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胡春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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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次是他的人生经历和奋斗过程之苦。
从来没有一个中共领导人爬到、或者为了爬到权力巅峰经历了胡春华那样骇人听闻的艰难困苦。
共产党僭政后，像李鹏这种“无忧无虑到公卿”的就不说了，江泽民一辈子没离开过城市和大城市，乔石、胡启立、朱镕基不但没离开过城市和大城市，而且一生大部分时间还没离开过中央机关；李瑞环倒是出身地道的贫寒农村，可连他都知道做木匠也得到北京去做；胡锦涛虽然在西藏忍受过几年高原反应，但他是驻藏大臣和最高统治者，与胡春华在西藏磨难完全不可并论。跟前的这些衣冠里，习近平平生好地方任其挑拣，不是富贵温柔的厦门福州，就是山绵水软的浙杭天堂，再就是香风缭绕的外滩淮海路；李克强大学毕业后就从未下过基层——当然，我没有把正处级的北大团委当成基层；栗战书和汪洋早早跑到城市谋生，赵乐际出生在省会西宁，仅下乡插队了一年就忙不迭的返城；王沪宁更绝了，至今为止除了美国半年，在中国只认得上海和北京两个最大、最繁华城市的模样；倒霉蛋孙政才是农家子弟，学的还是农业，学农业的学校还是没什么名气的莱阳农学院，可一毕业半天都没耽搁就到了北京，除了中间在吉林和重庆做了八年封疆大吏外从没离开过——在可预计的将来，他也会继续在北京的燕山脚下度过了。
回顾胡春华非同寻常、空前绝后的仕途道路，可以比较研究和他同代、同类人群的人生历程、成长轨迹以及成功与失败的因果。胡春华毕业的时候，大学生还凤毛麟角，属于天之骄子；多年大学停招造成人才奇缺，文革干部被大清洗后又空出了大批位置需要填补，同时邓小平出于半私半公的目的急于实现新老交替和“干部队伍四化”。这一切叠加起来，使得北大这种大学的毕业生有如进士出身。
留北京不是追求目标，让人纠结的是去书记处、中办还是国务院，万一到了北京市机关简直抬不起头来。胡春华同系高两级的孟晓苏毕业去了中宣部，很快被挑去给万里做秘书；他同级法律系的孟宏伟毕业选择了中央政法委，这些只是我一时想起来的。学生干部加党员那简直就是赐进士及第了，1977经济系学生、李克强同届学生会主席张炜，毕业就被胡启立要到天津做团市委书记，几年后就备选天津市副市长；胡春华另一个同级的人大学生会主席董宏毕业直接当了薄一波的秘书。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5年，那一年中文系一个校学生副主席毕业，中央、北京市近百个单位来要。当时争当学生干部和入党，目的主要就是增加筹码和机会，分配时抢夺最好的单位、岗位和职务，占据最高的起点和最有前途的资源。从实践来看，自李克强以下当时所有北大的学生党员干部也确实捞尽了好处、占尽了便宜，除了少数半途而废和折戟沉沙的，至今都还是人上人，仅就官场来说，副部长、部长车载斗量。其实那时候全社会从上到下包括学生自己都在口口声声述说基层经历和经验的重要性，也知道只有经过基层的实干和历练才有坚实的基础和深厚的沉淀、路才能走得更长久，但实践中基层却永远没资格来挑选人才和被人才挑选。也别说，还真有一批人特立独行的向基层反向流动着——比如从书记处流动到大连金县、从军委办公厅流动到河北正定——，他们就是尚还处于接班襁褓中的太子党，因为他们不管去哪里、去多久，朝堂都会为他们虚席以待——而换了普通人，基本上就是黄鹤一去了。八十年代前期，除了入禀中枢、参知政事，摆在北大野心勃勃的学生们面前的，还有一条更耀眼、更绚丽、更风骚、更快捷、更金光闪闪的从政大道：共青团干部之路。
