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中国想要“向前进”，习近平在"忆往昔"
如今，习近平正恢复毛泽东时期的某些治理做法，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植根于中国往昔的、更为不确定的未来。
——作者：Lingling Wei
20世纪80年代，歌曲《明天会更好》在中国大陆引起了轰动，当时这个国家正从毛泽东治下的贫穷和动荡环境中走出来。
一句振奋人心的“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激励着听众，也是对开始相信未来更加光明的一代人的写照。
在今天的中国，人们正再次聆听这首歌，原因却截然不同。这首歌的视频正在微信等通讯应用上流传，常常附有一些言语表达对那个时代结束的伤感之情。
一位听者写道，80年代一去不复返了。另一位听者写道，别了，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但现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恢复毛泽东时期的某些治理做法，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植根于中国往昔的、更为不确定的未来。
在习近平之前，从邓小平算起的历届中国国家领导人都认同市场力量、经济增长和有限自由。相比之下，习近平将国家安全置于经济之上，加强政府控制，将中国共产党和他本人置于中国社会的中心地位。
中共主办的重要机关刊物《求是》在12月16日发表文章，将习近平与毛泽东在中共的历史地位相提并论，称习近平为“人民领袖”，这一称号以前只给予过中国的伟大领航人毛泽东。
那个曾激励许多年轻人和企业家敢于冒险、赌上未来的繁荣中国已一去不复返了。房价下跌，青年失业率创纪录新高，民间投资萎缩，金融体系被债务淹没，通货紧缩正在来临。
此外，中国在外交和经济方面与西方世界的隔阂日益加深。
虽然这些问题不能全部归咎于习近平本人，有些问题源自中国以前的种种过度举措，在习近平上台后这些问题就遗留给了他，但习近平采取的毛式集权做法正加剧其中的许多问题。
曾在克林顿(Clinton)政府担任高级外交官的谢淑丽(Susan Shirk)说：“习近平正在压制中国民众的活力和乐观情绪。”她近期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越界：中国如何破坏其和平崛起》(Overreach: How China Derailed Its Peaceful Rise)。
谢淑丽表示，在这种一人之治的体系里，大家都感到无力去实现积极的改变。
一名《华尔街日报》记者的经历
2011年春天，《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派我到北京做中国方面的新闻报道，当时看到中国充满乐观进取的精神。
就在2010年，中国刚刚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企业主和高校毕业生都在思考如何进入新兴的电子商务领域。外国人蜂拥而至。人们普遍抱有希望。
习近平于2012年底上台，当时国内许多人看到了一位能够带领中国向前发展的强势领导人。他们注意到习近平是如何将他对国家的愿景定义为“中国梦”，这与“美国梦”的全球号召力不谋而合。
但几年后，随着中国政府扩大监控范围并开始收紧对民营企业的管控，这种希望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幻想破灭。
2017年春天，苹果公司(Apple)和特斯拉(Tesla)等一些跨国企业的齐聚位于北京西边的国宾馆，与中国高层官员交流，当时我也在现场，疯狂做着笔记。这次活动的主题是“中国与世界：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
我之前采访过的一位官员示意我去会场的一个角落。该官员是帮助中国引进西式股票交易的几人之一，他当时向我指出了一个他认为令人担忧的趋势，那就是中共向企业施压，要求它们成立党委，从而更多地介入公司事务。
这位官员称，让上市公司成立党委这件事是曾经所做努力的倒退。然后，他没有再说什么就走开了。
如今，中共的身影无处不在，党国体制和民营部门之间的界限愈发模糊不清。这与改革开放时代中国领导人推动国退民进的趋势背道而驰。
“跟党走”
在毗邻香港的深圳，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帮助这个昔日渔村变身为拥有1,300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聚集了腾讯(Tencent)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公司。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曾是指导这座城市早期发展的口号。
如今，深圳有了新的口号：“跟党一起创业”——共产党带头。
中共的方向似乎没有照亮这座城市的未来。在习近平2020年发起一场遏制民营企业冒险行为的行动后，深圳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办公空间空置。这场监管整顿使上市科技公司市值缩水超过1万亿美元，并引发裁员和业务收缩。
Huang Hua 30年前离开中国北方的老家来到深圳，他表示，自己的未来看起来比几年前更糟。和其他许多外来务工人员一样，Huang最初也是在深圳的血汗工厂里打工。六年前，他做起了小的服装生意，希望搭上这座城市的科技热潮，发家致富。
Huang回忆说，当时程序员和软件开发人员在时尚精品店购物，并在协作式工作区聚会。生意一度很好，但现在他的许多在科技行业工作的主顾都失业了。
他说，由于政府的“整风运动”，公司不得不收缩规模。他用了毛泽东时期的一个词来形容习近平对大型科技公司的整顿治理，许多监管官员也用了这个词。Huang说，虽然二三十年前的工作很艰苦，但人们总是充满希望，现在他不确定能否让自己的生意维持下去。
习近平的愿景
习近平并不期望完全回到毛泽东时代。他执着于秩序，不想让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重演。毛泽东为铲除走资派和维护自己的权威而发动的那场群众运动导致了多年的流血冲突，这在今天是人们难以想象的。
在本月召开的制定2024年中国经济议程的高级别会议上，习近平的愿景被勾勒得非常明确。这次会议把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放在首位，这是中共对国家主导型经济的一种表述，在这种经济中，中国政府将资源导向重点领域，如芯片制造或人工智能(AI)。
会议还呼吁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习近平以国家为主导的做法使电动汽车等行业得益，中国制造的、受益于政府补贴的电动汽车正行销全球。这也有助于消除民营部门的投机行为，此类行为如果不加以应对，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金融风险。
