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桦：一九八七年，送别独生子翔鹰赴美留学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我与王蓓送别独生子翔鹰赴美留学。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例外得到允许，越过海关，把儿子送进检票口。在即将分别的一瞬间，我拥抱住他，他的眼圈红了。
“爸爸，我真不想走……”
我没有说什么，也说不出什么。松开手，把他推向候机室，推向陌生的大洋彼岸。他背着非常沉重的行囊和忧伤转过身去，消失在台阶上那扇玻璃门内。门内有许多人的身影，我分不清哪一个身影是我的儿子。送走儿子以后好几天，我都沉浸在纷乱的思绪之中。我和妻从来都不想把儿子送走。早在八年前，海外的亲友就建议我们让他出国留学，我妻和儿子都不能接受。我们完全不能想象，这个最小的家庭会少了一个，而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必不可少的三分之一。
一九八七年的夏天，我在改编白先勇小说《谪仙记》为电影剧本期间，由于过度疲劳，晕倒在地休克过几分钟之后，儿子又动摇了出国的念头。他非常伤感地提出，放弃出国机会，留下来与进入迟暮之年的父母相依为命。但办完一切必要的出国手续，买好机票，全家已经筋疲力尽了。这个时候再打退堂鼓，显然为时已晚。他只好忍痛离家去国。
一九五九年岁末，我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在上海郊区一家军工厂劳动改造。我的钳工组长——一个抗战时期八路军的老修械工张师傅通知我：“你家里（指我妻子）生了，是个儿子，来了电话。准你一天假，回去吧！”于是我骑上自行车，飞似的从二十余公里以外的北郊赶回市区。不是探视时间，只能站在妇婴保健院的楼下，7和楼上的妻子交谈了几句简短的对话：
“儿子……在哪儿……？”
“在婴儿室，现在看不到……”
“你还好啊？……”
她苦笑笑点点头。
一个星期之后，我去接他们母子回来的时候才看到儿子。我抱着他不知所措，总怕伤了他过于柔软的小身体。妻因病缺奶，我去买了一个奶瓶开始喂儿子牛奶，用针在奶嘴上扎了几个孔便放进儿子的小嘴里。他吸了很久，一面吸一面哭，哭得满脸满身发红，我和妻急得团团转，心疼得眼圈都湿了。问过邻居才知道，扎奶嘴要用烧红的针才行，只有烙过的孔才能吸得出奶水。于是赶紧如法烙孔，直到深夜，儿子才吮吸到奶水，止住哭声。晚上，我把他搂在怀里，很怕压了他，彻夜不敢熟睡。
儿子在欢快地成长着，他哪里知道我们这个家庭和别人的家庭并不一样呢？三岁时他就迷恋古典音乐，那么一丁点小，就能静静地坐在我怀里一次听完一部至两部交响音乐。六岁时就经常要我带他去外滩，拿着铅笔和速写本在众人围观下速写各种船舶，还根据汽笛的不同声音，分别把每一艘船称为：小鸭、小狗、老虎等等。
他妈妈经常忙于拍片而不在家，他的童年时代大部分时间和我相处。他非常喜欢郊野草地，一看见绿茵茵的草地就大叫着在草地上翻滚。跟我上街从不索要吃食，却总要买玩具。有一次，因为没给他买一支连击冲锋枪，他突然在我脸上打了一巴掌，气得我把他扔在沙发上，不再理他，三分钟以后他就省悟到自己的错误，哭叫着扑到我的怀里，很久都不放开我。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对我使过性子。在他四岁时的一个傍晚，我去幼儿园接他，把他放在自行车的大梁上带着他骑行，被警察发现，要我到派出所去受“教育”，儿子难过地问我：
“怎么办呢？爸爸……”
回答他的却不是我，而是警察。这位警察也承受不了一个孩子的恐惧目光和颤抖的声音。
“算了，回去吧！下次可不许这样！”
突然被获释的感觉使得他紧紧搂着我的脖子……
儿子小时候最害怕的声音是那个穿街过巷的箍桶匠的呼喊，他总是在走到你身边的时候突然大喊：“箍桶啊！”儿子不明白他喊的是什么，出人不意而具有神秘的威胁，每当他不愿午睡时，我总是抱着他说：“睡吧！箍桶的来了！”他只好紧紧地抱住我，闭上眼睛渐渐睡去。
