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与习近平无深交 王岐山父亲是国民党军官
具备“红色血统”及与军队的特殊渊源，可视为习近平在集权之路上的先天利基，但徒具这些优势是不够的，必也搭配其他后天手段方能遂行。 打贪反腐，则可谓所有手段中最重要的一项：消极而言，有助习近平藉以震慑党内反对势力; 积极而言，则可由此赢得民众支持。
习近平试图以打贪树立个人权威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官场贪污腐败逐渐严重（很多人甚至因此怀念起因为一穷二白而相对清廉的文革时期），推动打贪政策，成为中共领导快速获得权威的捷径，在习近平推动打贪政策前，胡耀邦、薄熙来都曾有过类似经验。
2007年薄熙来担任重庆市委书记后，与习近平竞逐下届中共领导人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乃在重庆推动“唱红”、“打黑”两场政治运动。 薄熙来就任前，重庆司法系统与黑帮勾结严重，薄熙来为此推动“打黑除恶专项行动”，并特别找来因打贪成效卓著而具全国知名度的王立军担任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在辽宁时期即因反贪有功获得“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其事迹还在1999年被拍成电视剧”铁血警魂“）。 在二人努力下，重庆上千名警、政官员落马，包括赫赫有名的司法局长文强（对台湾人来说，其最有名的事迹就是女星林志玲赴重庆参与商演后，被文强“邀请”出席饭局），“重庆模式”一时成为各省市领导竞相效法的标竿。
习近平于2012年11月15日就任总书记后，旋即于11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场合中，以“物先必腐，而后虫生”警示官员，强调“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不久后，又在2013年1月4日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中，研究部署当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 掌管中共党员干部风纪问题的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中纪委）及国务院监察部则于同年1月9日召开记者会，中纪委秘书长崔少鹏要求各地方政府应“即时精准发布内存案件资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打贪左右手：王岐山、刘源
如同薄熙来在重庆推动“打黑”政策前，专程礼聘具有全国性知名度的王立军协助一般，习近平的打贪政策也有两位左右手，即在党内负责打贪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及专责军中打贪的上将刘源。
王岐山出身于1948年，父亲王德政曾任国民党军官，中共建政后在建设部设计愿担任高级工程师。 1969年在“上山下乡”政策下，同被安排在陕西延安的王岐山与习近平因此结识。 当时年仅16岁的习近平，对于年纪较长且博学多闻的王岐山很是佩服（王岐山曾就读西北大学历史系）。 数年后王岐山与中共元老姚依林（1980年代曾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之女姚明珊结为连理，被外界视为“半个太子党”，并由此踏上从政之路。
2012年中共18大中，习近平与王岐山同时晋升政治局常委，由于当时7名常委中，有多达4名被视为“江派”人马（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张高丽），余下的习近平、王岐山、李克强只能相互取暖以求自保，一度被媒体称为“习-王-李同盟”。 王岐山进入中央前，曾任海南省委书记、北京市长，2008年开始在温家宝政府任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金融及商业贸易领域，表现良好，然而在习近平上任后，因该届政治局常委中已内定由李克强出任国务院总理，王岐山只能接掌在当时被视为“冷衙门”的中纪委书记，却因此成为习近平执行打贪政策的得利干将。
中纪委可说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调查机构。 在共产党“以党领政”特殊政治体制下，属于党务系统的中纪委，拥有的实权远超过司法检察系统，一旦被中纪委介入的案件，几乎等同宣告被调查的官员政治生命告终，因此中纪委实际上也是共产党内政治斗争重要工具。 改革开放后，中共不愿重蹈过去动辄整肃、批斗自家人覆辙，加以在经济高速成长下，官场陷入结构性贪腐，中纪委能发挥的功能极其有限，到了王岐山的前一任贺国强，更被指控为贪腐带头者，完全失去监督功能。
历任中纪委书记，还隐含着前任领导藉此掣肘现任总书记的功能，例如乔石被视为监督赵紫阳的安排、尉健行被视为监督江泽民的安排、贺国强被视为监督胡锦涛的安排，因此总书记与中纪委书记理应分属不同派系，方能形成隐性的制衡关系。 王岐山出任此职后，出于与习近平的旧识渊源，在江派势力于政治局常委会中独大情况下，竟与习近平形成政治联盟，将这个原本理应监督总书记的角色，变成总书记用以打击其他派系之用，不仅成为习近平打贪的头号干将，更因此获得“反腐沙皇”美誉。
