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普世价值的否定 让中国错失了什么
对比1998年与2022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结果，全球国家的价值观分布正在发生变化。 对此《经济学人》10日刊出分析文章指出，包含中国在内的独裁政权常指责西方将普世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这份研究证明了这些独裁者的说法是错误的，包容、自由表达和个人追求仍是推动进步的最佳途径。
在1981年，全球有超过40%的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不过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一些学者认为也许随着人们脱离贫困、经济水平上升，世界各地的基本价值观将开始趋于一致。
当时，密歇根大学教授英格哈特（Ron Inglehart）发起了一个全球性的调查项目，旨在测试类似的假设：随着人们摆脱贫困，他们的价值观也会改变，就像过去人们脱离贫困进入中产阶级时的变化一样。 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会重视教育、个人经验和理性思考，而不仅仅是宗教和国家传统权威。
如今，英格哈特创建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VS）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社会研究网络。 每隔约5年，研究人员们都会在数十个国家进行民调，以探讨在两个主要维度上不同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传统vs世俗理性价值观以及生存vs自我表达价值观。
首先，传统vs世俗理性价值观的维度反映了宗教在社会中的角色，以及对上帝、祖国和家庭权威的重视。 传统社会强调宗教和家庭的价值，尊重权威，但对国家权威则较被动。 而世俗理性社会则较为开放，强调个人主义和理性思考，相对支持自由主义价值观。
第二个维度则关系到后工业社会中的生活安全感和个体自主权。 生存价值观的社会着重经济和身体上的安全，但幸福感较低，人际信任度较低，对多元性不宽容，支持传统性别角色，且可能倾向支持威权政府。 而强调自我表达价值的社会则强调信任、主观幸福感和公民参与。
根据英格哈特的观点，安全感与不安全感是影响人们思考方式和价值观的核心因素。 在不安全的环境下，人们更倾向于寻求宗教和家庭的庇护，它们在灾难时提供支持和解释。 随着全球经济的增长，基本的不安全感逐渐减少，世界各地的人们或许会开始更加关注个人的思考和表达。
然而根据今年公布最新的调查结果（涵盖2017-22年）显示，40年后虽仅有8%的全球人口仍处于极端贫困中，但人们对繁荣将培育自由和宽容的期望落空。 世界各地的众多民众仍固守传统信仰，有时甚至持有不宽容的观点。 尽管他们的财富增加，却往往对他人抱持区分自己人与他者的态度。
一些地区，如俄罗斯和乔治亚，并未因为经济增长而趋于宽容，反而更加坚守传统宗教价值观。 而伊斯兰和东正教国家的年轻人在个人主义和世俗化方面几乎不比长辈更为进步，相较之下，北欧和美国的年轻人则远远领先。 台湾在生存vs自我表达价值观维度偏向中间，传统vs世俗理性价值观方面，则相比中国更偏向世俗理性价值观。
2023年公布最新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结果（涵盖2017-22年）。（取自worldvaluessurvey.org网站）
在传统和生存价值方面得分较高的社会：津巴布韦、埃及、约旦。
在传统和自我表达价值方面得分较高的社会：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
在世俗理性和生存价值方面得分较高的社会：俄罗斯、保加利亚、乌克兰。
在世俗理性和自我表达价值方面得分较高的社会：北欧国家、日本、德国、法国、捷克以及一些英语系国家。
普世价值观仍是社会进步的最佳途径
价值观的分歧也影响到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超级大国竞争。 中国领导人一直在抱怨“所谓的西方普世价值观根本不存在”，并斥责美国政府对这些价值观的倡导为“新型帝国主义”的幌子。
然而这项调查揭示了微妙的情况。 确实，威胁感驱使人们寻求家庭、种族或国家团体的庇护，而传统有组织的宗教在提供安慰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也解释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建立民主的努力徒劳无功，以及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失败。 在混乱和动荡中，一些人寻求在他们的族群或宗教中找到安全感，并且渴望恢复秩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欢迎独裁统治者的回归。
但中国的说法忽略了另一个微妙之处，即狡猾的政治家有时会有意制造不安全感，因为他们知道害怕的人民更容易接受强势统治。 这就是为什么叙利亚总统阿塞德（Bashar al-Assad）在阿拉伯之春早期释放了国内关押的圣战分子。
在俄罗斯，经历1990年代的经济崩溃和改革后，200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1999年至2013年期间，人均GDP成长了12倍。 然而，这并未消除他们的恐惧。 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始终在种族民族主义不安全感上施加影响，特别是在经济增长陷入困境时。 这最终导致了他下令挥军入侵乌克兰。
就算是在那些已经发展成熟的民主国家，像前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和前巴西总统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这样激起对立情绪的政治家，也看出他们可以利用被忽视的选民的焦虑情绪来赢得支持。 所以，他们开始警告说，他们的政治对手试图破坏支持者的生活方式，危及国家的存在。 这种情况同样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和对立情绪。
考虑到这些情况，中国主张西方普世价值观是一种强加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智利（变得更世俗理性）、日本（变得更自我表达）表明，安全感增加确实可能导致社会更加宽容、更愿意自我表达。 这套普世价值观，并不仅仅适用于西方国家，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帮助人们感到更安全。
中国的方法是建立一个传统的、大多数人服从于权威的社会，使人们远离政治，避免对统治者提出挑战。 然而，在这种模式中存在着深层的不安全感。 多数人仍会经历一些变动和不确定性，特别是当政治权力在不可预测的情况下转移。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界限或规则可能会随意变化，完全没有提前警告。 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将导致人们对未来感到不安，并影响社会稳定和信心。
更好的解决方案在于建立基于法治的繁荣社会。 经济富裕的国家有更多资源来应对灾难，如大规模疫情。 同样，富裕国家的公民凭藉对储蓄和社会安全网的信心，知道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太可能受到来自他处偶发事件的威胁。
普世价值观的解决方案更为深层，其重点在于国家如何应对紧急状况与变化，无论是来自全球暖化、人工智能还是美中紧张关系的挑战。 能够有效应对变化的国家将更有能力让社会对未来感到自信，这正是包容、自由表达和个人追求等普世价值观发挥作用之处。
包容、自由表达和个人追求是推动进步的最佳途径。 普世价值观远不仅仅是西方的信仰，更是一种强化社会抵抗不安全感的机制。 世界价值观调查所呈现的是，普世价值观的价值远超出于表面。 包容、自由表达和个人追求是推动进步的最佳途径。 普世价值观远不仅仅是西方的信仰，更是一种强化社会抵抗不安全感的机制。 世界价值观调查所呈现的是，普世价值观的价值远超出于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