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李克强昭示民众迷失：对民主宪政，已不再向往
何清涟评论文章：中国国字型大小领导人当中，两度成为海外舆论的旋涡中心并成为部分人寄望所在，唯前总理李克强莫属。2022年，“习下李上”的拥戴活动持续了一年多，直到开过“二十大”之后，网上拥戴的骨干们解释这活动“反映了民众意愿”；这次李克强猝亡之后，先行的传言是李夫人程虹要求协力厂商验尸查明死因，“有关方面”取消追悼会，可说是越惊耸越出格的传言，流布得越广。
追悼会开过之后，重点成了一代人悼念改开梦。
这场有如朝露、被少数人名之为“鲜花革命”的活动，确实反应了中国部分改开一代以及年青一代的求变心理，但我从中看出了求变却失去了方向的困顿。
为什么有人亟欲“求变”？
“求变”，当然是社会成员对现状普遍不满意，这种不满因年龄不同、阶层不同而相异。
这说的应该是1960年代初及以前出生的中国人，因为这些梦想是专属于他们的梦想。按照约成俗定的解释，“新三届”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前三届即77、78、79级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以平均不足5%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複製的一代。经历30馀年三任中共领导人，他们在政、商、学各领域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精英分子和中坚力量，如今部分年长者已经退休。
“团系”成为1980年代的第三梯队成员盛产之地，乃因当时提拔干部的“四化”要求当中有“年轻化、知识化”这两条（另两条是革命化与专业化），新三届当中大批优材符合这两条，曾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的李锐还曾写过《起用新一代》，《读书》杂志曾登载这篇文章，所有中国名牌大学的“新三届”学子都觉得自己生逢改革开放时代，天宽地阔，大有用武之地。如果对当时流行的几个政治名词做个解释，政治接班人的“第三梯队”主要产自于“新三届”，以及胡锦涛、温家宝的同代人——文革前的1963-1965年这三届大学生。
“新三届”的政治梦想从大处说，就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学习美欧，成为世界先进国家。从小处说，就是自己尽自己所学，为国尽力，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在邓（胡赵）时代曾领风骚的“新三届”精英们，那些没能过“六四”这个坎的成了著名异议人士，或是被迫辞国，或是在本国被边缘化；过了这个坎的人，其政治梦想大多在江胡时代实现了，成为政界、商界、学界的翘楚。但习近平的强力反腐，政界商界均倒了不少新三届精英，学界倒下的也有好些，原因多与桃色新闻有关。按部就班在体制内混且平安到站的人现在多已退休。在不少悼念文中，不少人再次提到李克强的去世标志团派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一种有意的记忆错误，李克强确实出身团派，但一人成不了派，团派做为一种政治势力，在十八大后期就已经式微，标志是团派另一重镇李源潮的式微以及他为培养官员与哈佛大学合作的省部级干部培训班结束。这一点，我在《集体领导终结 团派被灭发生于何时？》（自由亚洲电台，October 27, 2022）一文中有详细分析。
至于千禧一代，他们对习时代的中国不满，原因相对简单得多。这代人出生于中国经济最蓬勃向上的年代，成人之后却遭遇中国经济发展瓶颈，大学也不再是“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不少青年的人生还未开始，就只能做“躺平族”混吃等老。世界各国青年失业率偏高，互联网发动集结的“革命”多发，但中国青年一代在当局天罗地网的严密监控之下，革命不大可能，只能抓住机会发泄不满。很多年轻人连李克强十年内的主要施政都不瞭解，但并不妨碍他们抄些“人民的好总理”这类讚美文字赞襄这场“鲜花革命”。
求变心切，但已经失去了方向
全球化之后，世界变得富足，“改变”这一口号在21世纪前十年曾风靡世界。其源头是奥巴马2008年的竞选主题词Change，尽管奥巴马并未告诉美国选民，他将朝哪个方向改变，改变什么。本文不讨论美国人如今如何看待自奥巴马以来的Change ，只想强调求变是人类天性，生活富足如美国，求变尚如此急切，不用说矛盾四伏的中国。但是，中国的求变方向不一致，大家想的也不一样。
这一次悼念活动最集中也最投入的当然是北大新三届，尤其是其中的77级、78级，因为李克强是他们的骄傲与人生奋斗的标杆。且看北大77、78级学子的挽联：
忆燕园时光 欣逢黄金岁月 砥砺奋发 同立修齐治平鸿鹄志
伤今朝永别 惜君长才未展 一代梦断 惟遗家国天下不了情
也就是说：邓（胡赵）、江时期的改革开放年代，是北大77、78级学子们大多数人心目中的黄金岁月，这段黄金岁月可以概括如下：威权体制+市场经济+有限度的言论开放。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11月3日在微博发出与之相关的两段文字，也许更清晰：“与其说是在缅怀一个人的逝去，不如说是在歎息一个时代的渐行渐远。其中深埋著很多人的年轻岁月，还有对未来的热切嚮往，以及内心珍视的诸多美好事物。”
“那个时代所费心建立的制度与文化，如摧枯拉朽一般地被毁坏。猝不及防中迎来的新世界，与人们期望的相比显然相差甚远。毁坏很容易，重建却是难上加难。善于破坏而不善于建设，终于又回归到原来的轨道上了。”