王岐山的功劳主要在政界，在军中协助习近平推动打贪的，则是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刘源上将。 刘源系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1992年以河南省副省长身分转任武警少将，2000年晋升中将、2009年晋升上将、2015年底退役。 习近平与刘源的关系，并不如与王岐山般深厚。 这两人的父辈-刘少奇与习仲勋分属不同派系，据传习仲勋在1962年下台时，刘少奇曾从旁落井下石; 至于习近平与刘源，虽同为红二代，但过去并无相交或共事经验，甚至在习近平与薄熙来竞逐大位时，刘源还曾全力支持薄熙来。 习近平上台后，刘源转而效忠习近平，成为军中打贪干将。
相较于原本就主管党内风纪的中纪委书记一职，刘源时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职掌与反贪并无关联，何以能成为习近平打贪的左右手？ 或可从两个层面回答。 就家世背景而言，刘源作为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在红二代中发迹甚早，名头十分响亮，这使得他有足够底气揭发军中贪赃枉法行为（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多次暗杀未遂）; 就所居职位而言，在习近平进行军事改革前，总后勤部与总装备部是军委会下辖四大总部中预算最多者，总后勤部主管的物资采购、军用土地、营房建设，总装备部主管的武器采购，每一笔都是天价预算，而刘源也正因担任总后勤部政委契机，搜获多起贪渎线索，并以“拉粽子”方式，从低阶军官开始一路向上收网，最终追查到高阶将领。
然而刘源毕竟与习近平没有深交，在先后将郭伯雄、徐才厚两名前任军委会副主席拉下马，及伴随习近平完成国防改革后，刘源的阶段性任务也告段落，他并没有如外界预期的升任军委会委员，反而在2015年因任职期满去职并转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与在2018年转任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相较，待遇令人不胜唏嘘。
政界打贪
中国官场贪渎情形由来已久，而态势恶化严重，一般认为肇因于江泽民时期的纵容。 著名美国华裔政治学者斐敏欣在《出卖中国：中国官场贪腐分析报告》书中指出，中国贪腐的源头系“1990年代中共不完全的产权改革与中央权力下放的结果。 中共菁英刻意制造法律上财产权的模糊空间以上下其手、中饱私囊“、”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以权换钱成为加官晋爵的不二法门。 各单位'一把手'与企业家、黑道勾结，非法出卖国有企业、矿产、土地、官位，成为普遍性、长期性现象。 ”
历经江泽民、胡锦涛两任统治后，中国的贪腐几乎已成为结构性现象，同时在中共自改革开放后“刑不上常委”惯例下（藉以避免政治斗争），每一位政治局常委背后几乎都有一个家族性的贪腐共生结构，且会依照各自职掌或业管产业类别，形成一种“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特殊贪腐状况。 例如李鹏在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曾主导长江三峡大坝工程兴建，乃顺势将上下游数千家与水利、电力相关的国有、民营企业纳为禁脔，其子李小鹏陆续出任交通运输部长、中国华能集团领导，被称为“亚洲电王”; 其女李小琳则成为中国电力公司、中国电力新能源发展公司董事长，被称为“电力女王”。 类似这样以家族或亲信为主体的系统性贪腐，著名的还有周永康家族的“石油帮”、温家宝妻子张培莉控制的珠宝钻石产业（但温家宝本人被认为是中国少数清廉的政治人物）。
在习近平推动打贪前，中国因贪腐入狱的官员很少有政治局委员层级的，唯一例外是2007年时任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但许多人认为这是一起政治斗争下的冤案）。 在这种“打苍蝇不打老虎”情况下，造成首长带头贪腐歪风。 习近平上任后，将打贪苗头指向中央级高阶官员，在其前10年任期中，因涉贪入狱的“副国级”以上官员总共有7位，分别是前政治局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唯一曾任“正国级”者）、前政治局委员兼军委会副主席徐才厚及郭伯雄、前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及孙政才、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及苏荣。