他曾经是一个口齿伶俐能说会道的孩子。一九六三年春节，我带他去广州看他正在广州拍电影的妈妈。在火车上，当我从洗手间回到座位时，全车厢的旅客都朝我哄笑起来，他们告诉我：
“你儿子泄露了你们的家庭秘密。”
他却得意地对我说：
“爸爸，我只不过告诉他们，电影里，走钢丝的金姑娘就是我的妈妈。”他说的金姑娘就是当时正在放映的电影《飞刀华》里的女主角。
一九六三年，虽然早已摘掉右派帽子，但我在上海的处境仍很艰难。当时的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柯庆施、张春桥等把我当做政治贱民，不许我写作，只许我下乡劳动，我被下放到浙江绍兴一个公社里去种水稻。一九六四年夏天，途经杭州遇到当时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他答应让我重返军队。我虽然不忍离别妻儿，但穿上军装可以减轻社会歧视的现实，使得我不得不离家远行了。终于在那年冬天去了武汉，再次入伍。我在十六铺码头登上江轮，儿子在岸边他妈妈怀抱里，出神地欣赏着大轮船航行前的壮观场景。汽笛鸣响了，即将起锚……船上岸边的人挥手道别，突然，我听到儿子大声哭喊起来，他在送行者的人丛中十分引人注目，因为他头上戴着一顶小红帽。他的哭声非常伤心，使得船员们把即将抽去的跳板又搭了上去，搬运工们用手把儿子接过来传到我手上，我抱住他，他紧紧抱住我，不再哭了。汽笛在鸣响，我噙着泪水对他说：
“你跟我走了，妈妈一个人在家不是更伤心吗？”
他立即把脸转向岸上眼含泪水的妈妈，又扑向传他上船的搬运工人，要他们把他传回妈妈的怀抱里……
当轮船转身驶去的时候，儿子又大声号哭起来……那顶小红帽很快就模糊了，而他的哭声却在我的耳边萦绕了许多时日……
之后，每当我回家探亲的日子，他就高兴地喊起来：“爸爸回来喽，好开心啊！”我问他为什么开心？他想了想，说：“爸爸回来，有好小菜吃！”——这当然是事实的一部分。但他想要说却说不清的，是他对我的依恋。有一次他跟妈妈在一起看法国影片《白鬃野马》，他看到许多人都降服不了那匹雪白的野马时，突然大声说：“要是我爸爸在这儿就好了！”他心目中的我，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大智大勇者。而那时，我的实际社会地位，又是多么卑微，多么的无能、无奈。一个天真烂漫的幼童万难理解。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我这个虽已摘帽多年的右派分子，理所当然地在武汉又被囚禁。秋天住院动手术，我才有机会偷偷地在夜晚溜出病房，给上海家中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儿子（他妈妈也已失去了自由），儿子尚未意识到已经来临的灾难有多么深重，一听到我的声音，就高兴地向我讲述了上海的各种情况。我问他上学了没有，他告诉我：“老师都在闹革命，我们不上学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如此流利、如此喜悦的声音了。
离别了七年之后，一九七二年他随妈妈到武汉来探望我的时候，人长高了，语言却很短，像是已经枯竭了的溪水。
这段岁月，隔着一座黑沉沉的大山，我的儿子在山那边难道误饮了哑泉的水？妻告诉我一些有关儿子的事情之后，我才找到答案。
文革第一年的岁末，造反派就抄了我们的家，抄走了我们的全部藏书、藏画和儿子的童话书，砸烂了他心爱的玩具，坦克、冲锋枪等……同时，还押走了他的妈妈。在被破坏得凌乱不堪的屋子里，儿子坐在地板上蹬着小腿大声哭喊着：“还我的玩具，还我的妈妈！还我的书……还我的妈妈……”直到哭哑了嗓子……
文革的第二年，他在学校要求参加红小兵。使他难以理解的是，一再不被批准。老师回答说：“你没有资格！”那时小朋友们也学会了歧视“异类”。在家是父母唯一的宝贝儿子，怎么能承受得住冷酷的歧视和敌视呢？回到家中，坐在小院的台阶上掩面嚎哭起来。他痛苦地问妈妈：“我样样都不比别人差，为什么不让我参加红小兵？！为什么？妈妈，你告诉我！为什么呀！……”