那时的胡耀邦、胡启立，一前一后、常务中央，团派势力如日中天，达到历史顶点。王兆国在就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之后仅仅三年就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办主任、李克强在做北大团委书记后一年多就当了团中央候补书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时间，多少更加出类拔萃、才华横溢的人蜂拥到这条路上；除了李克强、张炜，还有徐小平口中与他们并驾齐驱的另一个有“雄才大略”的潘维明以及张虹海、刘晓锋这些人。潘维明是仅高胡春华一级的同系学长，张炜之后的校学生会主席；李克强离开北大后他继任校团委书记，同时兼北大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两年后调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和他同时到上海任市委组织部长的是曾庆红。张虹海，和李克强同为张炜那届学生会的副主席，两人关系至今极好，在北大担任团委副书记很短时间后就任北京团市委副书记。
刘晓峰，潘维明同班同学和他之后的北大团委书记，两年后赴青海任省政府秘书长、格尔木市市长……等等。此时北大人趋之若鹜、津津乐道、万众仰慕、“我的眼里没有你只有他”的是这些散发着迷人气质和魅力的明星、偶像和未来中国领袖——没有人知道大了好多岁的辽东半岛尽头恐怖的蛇岛附近一个凄凉渔村旁从七品的薄熙来和黯淡乏味的冀中南荒原上一个灰头土脸县城十字街上副处级的习近平，即便知道，谁又会关注他们一下呢？
六、
胡春华16岁进北大，毕业时刚满20，而此刻他的同龄人差不多都才一、二年级。这种低龄，不用说在那几年，即使在北大整个历史上也是数得着的。胡春华赶上了那个大学生的黄金岁月，却无缘分享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年龄太小，而且出身寒贱、经历狭隘、见识短缺、心智幼稚、举止拘谨、外貌寒酸、缺乏自信，别说和上面那些当过工农兵的叱咤风云的明星、偶像学生们相较，就是和徐小平看不起的“等而下之”的79哲学系同级、当时的北大学生会主席、正好大他十岁，做过工人、车间负责人、教师、工厂团总支副书记的朱善璐比起来，在经历、经验、能力、气势、手腕等各方面，他也是可望不可及。一个高胡春华两级的前中文系学生W告诉我，在83年前从没听说过他，他离校前去和W同宿舍人告别时才第一次见到他，唯一的感觉就是“稚嫩的不得了”。
由此可见，胡春华在北大的时光里，基本上处于边缘和角落，校团委和学生会干部轮不到他当，就连系里也无人问津，他的“组织问题”还是因为申请去西藏才在毕业前几个月突击“解决”。在这种背景下，胡春华毕业后要去中央机关不容易，如果想留在团委，虽然79级分配那年北大团委留的人最多最滥，恐怕也难有他的份。也许胡春华年纪小小就早早看出，自己无力也无资本和那些抢占着舞台和聚光的人们竞争，所以只能开辟一条出人意料、前无古人、后无效仿的最边缘、最艰苦、最玩命的道路，置死地而后生，闯出一片生机和一番前途；也许胡春华年纪小小故而轻信上当“艰难困苦，玉成于汝”的千年老鸡汤，觉得自己打出娘胎吃的苦受的罪还不足以让“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不论哪样，他无疑都是一个想人所不敢想、做人所不敢做的厉害角色，对自己狠的让人望而生畏；后来他能持之以恒、咬牙隐忍，十几年没有出差错，最后居然还成功了，则足见此人情商、意志、智力、潜质和后劲实在惊人和罕见——要知道青春的激情和冲动简单、一直坚持住太难，一时投机成为楷模容易、始终做模范太难；而作为名声在外的榜样，从政的压力和危险最大，因为所有人都想尽办法在鸡蛋里挑骨头。胡春华同时代前后几年里的那些资历、才华、声望比他出色、优秀、显赫得多的，在从政之路上起点和位势比他高得多的前辈和同龄的大学生们，除了李克强，最终都无法望其项背。