这7人被中国官媒形容为习近平打贪政策下的“7只大老虎”，各自贪腐情形及判决结果依时间序列简述如下：前重庆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于2013年9月，被控受贿2，179万、贪污500万、滥用职权，判处无期徒刑，上诉被驳回; 前政法委书记、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于2015年6月，被控受贿1.297亿元、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机密，判处无期徒刑; 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令计划于2016年7月，被控受贿7，780万元、非法获取国家机密、滥用职权，判处无期徒刑; 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于2017年1月，被控受贿1.1亿元、滥用职权、8，000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判处无期徒刑; 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孙政才于2018年5月，被控受贿1.7亿元，判处无期徒刑。
习近平将打贪视为一场“持久战”，也就是不以在任期的前几年拿下“7只大老虎”为足，而是持续性的推动。 在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开始的2017年，中国涉贪官员首次突破60万人，第二任期的5年中，每年都维持该水准。 2022年10月中共20大开幕式上，习近平矢言将“坚决打赢反贪腐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每年涉贪遭查处官员的人数虽维持，但自其第二个任期开始后，涉贪官员的层级已没有如同“7只大老虎”般的“副国级”以上领导人。 对此，有人认为是高阶官员在目睹“7只大老虎”的教训后有所收敛，或者说至少不敢再高调张狂、手段更为低调细致。 然而更普遍的观点是，习近平对于高阶官员的打击本有针对性，当政敌下台后，台面上的人物若非自己人便是政治盟友，已没有再细究的必要。
国际上对习近平的打贪政策，则可藉由“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自1995年以来每年发布的“清廉印象指数看”稍知端倪。 自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国家或地区（每年数目不固定，2021年为180个）的排名分别为：78（2012、2013）、97（2014）、83（2015）、88（2016）、77（2017）、87（2018）、80（2019）、78（2020）、66（2021）。 这个指数，是根据各国商人、学者及国情分析师对于该国公务人员贪腐程度的印象而来的。 从前述指数可看出，中国的贪腐排名，并未随着习近平持续推动打贪而有显著提升。 至于2021年之所以进步到66名，很可能与当年度更加雷厉风行的打贪作为有关，而当时之所以这么做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让习近平在2022年中共20大中顺利连任。
对于习近平的打贪政策，有正、反两极看法。 正面看法认为，习近平推动打贪，系试图矫正中国官场的结构性贪腐，即使习近平遂行长期掌权及个人极权，也是出于继续推动打贪的必要; 批评者则认为，习近平的打贪是有所选择的，用意并非真打贪，而是为了藉此肃清政敌。 相较于毛泽东时期动辄以思想路线有误（例如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左倾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等）为由指控、批斗他人，习近平深知意识形态挂帅的时代已经过去，因此更加倾向找出政治对手的违反犯纪行为将其论罪科刑。
对此，吾人或可从两方面看待习近平的打贪政策：就整体涉贪官员规模显示，打贪从未止歇，然而从涉贪官员层级看，2017年中共19大后，已不再有“副国级”以上高官入狱，2022年中共20大后，随着“习家军”全面抢占中央高层职位，相信也很难再有高官入狱，过去“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宣示形同失守。
总结来说，习近平透过推动打贪，至少收获了三项政治效果：一是藉由打贪整肃异己，将所有不服从者、可能造成威胁者（例如被视为胡锦涛安排为“隔代接班人”之一的孙政才）拉下马，江派、团派因此没落; 二是对于本身谨慎自守、未涉贪腐的官员造成震慑效果，使他们在目睹旁人遭处极刑后，在政治上噤声，不敢批评、反对习近平（例如另一位被视为胡锦涛安排为“隔代接班人”的胡春华）; 三是藉着大幅报道贪官污吏被捕新闻，让民众深感大快人心，让许多人相信习近平就算试图集权，也是为了打击贪赃枉法、持续推动改革。
军中打贪
中共军委会于1985年制定《关于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的暂行规定》，被视为军中贪腐盛行的滥觞。 当时在改革开放政策下，如何避免政府与军方争抢资源成为重要课题，邓小平遂以开放军队经商作为撙节军事预算之蹊径。 这种作法，本质上就是试图让军方自给自足，与宋代“战时为兵，闲时为农”的兵制诉求一致，都是希望军事预算不致占用国家资源，但也都容易造成战力虚弱、纪律废弛等弊端。
在前述《暂行规定》下，上至军委会四大总部、空军及海军，下至各大军区、地区单位纷纷成立军营企业，举其大者有：总参谋部的保利公司、总政治部的凯利公司、海军司令部的海洋航运公司、空军司令部的联合航空公司、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的晓峰公司; 七大军区成立的国防相关企业中，较著名的是南方工贸、北方实业; 地区单位则因地制宜的发展起种植业、畜牧业、养殖业、林业、农产品加工业等。 军队经商所得，确实大大改善了武器、装备、房舍、生活条件，却也不时有军队利用权势向各级政府部门施压、与民营企业争利传闻。