一些中国人支持习近平的政策，认为中国需要承受一些困难，使经济增长走上更加可持续的轨道，并为可能与美国发生的冲突做好准备。中国政府已承认面临一些经济挑战，同时承诺增加政府支出并加大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支持。
然而，对中国的许多人来说，本月政策会议上的指示勾起了对毛泽东时代运动的糟糕回忆，还让人想起当时的官员如何在计划经济举措失败时掩盖坏消息。
国家控制的弊端
高盛(Goldman Sachs)今年早些时候所作分析发现，跻身习近平要求优先发展的主要产业之列的三个产业，即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和可再生能源，目前仅占中国GDP的3.5%左右。
它们还远不足以取代中国的房地产业，后者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一度超过20%，后来，房地产业在政府采取行动整顿过度举债后走弱。经济学家说，它们也不足以为数以百万计正艰难度日的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
经济学家警告说，如果习近平继续维持目前的政策重心，中国或许永远无法脱离中等收入新兴市场的行列，更不用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是中国政府的长期大计。
对许多普通中国人来说，能否超越美国并不重要。他们更渴望能够像美国人那样，通过努力工作和锐意进取来获得成功。
一家中国券商驻上海的金融分析师Zhou Fang说，她担心的是财务自由。
“我们原本似乎一直是能够追求财务自由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想去哪里旅游就去哪里旅游，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她说，“现在一切都很不好说了。”
毛泽东时代的策略卷土重来
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困境和对秩序的挑战，习近平正加码实施毛式控制，将毛泽东时代的一种工具作为确保国家安全的手段之一。
这一做法被称为“枫桥经验”，它以中国东部的一个小镇命名。该镇在20世纪60年代初名扬全国，当时毛泽东赞扬了该镇官员动员群众查出和惩办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等无产阶级敌人的做法。
当时，群众受到鼓励互相检举，丈夫检举妻子，子女检举父母，文化大革命中最残忍的一些行为模式即由此而来。那段动荡时期过后，“枫桥经验”逐渐成为了历史陈迹。
眼下习近平正试图重新推行某些“枫桥经验”，以动员群众在地方层面解决问题，避免导致广泛的社会动荡。
枫桥所在的浙江省推出了一款名为“平安浙江”的应用程序，让用户向有关部门举报从家庭暴力、公司纠纷到交通违章等各种问题。作为回报，举报者可获得购物折扣等奖励。
笔者上一次于2019年访问枫桥期间，曾看到当地到处都是改革时代的资本主义特色，几乎每家每户都拥有本田(Honda)、丰田(Toyota)或宝马(BMW)汽车，但与此同时，这个小镇也在努力适应人们对毛泽东时代的重新关注。
自那一年起，全国各地的官员都被鼓励参加由枫桥官员主持的培训班，学习如何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来监测和控制不满情绪。11月6日，习近平会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勉励他们再接再厉，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
一些居民出于对隐私的担忧不愿使用该应用。其他中国人则更担心国家监控和个人权利失去法律保护。
年近50岁的John Ling是上海的一名电商企业家。早年在美国留学后，他被中国看似无限的机会吸引回国，开始从事电子商务。他回忆起21世纪之初自由得多的环境。
他回忆道，那时，他确实觉得只要努力，就能在中国实现自己的美国梦。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感到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多。他说，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入电商领域，中国政府开始担心资源正从半导体等更具战略意义的领域转移到电商市场，而中国在半导体行业仍然严重依赖西方公司。
Ling说，为电商业务筹集新资金已经非常艰难，因此他在今年早些时候决定关闭自己的公司。他说，如今一切都是为了硬科技，他指的是现在受到政府青睐的行业。他说，但仅靠硬科技能支撑整个经济吗？
他说，现在给人的感觉是一切皆不可能。
图中从左往右依次展示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肖像照。在习近平之前，从邓小平算起的历届中国国家领导人都认同市场力量、经济增长和有限自由。相比之下，习近平将国家安全置于经济之上。图片来源：JADE GAO/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一个时代的终结
这样的担忧在外国人当中也很明显，美国人杨思安(Anne Stevenson-Yang)自1985年第一次到中国旅行以来，已在中国生活了25年。
现年64岁的杨思安回忆起中国在改革开放年代是如何欢迎西方人的。在20世纪90年代，她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担任驻华代表，那时她是中国高级官员宴请的常客。该委员会是美国公司在中国的一个游说组织。
杨思安说，“中国曾经希望向所有人学习。”
现在，由于习近平强调要抵御来自西方的威胁，中国政府对外国人充满了怀疑。今年针对为西方公司提供在华投资风险评估服务的机构进行的突击搜查和调查，已让许多西方人对前往中国心存戒备，对外国人的任意拘留也引发了不安。
杨思安说她不愿意冒着被拘留的风险回去。对她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决定：她的决定对她个人也有重大影响。杨思安现在经营一家帮助国际投资者分析中国企业的研究公司。
她的丈夫Yang Zhifang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两个月前因心脏病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临终前，他要求杨思安将他的部分骨灰安放在北京地区的一座山里，那里埋葬着他的父母。
现在，杨思安不得不另想办法实现他的遗愿，因为她不愿亲自前往中国。杨思安说，丈夫去世后，她的家人与丈夫在中国的家人在Zoom上进行了长时间的通话，大家都很激动。
她说，中国大陆被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后，她家计划明年到台湾进行一次长途旅行，台湾是中国共产党声称拥有主权但从未统治过的自治岛屿。她相信，在台湾，她的家庭仍有可能与中国美食和文化重新建立联系，而不会有什么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