当年在胡春华眼里高不可攀的张炜，李克强为副手的、被同年学弟尊为百年罕见的世界级政治家，毕业后任天津团市委书记不久即成为副市长候选人，却因太年轻在差额选举中落选，随即任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天津市对外经贸委主任、中共天津市委外事办工委书记等职，时年33岁，成为被美国《时代周刊》报道的中国政坛“未来之星”和未来领袖的第一人。1989年五月，张炜已获任命海南省副省长，不久六四屠城，他毫不犹疑、毅然决然挂冠辞职、以示抗议。
辞职当天的张炜，坐着政府专车上班、倒着公共汽车回家。随后，他被发配天津社科院当资料员，妻子离去、儿子罹白血病。1993年已经38岁、多年高官的他，从零开始，坚韧前行，携子赴美治疗，并先后在哈佛、牛津获公共管理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后任剑桥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多年前，张炜被金正日邀请赴朝鲜参知经济决策，在北京首都机场换机时被禁止入境，直接押上回程飞机遣返英国。张炜愤怒之余，在飞机上即席演说，成为一大轰动事件。
2011年张炜任职香港企业，仍然常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呼喊发声。另一个在当年胡春华眼里高不可攀的同系学长、张炜下一任北大学生会主席潘维明、李克强下一任北大团委书记，北大毕业三年后去上海任市委宣传部长，不久发起“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和上海文化发展战略规划，汇集了中国最著名的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轰动朝野，他也被美国《时代》周刊发文称为另一个中国明日领袖。但好景不长，1986年底学潮，他虽然为前去上海交大朗读“葛底斯堡演说”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挡住了飞来的碎石，但依然被牵连降职，贬到上海电机厂任党委副书记，89年回升上海新闻出版局党委书记。89学潮爆发后，潘维明穿梭京沪两地，参加世界经济导报座谈会等等，倾向极其明确。六四平定之后，他被一撸到底、惨遭整肃，不但开除党籍而且开除公职。
1990年，有关部门在成都设局让潘维明被嫖娼，随后上海法院构陷罗致将他判处四年徒刑。出狱后，潘维明彻底与官场无缘，做过书店、餐厅、咖啡剧场、文化公司，并专注摄影事业；之余会友、邀宴、聚会、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是地道的一个江湖散人。潘维明同班同学刘晓峰在其之后接替北大团委书记，一年后去青海任省政府秘书长、格尔木市市长，又过两年回京到体改所做副所长，六四后因为掩护所长陈一咨出逃而被捕，出狱后专心经商，极获成功。包括李克强在内的上述当年北大风云际会、辉煌一时的学生领袖们，在进大学之前分别当过工、农、兵干部多年，社会经验丰富，能力才华出众，智商情商上乘，学历、才能、名气、原点、起步直至同期的职务都远远高于今天政治局常委中绝大部分人，但是除了李克强，所有人都半途而废、功亏一篑或者调转枪口、反戈一击，这着实令人探究。
这些人是在文革里荒废和沉淀下来的数目庞大的平民子弟中极小的一部分顶尖出类拔萃者，他们虽然身处逆境但抱负远大，早先在最底层通过个人奋斗已显露头角，在机会到来时更毫不犹豫的抓住并最早一、两批考入北大，他们不但具备超人的才华和智力，而且有着强烈的领袖气质。上世纪70、80 年代之交以思想解放运动和竞选风潮为代表的新旧交替、觉醒启蒙的狂飙时代和激荡岁月，最适合他们叱咤风云、轰轰烈烈，于是迅速脱颖而出，成为北大学生领袖——当时同类特质的出类拔萃者和学生领袖们，无疑也包括官方路径之外、在竞选运动中如日方中的胡平、王军涛等人——。