妻没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即使能回答，天真幼小的儿子也听不懂。他们只有相向哭泣。
从此，儿子渐渐失去了语言和欢乐。妈妈被送到郊区干校去劳动改造，爸爸被关在外省的“牛棚”里，他只能和年迈的、愁肠百结的外婆在一起艰难度日。需要说的话只是：“婆，我饿！”“我冷，婆！”厄运对于幼小的身心来说，太沉重，太突然了！后来的日子就是盼，盼回了妈妈，再盼爸爸。每天中午和傍晚都要跑到弄堂口等邮递员，或许有一天会有爸爸写来的、经过检查以后寄回家的短信，内容千篇一律，都是：“我还活着，你们要保重！”但这也是天大的喜讯啊！
夜里，儿子和婆婆、妈妈都患了失眠症。婆婆在黑暗中说：“鹰儿，报个时辰。”儿子早就熟悉了所有的时辰，随口报了一个。婆婆捏指一算，念念有词地说：“速喜、速喜，就在门里！你爸爸的信就快到了，睡吧！啊！”儿子这才翻身睡去，接着做一个会见爸爸的梦。第二天一早就悄悄告诉婆婆和妈妈：“我梦见爸爸了，他还摸摸我的头……”
这种日子过了整整六个年头。六年，有多少个日日夜夜呢？
每个学期终了，妻都要被儿子的班主任叫到学校接受训斥：“你儿子成天不说话，思想很阴暗，心怀阶级仇恨！这难道不是你们家长的影响吗？！”妻最忍受不了对她善良忠厚儿子的曲解，但她只能把由于愤懑而涌上的泪水强忍下去，无言以对。
一九七二年，妻和儿子才被准许第一次到武汉来探望我。那时我正在东湖边的一个农场里劳动改造。我被允许去码头上接他们。当我看见妻带着一个瘦高个儿的少年向我走来时，我完全认不出他就是那个经常骑在我的脖子上，抱住我的头喋喋不休，不知怎么表达他的爱才好的儿子。沉重的行李压歪了他的肩膀，他苦涩地笑笑，哑声叫了一声：“爸爸！”
第一个夜晚，一家三口团聚在我那间狗窝似的小屋里，儿子兴奋得不能人睡，快活得情不自禁地用双脚蹬着被子叫着：“开心死了！开心死了！”白天他经常到猪舍里来，默默地看着我清理猪圈，煮饲料，分饲料，给病猪打针，为母猪接生。我怕直视他的目光，他的目光里充满疑问、同情和忧伤，却没有一丝抱怨。那时候，这样的家庭，这样的负“罪”的父亲太多了！
“四人帮”垮台的头两年，我忙于创作和争取话剧《曙光》的上演，奔走于京、泸、汉三地，从来没有问过儿子的学业，他居然默默地在一九七八年考取了著名的上海交通大学，按照他童年的梦想，进入船舶动力系。他第一次看榜回来我都不敢相信，又让他再去看了一次，我才确信他是考取了。同时我感到非常内疚，哪有这样的父亲？对于生长于乱世的儿子的学业不闻不问，儿子竟不让父母操心，顺利升入大学！当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妻告诉我：儿子从来不要别人督促，为了学业，寒冬暑热，没有一夜不是在深夜才熄灯人睡的。大学毕业之后，走上了工作岗位，依然如此。
数十年来，我们的家庭由于我的缘故屡遭不幸，儿子的心中余悸很深。一九八四年他曾在一封信里劝我说：“爸爸！您不能改变一个方式生活吗？为什么那样重视文学的使命呢？从您的少年时代起，您为这块土地已经付出了您应该付出的一切。”我复信给他：“儿子，我不能，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我越来越理解古人说的‘文章千古事’那句话。一个有生命的人怎么能不重视自己生命的意义呢！儿子，虽然从你出生那时起就因我而受累，就饱尝孤独无依和惊恐的滋味，我很抱歉！儿子，我在参加了战争，经历了长期坎坷之后，仍然选择了这条时断时续的艰难道路，选择了这个伴随着我的也是你的辛酸、快慰和幸福的事业。如果为了安度晚年，我当然可以放弃这项工作和从事这项神圣工作的严肃态度，我们也许会有一个像别人一样安宁和舒适的家。但我不能，原谅我；儿子！你曾经多次原谅过爸爸，因为我的选择似乎和顽固不化、执迷不悟没有关系，而是对生活执著的爱。看得出，你对爸爸还是理解的，但你的理解不可能很深，因为你没有经历过我所经历的时间和空间。儿子，我不能用生命的意义这样昂贵的代价，去换取宁静和舒适的生活……原谅我，儿子！……”他无法和我完全共识，因为他没有看到他的爸爸看到过的一切：他的祖父被日本宪兵活埋；他的父亲儿时为了求生而失学；中原大地尸横遍野；饥饿的人们骨瘦如柴，野狗却个个肥壮。中国人世世代代为渴望光明在濒死之际都睁着天真、轻信的眼睛……儿子远在美国，每逢国内有了任何一点风吹草动，就要打电话回来，一定要听到我的声音，听到了，他才安心……
