽。互联网管控更趋细密。对教会的打压更为严厉。学术交流受到更多限制。对西藏人、维吾尔人和香港人的控制已经转移。企业成立了党支部，商业被用来服务于党。
习近平大大强化了党的控制和对个人的控制，并通过宣传和强制手段坚持要求每个人都像他一样思考。他试图控制历史，展示对党的血腥历史田园诗般的讲述。个人崇拜兴起，尽管看上去是敷衍了事，缺乏更经常围绕着毛泽东的那种热烈和激情，至少在后者在世时如此。
习近平向毛泽东主义退却的一大麻烦是毛泽东的不在场。理当给予后者应有的尊重: 从一开始，他就魅力十足，发愤图强；他接手了一场羸弱而分裂的运动，从失败走向胜利，摆脱了几个世纪以来的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束缚。相比之下，习近平是一个面目苍白的官僚，他小心翼翼，继承了其他人创设的党的系统。他没有用残忍和血腥的手段争得毛泽东那样的权力，却希望拥有毛泽东那样的控制。
反对意见是存在的，但也是徒劳的。《华尔街日报》记者魏玲灵（Lingling Wei）报道过一次会议，在那次会上，一位曾参与股市改革的形影孤单的自由派管理人员示意她到会场的一个角落。“……他称，‘要求上市公司成立党委，整个事情与我们以前的努力背道而驰’。然后就离开了，其他什么也没说。”
事实上，若非有经济成就，在政治情绪方面，中国可能正在倒退，滑向苏联那种情况。人们的生活仍比以前富足得多，但一种厌倦感，甚至是绝望感，折磨着那些渴求个人自由，希望享受自己的物质财富和个人机会，以塑造他们周围的社会秩序的人。习近平就像是勃列日涅夫，坚持认为没有灵魂的官僚是社会的中心。
最差者将登上顶峰，这似乎是每个国家的命运。但正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预言的那样，在共产主义体制下，这种情况将更常见。
中国正在证明这一规则。曾经有毛泽东，现在有了习近平。习近平庆祝了毛泽东的诞辰，希望不会再有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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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道格·班多（Doug Bandow）/美国加图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译者：听桥
原题：“The Futile Legacy of Mao Zedong”
原文出处：美国《外交政策》网站，2024年1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