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是个人对国家的反抗，暗示社会运动新可能
钟山评论文章：“润学”在新冠期间兴起，成为近期的网络热点话题，并且现实中形成某种“潮流”，大量中国人用各种方式离开中国，这个现象着实让人惊讶，ta们在中国的“好日子”不复存在了吗？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几十年内成为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城市生活水平和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小，似乎海内外人才都能够在国内找到更好的机会。按照官方一贯的宣传，中国在党和人民领袖的带领下“强起来”了，生活在中国“偷着乐”都来不及，为什么要润去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呢？但数据不会说谎，根据联合国难民署2022公布的数据，2019、2020和2021年在海外寻求政治庇护的中国人人数均超过十万人，远高于胡锦涛时期的人数之和，仅此一项就戳穿了习近平在新时代编织的伟大复兴的假象。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政府各种不讲科学、蛮横专制的极端封控做法让很多人感到失望无力。作为极权社会下被原子化的个体，人们反抗的力量有限，代价很大，逃离也许是仅存的理性选择。
政治问题毫无疑问是润的触发点
这几年来，找我咨询有没有必要润、怎么润的朋友明显增加，他们的职业背景大不相同，有中小企业老板，有互联网大厂打工人，有媒体编辑记者，有高校教师和大学生，更有普通的农民工，这些人润的动机和途径都不一样，但有一个共通的想法——中国现在的情况和未来的趋势已经让他们没有安全感。无论是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还是子女安全，至少是暂时的离开才能让他们躲过心中那若隐若现的危机。深究人民的不安全感来自哪里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恰恰是人民领袖一意孤行的雄心壮志会让人民瑟瑟发抖，套用《我爱我家》里的一句台词：“你爷爷一失误，我爷爷就得要饭”。
政治问题毫无疑问是让越来越多人想润的触发点。我从2014年开始到海外求学，到2015年底，要不要润的选择第一次摆在了面前，当时广东警方执行了针对多家劳工NGO的扫荡行动，抓捕了二十多位在工业区帮助农民工维权的活动家，以此来“震慑”珠三角地区日益高涨的工人抗争行动。因为常年在珠三角做劳工调研，我跟被抓捕的NGO活动家熟识，国内外关心这件事的朋友担心我的人身安全，建议不要回国，美国的朋友还为我能留下想了多种办法。这个事件让我认真思考了要不要润这个问题，当时的结论是：虽然国内的政治环境愈发严苛，公民社会举步维艰，但只要避开某些最敏感议题，推动社会改变的努力仍然有狭窄的空间可以维持下去。因此我在事件逐渐平息后回到中国，继续做劳工议题的田野调查。
时过境迁，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决定，我也很难断定是对是错。因为在中国这种体制下，当政治环境的改变只是存乎一人之念，旦夕之间就能截然不同。记得2016年，我在北京听一位知名的政治学者调侃：“十八大之前谁能想到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对于未曾亲历中国曾经的政治灾难、习惯了改革开放的设定的新一代来说，中国在过去十年变得越来越陌生，政治极权、经济失速、社会溃败、文化保守，这些方面的变化都以极端事件的方式出现，不同阶级的人都感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不仅仅是日常焦虑的中产阶级，普通的工人农民都能察觉到身边出现的困境和危机。特别是疫情这几年，来自农村的制造业工人和建筑工人受到很大影响，比如企业订单减少导致开工不足，工人要么只能拿最低工资，要么就失业；房地产行业的衰退，以及政府基建投资遭遇财政紧张，建筑工人被拖欠工资的情况普遍出现。