此时改革启动突进，急需干部人才和“第三梯队”，组织路线大胆解放、不拘一格，而太子党的年龄和资历尚不足以接班，因此这些青年才俊们立即受到垂青瞩目并被快速提拔到高位。他们个人风格和共青团工作特点，更像西方所谓的政治家而迥异于官僚；他们改变中国同时自我实现的目标明确、急于速成；他们起步的共青团系统在团派主政时红透大半天，已经习惯了一日千里、不断攀升；他们能力超群、创意天赋、观念绝尘，因此恃才傲物、刚强易折，更受不得委屈；对文革教训的深思、对历史发展的洞悉、对中国现实的体察、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加之个人经历和职业特点，使他们思想活跃、精神自由、灵魂永远处于不安定之中，使他们崇尚真理、追求公平和正义、勇敢无畏而本能具有反骨；等等。
这诸般特质，导致他们一旦正式进入真正的官僚系统，就无法适应和认同一个保守僵化老朽的体制，无法忍耐和接受一个平庸停滞年代漫无边际的煎熬，更难以和它们彼此相容。结果，他们表现的爆发力超强、无坚不摧，但是耐力、后劲和持续力欠缺。最后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渺小个人永远无法左右的历史与时代的命运，也即美国历史学家威廉·劳伦斯·夏勒写在他那本著名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扉页上的“命中的劫数”：在他们大放异彩、光芒万丈之后短短的几年时光，中国的前行停滞止步、历史的进程逆转倒退，直至漫长的三十多年过去依旧丝毫没有完结的迹象。与此紧密相连，他们的命运也就被牢牢注定。
而胡春华，身上具有的一切与他们几乎全部相反。
经历过中国之春和那个燃烧炽热年代的我们，脱口而出、引为北大骄傲的，过去是、今天是、将来也永远是他们而不是胡春华。
如果胡春华明年三月真的接班总理，就是同为北大出身、仅相隔一级的两个共青团前第一书记先后相继把持首辅，那说明身为“党的后备军”、“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团派地位树大根深、牢不可破，也说明北大根深叶茂、难以撼动。而这，却是心胸狭隘、刻薄寡恩的核心无法接受和容忍的，所以我想胡春华的希望并不大。
七、
第三是他人性、灵魂和精神的历程和历练之苦。
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说：既然迈上政治一途，就必然希望达到顶点，否则全无意义；然而走向领袖的漫漫长途是极其孤独、清冷和寂寞的，很少有人能够承受和坚持。从政之路坎坷崎岖、变幻莫测、艰险苦痛、遥遥无期，如果把它当作人生唯一目的和一生唯一方向，不但要牺牲掉生命中所有的快乐、情趣、爱好，放弃掉生活里全部的内容、享受、幸福，还要扭曲人性、压制渴望、泯灭爱憎、消弭喜怒哀乐、忍受无尽的精神困厄、承受非人的心灵折磨、杜绝一切不相干的思想、冲动和行为，也就是苏轼说的：“苦其心志……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
不幸的，胡春华正是如此。他从1983年当众誓言去西藏的那一天起，已经把整个未来和一辈子命运寄托和压注在这个前途上，“我拿青春赌明天”了。于是，几十年来，他战战兢兢、临渊履冰、灭绝个性、斩断六根——说回东莞的事，不管他是左还是右，我都确信他对卖淫嫖娼绝无好感：眼睁睁的看着多心烦意乱呀——。
2017年7月孙政才被拿下后，传说胡春华以身体不佳为由请求谢职，传言虽不知真假，但从那之后我就注意到他从不漂染的满头白发，也想见他半生心灵和精神的炼狱之苦，而2017恐怕是他平生最大的危机和煎熬。阴差阳错的，他前所未有的苦难经历却使他在2017年下半年的危机中度尽劫波、化险为夷：你想呀，习近平就是再刻薄寡恩，再残忍无情，面对一个受了半辈子苦、遭了半辈子罪，岁数不大就熬的发白如霜、满脸沧桑，又表现得毫不恋栈、绝无野心、忍辱负重、任劳任怨的人，也不好意思顺水推舟、借坡下驴，真的让他年纪轻轻的就退休失业吧？