江泽民接掌政权后，试图改善军队经商弊端，首先于1991年规定师及其以下作战部队不准经营企业，之后又逐年将禁止的层级向上延伸，最终于1998年通过《军队、武警部队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实施方案》，军队全面退出商业经营，所属企业移交中央或地方政府。 然而即使如此，解放军的贪腐情形仍以各种方式呈现，包括“卖官”、盗卖军品、私吞军费、收受贿赂。 其中对军心造成最严重打击的，当属“卖官”之说。 香港《明报》曾于2015年披露解放军“官位价目表”：连级20万、营级30万、团级100万、师级100至300万、军级500万、大军区级1000万。
习近平上任后的军中打贪，起始于谷俊山事件。 谷俊山生于1956年，2003年晋升少将，2009年接任总后勤部副部长，2011年晋升中将。 谷俊山长期任职于总后勤部，负责营房建设、营地土地管理等工作，被指控与商人勾结，贱卖军用土地，并将所得款项行曾是其直属上级的军委会副主席徐才厚。 2012年，时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的刘源，将作为其下属的副部长谷俊山涉贪一事揭发，军事检察院于2014年3月依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等罪名对谷俊山提起公诉，军事法院于2015年8月做出一审判决，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赃款赃物予以追缴，剥夺中将军衔。 本案中最关键的，是谷俊山在审讯中招供出行贿徐才厚一事，成为得以继续向上追查的起始点。
徐才厚、郭伯雄系胡锦涛执政时期（2002年11月至2012年11月）的两名军委会副主席，因分别发迹于东北、西北，性格狡诈的徐才厚被称为“东北狼”、作风强势的郭伯雄被称为“西北虎”。 由于胡锦涛在执政的前两年尚未接任军委会主席，而是由江泽民继续担任，一般咸认徐、郭二人都是江泽民人马。 他们的在任，使得与军方素无渊源的胡锦涛难以有效指挥军队，被视为江泽民卸任总书记后，仍然能够以“太上皇”姿态继续影响政局长达10年的关键因素。 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徐、郭二人虽已卸任，但在军中依然拥有盘根错节的巨大影响力，倘若无法将二人去除，大不利于军事改革的推动。 谷俊山在审讯中招供行贿徐才厚一事，则恰好给予习近平肃清徐、郭朋党契机。
徐才厚生于1943年，1999年晋升上将，2004年9月胡锦涛接任军委会主席时，与郭伯雄同时接任军委会副主席，2012年11月卸任。 徐才厚长期任职于总政治部，担任军委会副主席后主管总政治部及总后勤部。 谷俊山案爆发后不久，徐才厚被列为调查对象，2014年6月遭开除党籍，10月军事检察院以徐才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直接和透过家人收受贿赂”予以起诉，徐才厚被剥夺军籍和上将军衔，成为解放军建军以来因贪腐被起诉的最高阶军官。 然因随着徐才厚于2015年3月病逝，案件并未送法院审理。 徐才厚的贪腐型态，主要是利用职权向下属索贿以从事“卖官”，曾向其行贿的高阶将领，除谷俊山外，被查获的还有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中将。
徐才厚案虽因当事人病逝而未进入庭审阶段，却牵扯出与徐才厚同时间担任军委会副主席的郭伯雄。 郭伯雄生于1942年，1999年晋升上将，2004年9月胡锦涛接任军委会主席时，与徐才厚同时接任军委会副主席，2012年11月卸任。 在军事检察院侦办徐才厚贪腐案过程中，发现郭伯雄亦参与其中。 由于军委会设有两名副主席，凡晋升校级以上军官，两名副主席必须同时签字同意方具效力，这使得徐才厚在向下属“卖官”索贿时，还必须有郭伯雄配合。 依据调查结果，多位将领的迅速晋升与郭伯雄拖不了干系，其中还包括时任浙江省军区政委的郭伯雄之子郭正钢。 2015年7月郭伯雄遭职场，2016年遭起诉，同年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并褫夺上将军衔，郭伯雄当庭表示不上诉，自此江泽民用以架空胡锦涛军权的两名军委会副主席均落马。
在徐才厚、郭伯雄带动的“卖官”风气下，即使在侦查时两人均已卸任，但在渠等任内晋升而受牵连的现役将官达数十人之多，级别最高的是前总政治部副主任张树田上将、前国防大学校长王喜斌上将。 历经这波军中打贪后，除了法律上的贪腐问题外，在政治层面也至少有三项重要意义：一是将江泽民在军中的势力全数清除，由习近平指派新任者; 二是习近平藉由军中打贪的震摄力度，顺利在2015年推动国防改革; 三是随着贪渎将官先后被逮，庶民阶层额手称庆，为习近平赢得更多的民意支持，有助于之后的集权。 在徐才厚、郭伯雄带动的“卖官”风气下，即使在侦查时两人均已卸任，但在渠等任内晋升而受牵连的现役将官达数十人之多，级别最高的是前总政治部副主任张树田上将、前国防大学校长王喜斌上将。 历经这波军中打贪后，除了法律上的贪腐问题外，在政治层面也至少有三项重要意义：一是将江泽民在军中的势力全数清除，由习近平指派新任者; 二是习近平藉由军中打贪的震摄力度，顺利在2015年推动国防改革; 三是随着贪渎将官先后被逮，庶民阶层额手称庆，为习近平赢得更多的民意支持，有助于之后的集权。（吴鲲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