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工系”备受重用 成腐败高危区
在中国这个对权力的监督原本就不足，腐败隐患未根除的现实中，要在军工领域里有效并持续反腐，难上加难。
在中国火箭军原司令李玉超、原政委徐忠波等领导层被“一锅端”、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巨干生神秘消失，以及国防部长李尚福被免职的数月后，全国政协主席会议12月28日决定，撤销三名军工企业高管的全国政协委员资格。
被撤销资格的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吴燕生、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刘石泉，以及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副总经理王长青。 三人中，吴燕生和刘石泉都是特大军工央企一把手，地位显赫。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是世界500强企业之一，60岁的吴燕生还曾获先进个人称号、突出贡献奖等多项荣誉。
外界相信，至今被曝光的“出事”人员恐怕只是冰山一角，今年中以来受调查的军方与军工央企高层已逾千人。 这轮整肃风暴所剑指的，也正是军事工业领域，尤其是其中采购领域的人员。
具有学者气质的李尚福本人就是军工系的代表，他在航天工作和采购方面经验丰富。 李尚福1982年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工作约31年，负责过多项重大航天任务的发射工作。 他在2013年调入装备部门，历任装备发展部（2015年军改前称总装备部）副部长、部长，也曾短暂在战略支援部队任职，今年3月刚出任国防部长，10月就被免去防长职务。
12月26日，就在三名军工系政协委员被撤销资格的前一天，有中国“航母之父”称号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原中共党组书记、董事长胡问鸣因受贿近6000万元（人民币，下同），被判处入狱13年。 胡问鸣是中国首艘国产航母研制总指挥，2019年已退休，2020年5月被调查，他也是军工系高干之一。
这场雷厉风行、持续多时的整肃行动是对中国军工系的强烈震慑。 在中国政坛上，俗称的“军工系”是范围颇大的概念，包括航空、航天、核工业、船舶、兵器领域的技术官僚，也包括这些领域的科研学术人员。
过去10多年，中国投入大量资源推动军事能力升级，军事工业处于井喷式发展阶段，取得近年新军舰下水速度“像下饺子”、各型战机、导弹研发成功，技术上不断突破的成果。 这期间，军工系风光一时无两、不少军工系官僚踏入政坛并备受重用，有的还进入中央决策层，例如在本届中共政治局委员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以及副总理张国清都出身军工系。
不过，中国军工产业在快速发展中，因权力高度集中而造成的腐败隐患依然没有消除。 军工产业与军方掌握的资源越多，管理层面对的诱惑和腐败风险也就越高。 负责军备采购的装备发展部，以及研发武器的大型国企和火箭军一方面掌握着保家卫国的“重器”，一方面也变成腐败高危区。
国有军工企业虽然名曰企业，但主要目标是服务于军方的需要，运营方式难免带有指令生产的计划经济色彩。 在权力高度集中、掌握的资源极庞大，内部运作又高度不透明的情况下，腐败风险不容小觑。
高层的整肃行动从军队扩展到军工企业，则从侧面说明李尚福等军方高层落马，更主要是因为经济问题而非政治原因。 这次拔出萝卜带出泥、余波持续数月仍未停歇、波及面广泛的整肃行动，反映军工领域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也凸显中国在这方面亟待建立更有效的反腐模式，对权力进行监督。
军事装备的研发生产与采购有其特殊性，需要高度保密，不可能摊在阳光下让舆论进行监督，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亦然。 在中国这个对权力的监督原本就不足，腐败隐患未根除的现实中，要在军工领域里有效并持续反腐，就难上加难。
至于军工系技术官僚在中国政坛的发展问题，则需从长期与短期两个视角思考。
长远而言，军工系必然还会是中共重要的干部来源，出身军工系的精英们拥有科技与经济长才;他们在实践中锤炼而来的能力，以及他们在政坛中的特殊地位，使他们依然十分适合被吸纳到官僚体系中。 眼前的整肃风暴，相信也不会波及到已踏入政坛多年的“前军工系”高干。
但在短期内，军工企业精英要踏上仕途、在政治上更上层楼，估计会受到影响。 一方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一把手双双“出事”，可见军工企业内部人事震荡之剧烈，而被调查的对象范围肯定不止这两家企业;另一方面，既然军工系目前被定为重点反腐对象，那其中人员即使有潜力晋升，估计也得在行动结束、尘埃落定后，才会消除疑虑，得到充分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