最要命的是，胡春华孤注一掷的这个前途完全是不可知的，多么巨大的代价都可能是无用功，白白付之东流。《战国策·秦策》说濮阳人吕不韦的爸爸告诉他：“耕田之利十倍，珠玉之赢百倍，立国家之主得利无穷大”。可是，别的买卖输了，无非血本无归，还能东山再起，而窃国的生意，却是拿命当本钱去冒险，是搏命啊。对胡春华来说，他是地地道道的背水而战，失败了不光一生没有任何价值、生命等于不曾存在，而且难有其他谋生手段和出路。
没听说他职务以外有什么擅长和爱好，汉语是非常专业和难学的，胡春华当年学业再好，抛弃了那么多年也无法重捡，除了做官他别无本领和所长，一旦无官可做大概率就会过着没有乐趣的日子郁郁而终——而李克强还可以去翻译英文法律书，孙政才可以去研究新的农作物栽培，即便秦城监狱不许他发挥专长，他至少能再没俗务缠身、心无旁骛、尽情忘我的享受心爱的“王者荣耀”了！
和胡春华深仇大恨的从政之路比起来，我的另一个校友、比胡春华小一岁却高一级的李书磊简直就像一个玩票的。我在北大的时候，李书磊正在中文系读硕士，我的印象是他是《校刊》上最勤奋的豆腐块文章作者，时而评价文艺，时而吟诗弄赋，时而感叹人生，时而参悟生死，让人觉得想法庞杂、神神叨叨；后来清风明月、逍遥快活、轻松飘逸了三十年，直到遇到贵人习近平，自此飞黄腾达。
早在五年前，就有北大人预感此人没准前程还会胜过早已是政治局委员的胡春华——如果最后一语成谶，那胡春华肯定觉得人间真的是没有是非善恶、天理公道了！其实，不要说李书磊，除了胡春华，自第三代起的共产党官员们从大到小，又有哪个不是玩票的？远的江泽民，在幸运球砸中脑袋之前唱歌剧、追名角、飙英文，海派了大半辈子；近的习近平，在福州是当地人嘴里有名的花花公子，到了浙江，“此酒且图今天乐，休问功名几时成”，日日宿醉之外，还不拉下中午一顿。其他数不胜数的余子碌碌和更不入流者，从仕途的第一天起就抓住时间、只争朝夕、一寸光阴一寸金的五子登科、花天酒地、放纵欲望、不负壮年，一路带病一路前行；他们少奸巨滑，既利己又粗糙，在还没开始之前就看穿了一切、想开了一切、勘透了一切，绝不会为了一个水月镜花耽误了人生百乐，权力、财富、名声、女色什么都要占着、什么也不落下，哪怕最后灰飞烟灭一辈子也值了没白活。
所以，尼克松的感受是老一辈的做派，面对当代拆白党们早就过时了，就像我们那个时代每个人都相信做学问是清苦的，而现在做学问的，则是热闹、喧嚣、风流、富贵、快活，酒色财气、样样不缺。
上述这些玩票的和李斯所谓“仓鼠”之外，事实上还有更多的人是无心插柳。
查查这几届政治局名单里的简历就能看出，有心栽花的挑来挑去，只有居于两极的薄熙来和胡春华此唯二者：
李克强本来是想出国留学继续法学研究的，结果被当时北大党委书记韩天石强行留校做了团委书记，孙政才是一个有造诣的科班农学家，后来服从组织安排“学而优则仕”，这两个人都是“被从政”——特别是孙政才，本科学的农学，硕士选择了更加专业的“作物栽培与耕作学”，连在职博士都没转学什么劳什子“管理”而是接着农业再农业，可见是一心一意奔着农业专家去的；是组织把他引诱、鼓励、制造、训练成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却又容不得他的雄心壮志，结果成就了他也毁灭了他——；
其他像汪洋、栗战书、韩正、陈敏尔等，人生的第一份职业都是杂役，杂役之后即使有机会参加恢复了的高考改变人生也懒得折腾；对他们来说，从未期望过出人头地，杂役和后来无意中走上的官场都是饭碗、工作和谋生手段，自然也谈不上压力和辛苦、更无所谓成功与失败，谁承想有朝一日踩了狗屎运或者瞎猫碰到死耗子的跟上了习近平，就一步登天上了金顶——他们最能同感拜登告诉记者们的：刚住进白宫的日子，他每天早起都要问一遍太太“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和制度中，胡春华的成功是必然和规律；但在当今中国，他却是一个百年不遇的奇迹、特例、另类和异数，不可复制也没人愿意、敢于去复制——即便复制了也是九死一生、自取灭亡。
如果中国注定要在共产党的肆虐下荼毒，我宁愿胡春华得偿心愿、苦尽甘来。这样，我起码能看到，至少“盗亦有道”还不是一句谎言。 （作者：高瞻）