但执政者的偏执颟顸让他们只愿意听到同一种声音，沉睡在官僚体系给他们编织的信息茧房中做着强国复兴的春秋大梦。国家机器不断增强的控制力让人恐惧，宣传部门开足马力给民众灌迷魂汤，但随着结构性问题的累积，权益受到挤压、损害的人越来越多，人们被迫面对残酷的现实并清醒起来，他们无法改变国家巨大的不确定性，只有寻求改变自身的命运。
润学为何风靡？新冠疫情的“加速”与年轻人的共鸣
新冠疫情是一场巨大的“加速”，无休止的静默和封城让人们普遍产生逃离的冲动和行动，每次当封控的流言传出，都能看到不同职业的人群寻求逃离的场景，城市居民连夜开车出城而堵在高速路口，互联网大厂打工人抱着电脑回家，城中村里的农民工不断推倒水马围栏，最震撼的场景是富士康工人为了躲避“闭环生产”和工厂不人道的管理措施而徒步上百公里返乡，这种反应夹杂了恐惧，无奈，愤怒，更加反映了向往自由、自主是人的本性。中国的疫情封控可以说是极权控制的一个经典形态——每一个个体都处在刚性维稳和数字监控的严密体系之下，即使政府宣告疫情结束后，这种极控制的阴影仍然存在，会以不同的面目和形态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例如广东虽然宣布弃用健康码，销毁疫情数据，但是不久前推出的“粤居码”，强制性要求户籍居民、流动人口、境外人员安装，仍然在搜集居民数据。从这个意义上说，疫情封控是中国走向封闭保守的一个缩影，人们再也回不到疫情前的“正常社会”了。
“润学”变成了风靡社交媒体的网络迷因，也反映出年轻人对其的巨大共鸣，原因是他们所面临的暗淡发展前景和众多的困境。过去三十年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内外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当政治环境在紧缩，改革开放的红利难以持续，且由于深刻的分配不公，更难以惠及到弱势劳动群体。发展的过程已经不是帕累托改进，后来的人越来越难在把饼做大的过程中分享利益，而只能争夺现有的做不大的饼，导致的结果就是竞争愈发激烈。从摇篮到坟墓的内卷，卷名校、卷大厂、卷考公……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对这一点深有体会。而由于政府对个人自由施加的各种限制，他们甚至很难找到纾解压力的渠道——就连追剧和追星的乐趣，都频频被严厉的审查制度扫兴。
那些将在润的路上遭遇的严峻考验
对个人而言，润学提供了转换人生的一种可能性。2015年我在加州遇到一个上海女生，自己做点小生意，本来是来美国探亲旅行的，期间去玩跳伞，让她体会到一种自由的感觉，就下决心留下，于是就去社区大学从头开始学英语，一步一步挺过各种困难，在湾区扎根，疫情期间她去做医疗救护的工作，为华人移民提供服务工作。她的人生也从此改变，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意愿生活，后来收获了爱情，这几年过得很幸福。
除此之外，我在纽约唐人街跟华人新移民座谈时就听说过各种精彩的润的故事，包括花大钱让偷渡集团安排经墨西哥进入美国的，以及拿旅游签证到美国，一下飞机就把中国护照撕了的，这些故事让我明白要润成功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下定决心，然后才能有毅力去坚持完成这个过程。
当然，这个转换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毕竟人是社会的动物，要从一个土生土长的地方连根拔起，移植到另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谈何容易？办好签证、买一张机票离开母国并不是“润”，在异乡立足和谋生才是“润”的开始。就拿美国来说，近些年的移民往往面临十年以上的“绿卡”等待期。一个通过留学来美的中国学生，毕业后想要留下来，往往要过五关斩六将，包括找到愿意提供担保的雇主、办理工签、续期工签、申请绿卡等等程序，且一不小心（例如中途被解雇）就会有失去身份的危险。另外，解决谋生也只是基础，文化和心理上扎根的过程更为漫长，有的人会成功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当然有的也只能勉强过活。我在三藩市唐人街就遇到不少人在美国生活十几年仍然不会英语，活动范围也仅限于华人聚居区，虽然这并不能说明他们“失败”，但至少可以窥见，很多华人移民很难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并且拓展自己的生活和事业轨迹，他们的“可能性”被严重限制了。最近听说的一个案例是有个人花了几万块钱辛苦来到美国，待了八九个月后无法适应又回到中国。从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方面来说，这些都挺正常，即使是在中国，北方人到南方生活，东部人到西部生活都需要面对这种差异性。