劳东燕女士说得非常清楚：人们怀念李克强，其实是怀念“那个时代所费心建立的制度与文化”——那个时代建立的制度与文化，在邓（胡赵）时代，其实是“草鞋没样、边打边象”，刚刚起步的经济改革，与美国指导下的“依法治国”；江时代经历朱鎔基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完成了经济体制的改革，最重要的成果是养成了一批民营企业家与民营经济。政治体制上从来没变过，依然是一党专制，依法治国到胡温时期已经不再提起。新三届之所以不满（或曰痛恨）习近平建立的“新世界”，只因“与人们期望的相比相差甚远”。到底期望什么，她没说，也许能拿到檯面上说的只有打击民营经济这一项，对反腐不满恐怕不能宣之于口。因之这段话，只能说悼念者求变心切，但失去了方向，只能寄情于经过他们美化的邓（胡赵）、江胡的“黄金岁月”。
作为“新三届”之一，我是那个时代的经历者与见证者。我在《现代化的陷阱》分析研究的时段正好是邓（胡赵）发端，江朱继续从事的改革。书中分析的内容，已经被现实证明，现阶段所有的一切，均始于权贵私有化与中共权贵努力建立的家国一体利益输送机制。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其实有诸多不满，这种不满化为那代人对《现代化的陷阱》这本书的呼应与热销。有关江泽民等五常委的各种段子，以及中共太子党如何巧取豪夺、化公为私的传闻，都成为京城及各大城市宴饮的佐酒小菜。
民主宪政向往不再，只剩好人政治
习近平上任以来的所有举措，皆被视为“开倒车”，政治控制加强、外交关係尤其是中美关係紧张等自不必说，习的强力反腐被加上“清除政治异己的手段”这个前置词，完全抹杀了正面性——人们已经忘记江胡时代朝野均批评最高当局反腐不力。人们也忘记了中国的互联网控制的始作俑者就是江泽民的金盾工程，该工程始于1998年，江泽民的大公子江绵恒是该专案的总负责人（我在《雾锁中国：中共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一书中有专章论述）；在胡锦涛时期中国的互联网监控系统与时俱进，习近平只不过接过江胡两代的监控遗产并在技术上发扬光大而已。
因此，这场借李克强去世之机的悼念活动，发泄不满是悼念者的最大公约数。有人是怀念自己的美好岁月，有人则是对习近平极端不满。这两大类人当中，有不少是江胡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是习近平强力反腐的利益受损者。至于说李克强总理十年大才未展，其实是忘记了李克强第一任期内的施政：2015年3月“两会”推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到两年陆续夭折、“克强经济学”指导下的金融改革（主要内容是网络金融P2P）也在短短两年内爆雷，，2017年底，债务总额已超过200万亿（其中不少是前任留下的），达成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定下的“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经济增长目标），其中最大的就是“稳金融”，将P2P爆雷的风险努力降至最低。
真正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强任内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这倒真是一个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定下方向的宏观指导计划，但可惜的是美国川普政府盯上了《中国制造2025》，围绕智慧财产权展开对华“反间谍战”，斩断了“千人计划”这只偷盗美国智慧财产权的长臂。逼迫中国在2019年放弃了《中国制造2025》。但中国政府很快成立了规模为210亿美元的“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对新材料、新一代资讯技术和电力装备这三个领域、曾被《中国制造2025》计划列为重点的10个尖端行业进行投资，目前已经初见成效。但不知是因为悼念者不太瞭解这个计划，还是因为避嫌，悼念者都没提这个计划，怀念得最多的就是李克强曾说过“六亿人月收入不到1千元”，评之为“敢于说真话”。
身居海外、高调纪念的蔡霞（@realcaixia）女士发表多条推文，很有代表性：
“团中央1980年代集聚了一批放眼当代世界、努力吸收现代政治文明理念、有抱负的年轻精英。李克强是代表人物”——这是对消失长达9年的“团派”的亲切怀念。
“习李斗不是内斗，是方向道路之斗。李克强坚持市场化方向改革，对政府依法治权，公开透明，扶持民营经济；习近平是开历史倒车，把大小权力都集中到中共手里，习强调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所谓『领导』就是控制一切。李本人并不争权夺利。”——习李之间存在“方向道路之斗”，这应该是蔡霞女士对前总理李克强的美好期待，表达了她对“好人政治”的嚮往。
在这场追悼寄情活动中，“民主法治”的向往不再，潜移默化成对“好人政治”的怀念。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李克强不是温家宝，确实从未公开谈过对民主政治的嚮往，不能硬说成李克强曾希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让中国实现民主化。因此，我同意悼念者的自我总结：“被悼念的除李克强之外，还有『团系』、『改开』和 『新三届的政治梦想』”。
（注：本文原标题为《何清涟：求变却方向迷茫——透视海内外的“悼念李克强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