为了他去美国留学，我们一家三口都痛苦地踟蹰了很久。每当我看见美国驻沪领事馆门前等待签证的长龙，就有一种说不清的惆怅。在中国的唐代，前来中国求学求知的人数是当时的世界第一。今天，却恰恰相反，中国人出国如潮。历史和现在都是严峻生活的真实。四十年代中叶，他的父亲就曾在出国留学和为一个新中国而在自己的土地上牺牲奋斗之间进行过选择，我选择了后者。
一九八八年夏，我应邀去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活动，儿子从明尼亚波利斯来看我。那时，他已经在美国度过了最艰苦的一年。明尼亚波利斯是个读书的好地方，但找工作却很困难。儿子去美国的头两个月，四处碰壁，找不到打工的地方。有一个时期，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正在这时，一家华人餐馆的老板通知他去试工。同时去餐馆的还有一位中国内地留学生，他比儿子早去美国一年，是由另一城市转到明城来读书的。异国逢伙伴，相依相随求生存。一周后，老板才宣布，他只能在两人中留用一人。出人意料的是，他没有选中在美打工已有一年经验的另一位，却留用了不善于劳动，只会埋头苦干的儿子。找到工作应是一件大喜事，而儿子却陷入深深的苦恼和不安之中。他在家信中写道：“虽然找到了工作，却一点也不高兴。我和他走出餐馆，心里很难过，不知说什么才能宽慰他。我想，要是我不到美国来，这份工作肯定是他的。可明天，他到什么地方才能找到工作呢？……”看完信，妻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在竞争、搏斗中才能生存的异国，儿子的善良，儿子内心深处具有的爱心，使她感到骄傲和欣慰。
儿子有了工作，生活更艰苦。不停地劳作，什么苦活都得干。明城寒冷的气候要占半年的时间，冬季的深夜打工归去，在大雪冰封的路上，踏着深深的积雪，一步一个坑，步行一小时才能走回住处。打工、学习，学习、打工，对于一个父母宝贝的独生子来说，太不容易了！他以一种甘于寂寞和顽强的韧性，闯过了种种难关。学会了语言和许多劳动技能，得以自食其力。
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明尼苏达大学邀请我去演讲，他的同学们这时不知道他就是我的儿子。他并不是羞于让别人知道他有一个这样的父亲，而是因为他从来都只愿意做一个不引人注目的人。一位教授直率地对我说：“你儿子的性格和美国很不协调。在美国，人们不可能慢慢地去认识你，就像中国谚语说的那样：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而是要你自己去争取让别人赏识你。”后来的发展却是中国式的，两年之后，儿子以他勤奋的学习和优异的成绩，终于被他的导师赏识，并给予最大的信赖。
但他年年、月月、时时都想回国，我太了解他了！他的心灵仍然和儿时一样，眷恋着他那个只放得下一张小桌和一张小床的房间；夜里，他可以在灯下伴着交响音乐写诗，写小说，不时走到父母的房门外，听听爸爸妈妈均匀的呼吸。虽然我和他从未正式地讨论过什么，甚至很少交谈，但我们之间的爱和理解是不言而喻的。他还眷恋上海的大街小巷，中国的大地、河流、海洋，中国式的拥挤，中国式的喧哗，上海的方言……连那些不礼貌的粗野的吵闹和谩骂也都是亲切的。因为，一切都在他遥远的回忆之中，蒙着一层雾似的、温馨的乡愁……
我的儿子！我亲爱的儿子和我是多么的不相同，又是多么的相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