此外，不同国家对移民的态度和制度参差不齐，人们润之前往往是通过他人的讲述或资料的描述，缺乏亲身体验，倾向于轻视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但润出去之后就得实实在在地走一遍移民的程序，很多人发现这将是一种新的“不自由”。有些人为了身份不得不去做不合适的工作、和不合适的人结婚、留在不喜欢的地方，并将自己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投入到和移民律师、移民机构打交道的过程里，仅仅大量的文书工作就令人疲惫；有人在雇主担保的制度下难以更换工作，只能承担低薪、枯燥甚至被剥削的劳动长达数年，这往往会造成新的物质和精神的困扰。
阶级身份的差异也会对润后的状态产生影响，通过买房、投资等方式润出去的中产阶级虽然更有资源，却需要面对新的工作和社会地位感的降级，落差感相对较多；而通过偷渡、打工润出去的基层阶级，往往还是在异国从事基础劳动，但获得的报酬会比在中国多，对生活的预期也较现实，心理上往往能更快适应新的生活。我在三藩市就遇到过一位中年女性，她在中国的工作是广州某个知名报社的会计，算是很体面的工作，生活水平也不错，但随家人来到美国后就没办法找到同类的工作，只能去做家政服务，这对她来说是很大的落差，收入也不如以前。
润到异国之后，在工作内容上的落差确实是不得不克服的挑战，发达国家的“高端”工作往往饱和且竞争激烈，而且有较高的语言、本土知识、文化和资源的屏障，移民（特别是一代移民）往往很难和当地人竞争。另外，为本国引进更多基础劳动力，以填补基础劳动市场的亏空，本来就是很多发达国家的移民议程之一；像加拿大一些省提名项目，就把广泛的蓝领类工作列入了“紧缺职业列表”里，为基础劳动力提供移民便利。因此，很多人在移民到发达国家后，都会从脑力工作转向体力工作，从高度专业化的工作转向基础工作，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多年在母国的高等教育和职业经验“作废”，工作的价值感和意义感也需要重新定位，对此需要做好心理准备。
如果“润”并不像很多人想象得那么美好，甚至常常有“得不偿失”的顾虑，那么他们为什么义无反顾？从历史和多国的经验看，第一代移民在克服重重困难润成功后，往往能给下一代一个比较好的成长环境。想要孩子获得更人性化的教育、在一个包容、公正的社会环境里成长，这是很多中产们宁愿放弃多年家业，半生之后移居他乡、从零开始的核心动力。而这一点对遭遇政治压迫的人来说也尤为重要。过去十年，中国的政治异议人士，维权律师，女权活动家，劳工行动者遭遇严苛的打压，不但个人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而且家人遭到骚扰、甚至被“连坐”惩罚，子女没办法享有正常、公正的教育权利。随着打压愈演愈烈，法制形同虚设，现在别说是活动家，就是普通人都随时可能遭受社会主义铁拳，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个吐槽贴都能惊动网警上门“查水表”。上海疫情期间，一名身穿印有“警察”字样白色防护服的人员威胁拒绝转运的居民时，声称：“处罚以后，要影响你三代”，这句威胁触发的是盘踞在无数人内心的恐惧，正因为如此，那句“我们是最后一代”的绝望回复才会爆火全网。对很多经历过封控噩梦的人来说，润才能让自己和后代获得新生，过上正常的生活。
因此，感受到国家带来的不安全感，而起心动念要润的人，都要有为自己和后代的人生负责的觉悟。在社会运动失去了全部空间后，选择彻底退出这个不公的体制也是一种反抗，介于其高昂的成本，说它只是消极的“逃避”并不公平。当润渐渐变成一种集体运动，并被赋予“用脚投票”的意义时，它将给一个极权国家带来的动摇尚且难说，可从人本的角度来看，人们内心对公平、自由和安全的天然追求，以及想要改变、掌握自己命运的勇敢尝试，仍然值得尊重。
