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代并不都是草包
颜纯钩评论分析文章：因为早前红二代上书反习的事，看到罗点点的名字，因此想起几位我认识的红二代作家。红二代并不都是浮夸草包，他们中间也有出类拔萃的人才。
罗点点是原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的女儿，九十年代中，忘记通过什么关系，罗点点一本书稿来到我手上，书名很朴素，就叫做《点点记忆》。二三十年过去，现在只记得那是一批回忆文章，大概写到她家庭和个人的一些往事。
罗点点的文章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朴实无华，对人生世相的观察细致入微，笔底有感情，但感情又相当内敛。她的文章没有宏大叙事，说的都是家庭和个人的经历，但因为处在那个“火红火绿”的时代，所以她那些经历，也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
可惜后来就和她断了联系，她好像也没有再写过太多文章。她从外国留学回来，一直从事专业工作，没有当官，也没有发财。
另一位不可不提的红二代作家是戴晴。我没有出版过戴晴的书，但一直是她的读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报告文学最红火的年代，戴晴写过不少很有影响的报告文学，记得有《储安平与党天下》，写延安整风中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戴晴在红二代作家中是文字相当好的一位，她很有思想，擅长搜集和组织资料，她的文章都言之有物，反映历史困境与时代精神。戴晴又是红二代中介入现实政治最多的作家，她和当时改革派知识分子交往密切，以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因支持学生运动被捕入狱，坐了共产党的牢。此后她的创作自由应该受到很大限制。
戴晴是叶剑英的养女，她的亲生父亲是烈士。叶剑英子女不少在官场与商界出人头地，戴晴算是离经叛道的一个，一直站在民间立场，正因如此，更值得人敬重。
大概是2010年后，戴晴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新书《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与他的时代》，也是为中国知识分子鸣冤的作品。有一天出版社借了天地门市部开发布会，我到门市部和她见了一面，但因人多，也没有机会交谈。
红二代作家中最杰出的应该是刘亚洲，我和他没有见过面，但他在香港最早出版的一本书是我经手。那本书是全面描述天安门事件始末的长篇报告文学《广场》，说是他的书只基于我的推测，作者署名刘季，说是二十六岁的军队卫生员，书中有她一张照片，不过只是背影。
早在读《广场》之前，我就读过不少刘亚洲的作品，他当年也写一些报告文学。他才气纵横，文学修养极好，思想大胆出位，文字放恣，如果专心做作家，他一定比现在闻名天下的很多作家有更高成就。
因为《广场》的书稿是刘亚洲转来，我又熟悉他的笔法，一过眼我就肯定，这分明就是刘亚洲自己的手笔，不过鉴于六四这样的敏感事件，他想隐姓埋名而已。这本书非常客观，全面描述六四的背景与经过，虽然是六四后写的，也没有站在政府的立场，他只是“依书直说”，一条线写官方内斗，一条线写民间抗争。文字是刘亚洲式的佻脱不拘，也有不少现场拍摄的照片。对于后世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本书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见证。
刘亚洲有政治家的恢宏眼光，他任军职时曾化名潜入台湾，私下到金门考察，写出描述金门战役的长篇论文，详解共军渡海作战失败的原因，据闻曾给他带来不少麻烦。因为直接剖析中共的失败，也算是石破天惊，当年看这篇长文看得津津有味。
刘亚洲主张中共应该亲美，他又曾亲临韩国，推动中韩建交。他写过一批论述中国现实政治与外交政策的文章，曾经由天地图书出版了三本文集，不过并没有在海外发行，书印出来后直接交给作者，大概拿到大陆去送人了。
刘亚洲既是李先念的女婿，本身又才高八斗，当然看不起习近平。他恃才傲物的性格，可能因言获罪，被关到秦城监狱就合乎中共逻辑了。我很同情他，不只因为他的才气和思想，还因为他之亲美主张，才是合乎中国利益的外交路线。当然，他与戴晴还是不同，他基本上站在中共的立场说话。
还有一位红二代作家叫权延赤，他是我接触最多的军队作家。他父亲是原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权延赤文字清通，擅长采访，他写过很多中共第一代领导的传记式文章，我经手出版他好多本书，也与他有比较深入的交谈。
有一次我在深圳和他见面，他带我见了老毛的女儿李讷。李讷个子非常高，胖呼呼的身裁，穿戴非常老土，像北方农村的大妈。我们只是握了手，寒暄两句。我想起这个文革初年大出风头的《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只觉相当讽刺。这是题外话了。
另一位红二代作家是陶斯亮，她父亲是文革初的红人陶铸。陶铸被老毛从广东上调中央，一去就变成中央排名第四的重臣，但与四人帮合作不顺，只红了一两年就被斗病死。我没有接触过陶斯亮，不过读过她一些文章。她后来没有走写作的路，去主持全国市长协会的工作，慢慢也就消失在公众视野中了。
红二代中有正直诚恳、有思想有文才的人，也有骄横无能之辈，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悲剧便是，永远都是那些奸邪之徒上位，而有民胞物与情怀的人，只能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