更大的挑战在于异地重建价值主体性与社群认同
但是在润出中国，抛离了原本的国族身份后，更多的适应性挑战来自于思想观念和制度政策层面。一方面是新移民在封闭专制的环境下形成的思维、行为处事方式是否能适应开放自由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是其能否主动接受和融入新的价值体系，这两个心理适应过程对第一代移民来说往往难度很大，也很少有其他国家的移民有着和中国人一样复杂的背景。
在海外的华人群体中，直接因政治原因移民的人毕竟占少数，即使身在墙外，人们也不得不面对同一族群身份中批量的小粉红、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民粹主义者等群体，彼此的认知、观念和政治主张仍可能大相径庭。由于海外中文内容和中文社群的贫乏，华人社群仍然严重依赖于微博、微信、豆瓣、小红书等墙内的信息来源和平台，也仍然受到审查的限制，这也是中国的威权政治在海外的影响力的体现。
随着中西方进入“新冷战”氛围，一些留学生的言论和表现会受到大使馆、有官方背景的学生会，甚至其身边同学的监控；国内的网警在墙外的社交媒体上监视异议者，并且骚扰他们在国内的家人；在华人社区的一些政治活动也会遇到亲中的团体干预。从这个角度看，身体的润并不能解决思想上的问题，也无法保证润之后就能摆脱中国的影响。
近些年网络上出现了好几位知名的爱国意见领袖，陈平、司马南之流被网友讽刺为“反美是工作，移美是生活”，他们把家人或房子安置在了美国，自己却摇身一变为爱国大V在国内鼓吹民族主义，利用信息差大肆渲染“东升西降”的妄语。他们很清楚中国的政治环境和未来的走向，却反而选择充当宣传的帮凶。这样的人把润当成了一种投机，两边的好处全都想要，中国放任这样的人在国内当意见领袖真是实实在在打自己的脸，而这些首鼠两端的人在中文世界的横行，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多元的润学群体的声音。
但另一方面，让人感到有希望的是，过去几年随着润学群体的扩大，特别是接受过良好人文教育的年轻一代开始重新政治化，并逐渐参与到公共议题中去，他们在海外扎根的过程中也逐步形成自己了的主体性。这个年轻的泛自由社群既会融入所在国的社会政治议题，比如美国的工会运动、黑命攸关运动、反亚裔歧视运动；更会关注中国国内的各种事件，并利用身处海外的自由奔走呼号，在线上传播各种进步理念，线下积极组织、参与社群活动，比如米兔运动、Jingyao诉刘强东案、海报运动、白纸运动等，都是非常积极有益的尝试，也让我想起自己参与的加州“争取15美元最低工资”、三藩市参事选举和伯尼-桑德斯的民主党总统初选等运动。
对年轻一代的活动家来说，中国问题是润学的触发点，但也会是落脚点。他们在肉身获得自由后正在重新找回关注、介入中国事务的空间和能动性。中国的影响没有那么容易退出他们的生活，但他们也不准备放弃中国的议题。而尽管中国的“墙”很高，互联网审查愈发严厉，这些新一代凭借自己和国内尚且紧密的连接，仍然有可能将海外进步社群的影响力反哺回国内。
综上所述，润不是问题的结束，而是新的开始。润是复杂的、从下到上的人生重建过程，新移民不但要解决最基础的生存需求和身份的合法性，还需要形成新的价值主体性和社群认同。
润更是一场对极权的消极反抗，但对于正在形成的进步社群来说，它也暗示了社会运动的新可能。这个过程里的人始终是在夹缝里的，是拉扯的，我们既要在新的国家找到坐标，又要持续关注中国的议题，二者常常是一种竞争关系，我们要准备好接受这种身心分离的常态。
如果中国无法走向政治开放与自由的道路，那么润的议题就会一直存在，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会不断实践他们肉身或精神上的逃离和叛逆。最终，他们之中一定会有人找到反击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润是把不合作运动的种子播撒到了海外，“华侨为革命之母”的预言或许有一天会卷土重来。
（ 注：原文标题为《“润”是一场个人对国家的消极反抗，却也暗示了社会运动的新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